中产阶级与社会观念

这些年有一个说法，即从西方现实经验里总结出来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根本。这一基于事实的经验归纳，可以说无法否定它的结论：即中产阶级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一般而言，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凭借良好的知识技能获得较好竞争机会，并因此而相对富裕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有明显的职业身份，如记者、医生、律师、自由职业者、高级技术顾问、金融专家.....等，他们事实上都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这里的关键词是：知识和资本主义。通过知识谋取福利。因此，从社会学意义而言，中产阶级倾向于保守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从一般人格心理而论，中产阶级比较务实，喜欢就事论事，以行为的成绩——至少是行为的过程——而判断价值，不崇尚甚至反感抽象的思想性理想性理论，中产阶级不大关注直接的道德问题，不直接讨论公平、正义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通过点滴的技术和规则的进步来解决道德问题，而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将自己做的事情做好并且做出实际成就，他们的出发点是从个人的利益立场出发，这导致他们不可能有激烈的道德情怀和社会关怀意识。

就中国社会现实来说处于一种（应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不同的，是原教旨资本主义与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资本主义成型时期。过去的一些特权阶层依然存在，这些特权阶层依仗其政治地位获取资源，这让知识型的中产阶级不满，这是中产阶级能够——但温和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中产阶级不赞同权力寻租的不公平，他们主张通过优化市场规则，依靠知识和技能本身来竞争，这就是他们眼里的公平。但是，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是温和的，第一，中国政治权贵本身提出了改革和市场化的口号，事实上也真实地做了，这让有知识的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施展身手，获取财富，第二，中产阶级不存在现实的物质困境，他们的政治欲望不会太强烈，相反，由于其精英意识，即自己才是创造社会财富推动进步的主力军，他们不附会一般大众的急迫声音，认为后者导致社会动荡具有破坏作用，是双输的结果，很多时候他们甚至直接和大众的声音对抗（这一点在经济学家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因此，他们肯定当权者作出让步的实际姿态，并希望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通过温和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应当承认，中产阶级其自身的专业技术能力是社会财富创造的生力军。但我认为，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仍然是不完美的，甚至有其固有的重大缺陷。他的缺陷在于其观念道德感的匮乏。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根本这一结论是西方经验的体现。这一结论所适用的环境是西方相对富裕和发达的成熟资本主义。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看到所谓中产阶级是社会结构的主要成分，占人口大多数，即所谓橄榄型社会。在这个社会环境下，西方主要知识分子不太可能形成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即使在一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也很大程度上将这些学科当作一门纯学术来研究，直接的社会指导意识是不强的。但历史地来看，西方在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由于社会矛盾突出，贫富分化严峻，其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则非常突出，很多人甚至愿意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道德目的而行动起来并为之献身。很难想象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发轫阶段那些无情揭露、批判的道德文章——艺术、思想的泛滥，西方资本主义会成为今天的模样，金钱的主人会不会堕落，财富会不会严于律己为大多数人服务将是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仍然可以说，西方国家内部一定程度上还有财富的罪恶，今日的所谓金融危机其实就是一大群金融精英直接参与下的人性贪婪的结果，而且就全世界来说，财富在近代的巨大创造力背景下，仍然有无数的非发达国家的人民处在饥寒交迫的状态，我们也很难分辨是否国际产业链本身就是发达国家对穷国的变相掠夺以维持其高消费的社会富裕，比如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韩国三星公司曾经要挟我所在的公司对它公布成本报告，以方便对我方的报价审核，在面对众多国内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这种商业机密的东西只能交给三星方面。历史事实上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以及知识代表——他们最容易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虽然一开始是封建君主专制的竭力反对者，但是他们在获取了社会中心舞台之后，迅速实践的是另一种新形势的两极分化和隔离，尽管我们有种种理由说——比如期待通过更高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达到共同富裕，但是，这不是等待和无视分化的借口，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经济是必要条件，但是发展经济肯定不是社会正义实现的充分条件，这一充分条件必须是一种对道德怀有关注的非经济非物质发展主义思路对后者的规范性要求。

中国的情形看起来非常复杂，其复杂性表现在，对西方来说当其处于发展阶段时，对它的激烈批判是完全正当的，人们在社会心理上坚决地站在新的思想和意识之下，借助公平正义的旗帜要求国家为实现所有人的生存、发展权利而提供保障，要求政治权利的平等参与以遏止以利润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这种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甚至对财富本身的批判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问题，人们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富裕作为改革口号被提出来，赚钱不是罪，赚钱是一种能力，因为我们被社会主义的草搞怕了、害苦了，就象矛予式说的通过市场机制的资源优化获取利益是天经地义的道德；另一方面，西方人以及他们的知识话语作为我们信奉的参照系已经停止了左倾的激进论调，他们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不关心社会道德问题，而向往科学精神和科学的开拓，在政治哲学的专著里，可以感到他们即使在研究社会不公的时候那种从容不迫，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先辈的壮怀激烈，时代毕竟不一样了。与此同时，中国在创造巨大财富的过程中，和西方一样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为富不仁的现象，而且资源浪费、环境逐步恶劣，人性堕落道德崩溃种种可能都出现了。这种尴尬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号称社会思想者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严格的为资本效劳的前面提到的那些资本主义精神载体并为之服务的知识分子——也难于不在产生激进变革思想的道德感和保守现有秩序之间徘徊。其中，不能不提到一个知识现象，即西方知识分子在血与火的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之后对承载社会道德责任的革命、运动的消极作用的反思，群众的道德义愤在这一反思下被刻画为无序、野蛮、残暴，其动机被描述为普遍的自私，而道德文章被定义为缺乏真正责任的浪漫主义的非理性，虽然当然的争论多多，但是，中国受西方正统模式教授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可能将这种反思的声音演变为对群体声音的遗弃，转而坚持类精英主义的立场，而这正符合中产阶级的自然倾向。

人总得选择什么，在无序和困惑中，在泛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下，自由主义看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自由主义版本多多，但那种精神意识和终极问题的哲学形而上学说实在的无所谓自由不自由的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成为主义应该说是和政治经济的世俗人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自由主义其实并非什么真正的自由，就象我们表面上对于自由的那种字面的理解，自由即无约束，虽然自由在人们的观念里向来有这种还原其本意的倾向，并且越是在无序的功利竟争的条件下，人们越是希望自由是没有约束的，现今中国人很多的自由至上者都有还原自由原始主义的倾向性理解，表现在个人的生活方式，也表现在一些工商业即市场经济主体的观念与行为里，他们企图在任何哪怕是单一的系统里实践自由的原始意义。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其实远离了其本意，只剩下原始意义的余绪，它努力要规划的恰好是各种规则也就是自由的约束边界，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它分析权利与义务。这都没有错，社会就其本身来讲，越进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就越需要各种规矩，当这种种规则上升到自然法则之上时，它就成为人为制订的法律，与法律相关的是权力以及它的组织结构，因此，自由主义也意味着如何对权力进行约束，意味着政治制度的选择。

但自由主义存在的还原倾向，在一种资本主义高涨与繁荣时期将在经济上为制度的选择提供高调，这一高调就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市场论者企图超越各种社会规范，无论是道德还是国家政权，希望按照一种所谓的市场自由如其所是的那样进行。市场在自由主义的还原倾向下被论证——关于人的论证方式是否真实争论不休，这是哲学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延续——为具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只不过这种规律现在变得难以把握，尽管人们可以指出其中的要素，即什么是人的因素什么又是物的因素以及它们的结合和现象即价格和需求的动态关系，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将人看做单个的有目的的获利——不仅仅是金钱，还可能是其他的需要，例如融合到人群和奉献等等——个体，但总体来看市场不需要有目的性的引导，在其中市场通过供求的杠杆作用自动地调节，因此，宏观的道德要求和权力干预是无效的而且损害了它的作为。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这种去道德化和抵制行政干预的纯粹市场——但事实是单个的个体是有道德的人、市场单位如公司是有道德的人按照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权力结构，当然，市场论者可以强调说，这不是市场的重点，市场的重点是这些按照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是怎么运作的——是他们青睐的，是他们擅长的，是他们能够展现其学以致用的才华的平台。

市场总是有失意者，但对于将市场作为自由载体的人来讲，个别人的失意不是重点，这就是所谓社会整体福利改善的观念。虽然自由主义总是认为自己是从个体权利出发的，但是，在具体到微观层面，自由主义比如经济自由主义必定漠视具体个体的感受，转向一种宏观的类真理信仰，即所谓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在强大而冷漠的市场里，人们竞争，或得意或失落，那些失落的人彷徨无定。对于思想者来说，难道单个的人这是可以忘记的吗？经管历史似乎告诉我们西方“必定”地经历过了血与火的过程才达到今天令人基本满意的状态，然而，历史没有验证过更多的不发达国家和多得多的第三世界的人口能够按照同样的方式走到它们这一步。这些人在面对困境，特别是这种困境是无数的不公平的直接或非直接导致的，他们难道没有权力提出变革要求？他们提出的要求难道只有按照某种保守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教条？知识难道可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特权和优先？这是真正或者说是善的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吗？我们可以选择变革和保守，它的理由在哪里？

某种中间道路的徘徊，这是我的困惑，但我希望我们能真正走出这种困境。现在，我所能做到的是，基本上排斥简单的科学主义和经济发展主义，我认可积极的为社会公正、照顾大多数人体面和幸福感受的建设性思想（即使有所谓的自发和自组织秩序，也应该是努力的而非消极的接受的自组织），反对自由主义的新形而上学——尽管它提出来的一系列口号：宪政、民主、人权、自由——但是，它是建基在一种转移过来的西方范本之上，而有意无意掩盖和不愿意认真我们当下自己的现实的东西，使得这些口号是是而非甚至出现异化，出现各取所需的荒唐局面——这绝对不能说成是“多元”。这种神化、泛化自由概念的行为事实上起到了媚世的去道德感的无责任、无义务的作用，它在思想上是顺大流，说自己是自由主义就仿佛成了正确的体现。我们曾经讲过的在生活趣味上世俗小资产阶级情调（中产阶级所能拥有的）的东西就是这个，只不过以貌似有理的自然的——自由主义认为他们自己尊重客观规律：经济的、社会的和人性的——方式来掩饰自己。问题是我们远不到西方社会那个程度，我们只是模拟了一种表象，通过转换，在幻觉里以为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休谟认为在经验里我们具有感觉，感觉就是经验，然而，缺乏道德意识的感觉是虚弱的感觉，为了对付虚弱的感觉，错位的自由主义真正的作用是为自己的舒适创造一个自由自在的心理空间，人的信念并非是真正客观的，它有倾向、有选择，它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有成熟、大度、洒脱的姿态，其实他们往往停止了关于痛苦的思想，而思想的痛苦关乎公平和正义，它就是道德。思想或许有兴趣的原因，为你感兴趣的而努力，这是对的，也是自由主义所认可的，然而，取消道德的焦虑的思想，想法设法掩饰道德焦虑，这也是一种人的兴趣和愿望。如果罪感是一种高贵的文化结果，那么，错位的自由主义则试图让罪感文化成为个人利益和公共道德较量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