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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在社会关系形成中的作用

摘要:

近年来，人们开始重新关注网络(network)和空间场域(spatial context)之间的关系。本文批判性地回顾了一部分关于物理空间如何影响社会关系形成的文献，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在网络分析、社区研究、地理学、组织科学、建筑和设计以及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都能找到答案。本文主要关注中观和微观(meso- and micro-levels)层面的网络分析，特别是研究空间因素在邻里(neighborhood)和组织（organizational)场域中的运作过程。本文提出，空间场域至少通过三种机制对社会关系的形成产生影响：空间邻近性(propinquity)、空间构成(composition)和空间布局(configuration)；充分理解空间场域的作用需要多学科视角以及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综合；空间在网络中发挥作用的核心方法和概念问题仍有待回答。最后，本文明确了这项工作中的主要挑战，并提出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

作者简介:

Mario L. Small and Laura Adler，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编译来源:

MarioL. S.,and LauraA.(2019). The Roleof Space in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Tie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5, 111-132.

本文作者：Mario L. Small and Laura Adler（从左到右）

一、引言

为了解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形成关系的过程，可以考虑以下两种被认为是正确的说法。首先，人们之间建立关系的前提是他们首先进行社会互动；其次，所有社会互动都必须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进行。但是，后者在互联网时代对于社会关系的形成来说变得不再必要，以至于一些人试图断言空间不再重要。对此，本文通过批判性回顾研究文献，分析物理空间在社会关系的形成中是否起着核心作用。

关注空间如何塑造社会关系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齐美尔（Simmel 1997）和布劳（Blau 1977）等社会学思想家，雅各布斯（Jacobs 1961）和怀特（Whyte 1980）等城市观察者，勒费布尔（Lefebvre 1991）、希利尔和汉森（Hillier & Hanson 1984）等空间理论家，以及费尔德（Feld 1981）和费斯廷格等（Festinger 1950）等网络分析者。多元的学科视角为对社会关系的形成感兴趣的社会学家提供了沃土。而近年来，人们对空间和网络之间的关系重新产生兴趣，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主题与研究方法。通过系统性地文献回顾与评述，本文认为空间场域至少通过三种机制发挥作用，即空间邻近性、空间构成和空间布局；充分捕捉空间场域的作用将需要多个视角和定性与定量的综合研究；此外，空间和网络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仍有待回应。

二、研究背景

在人们如何构建社会关系方面已经形成大量且多样的研究文献，分析单位从个体到二分体、三分体（triad）、邻里、城市以至于整个国家；分析方法涉及定性和定量研究，并兼容着网络分析以及其他领域中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和以社会为中心（socio-centric）的分析传统。由于上述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存在，文献在概念建构方面也具有多样性：包括友谊的形成、关联、边际概率（marginal probability）、传递性（transitivity）、密度变化（change in density）等。

这些差异反映了在关于网络和行为者的本体论，以及应该如何研究它们的认识论两个方面本质不同的假设。例如，一项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可能会假设关系形成过程最终取决于行为者的决定，并在考虑到机会和限制的情况下，重点关注个人决定与他人交朋友或建立关系的方式；相反，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可能会假设整个过程最终取决于网络的属性，因此关注网络随时间演变的动态过程，并将随机波动与具有规律性的变化过程区分开来。鉴于研究范围差异，本文主要关注个体和二分体单位层面关系形成的过程；此外，也选择性地讨论了关于网络进化、社群（community）形成和邻里研究等领域的相关文献。

在个体和二元层次上研究关系建构的人员认为，陌生人之间形成关系的概率取决于两个独立的过程：相互接触（contact）和决定交往（associate）。前者强调社会互动对于关系形成的必要性，即社会互动的频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关系建立的频率；后者则认为对于一对陌生人来说即使已经相遇，但他们依然可以独立决定是否发展一段亲密友谊关系。

就本文而言，空间场域（spatial context）是指发生社会互动的自然的或人为构建的物理环境。本文严格地在物理意义上使用“空间”概念，而不使用在网络分析中具有隐喻意义的“空间”。因此，“接近”（proximity）是两个研究对象的间隔距离，而不是网络节点之间的距离；“社区”指涉一个物理位置——城市中街区、街道和组织的集合——而不是网络中的一组节点。将与空间相关的术语限制在物理领域内，有助于在本文在分析跨学科文献时避免混淆。

本文通过关注空间场域的中观和微观尺度来缩小研究范围。在宏观尺度方面的研究包含了空间邻近性与接触机会之间关系的大量文献，并且发现，地理差异性（variation）本身就可以解释大规模网络中的多数关系形成。因此，本文主要关注社区（neighborhoods）和组织（organizations）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空间场域的物理特征；也就是说本文并不关注诸如人口构成、管理结构等可能与空间因素相关，但并不属于物理特征的因素。

本文认为有三种机制在空间与社会关系形成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邻近性，即行为者之间的物理接近程度；空间构成，即为社会互动创造条件的固定场所（fixed places），如公园、餐馆或大堂；以及空间布局，即空间分割化（segmentation）形成的具有物理边界和联通路径的子空间（subunits）。后文依次讨论每种机制。

三、空间邻近性

在空间网络分析中，研究最广泛的问题是物理邻近性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这一焦点反映了托布勒（Tobler 1970）所说的地理学第一定律（空间相关性定律）：“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但邻近的事物相较于遥远的事物之间具有更高的相关性”。齐美尔（Simmel 1997）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影响其心理和情感关系；而布劳和施瓦茨（Blau & Schwartz 1997）则提出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越近，他们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

许多研究已经开发出了关于空间邻近性概念的更精确且更多元的测量方法以及测量尺度，并且发现物理距离与友谊、交流或联系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有证据表明，随着距离的增加，城镇居民或者企业员工建立关系的可能性迅速衰减。在其他与社会互动相关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非线性关系，例如同事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朋友之间的友谊维持。

四、空间构成

虽然邻近性可能是研究社会关系形成中被最广泛使用以及最不令人惊讶的空间变量，但邻近性本身可能并不能确保社会互动的发生。事实上，空间场域的其他维度也同样重要。其中之一就是本文所说的空间构成，或者说使得社会互动成为可能的固定地点。严格地说，空间邻近性并不是空间本身的特征，而是空间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所具有的特征。相比之下，空间构成则是空间本身的一个核心特征。在社区层面，空间构成是指公园、广场、社区组织、咖啡馆、酒吧、理发店、宗教机构、托儿中心和发生社会互动的类似场所；在组织层面，它是指礼堂、饮水机站、自助餐厅、大厅、教室以及建筑之中发生社会互动的类似地方。社区或组织层面的空间构成可以干预空间邻近性对社会关系形成的影响。当地机构的建设，例如商店和教堂等，可能会影响住在附近的人们互动的频率，从而降低距离对社会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事实上，空间邻近性的影响可能取决于空间本身的构成。

固定地点的存在具有两重意义：首先，它们使得社会互动的出现（meeting）成为可能。在没有餐馆、商店或理发店的情况下，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的邻居也可能并不交流；而在没有自助餐厅或其他可能进行互动的公共空间的情况下，同一公司的一对员工也可能永远不会接触到对方。其次，它们通过吸引注意力的方式来鼓励社会互动的发生和人际关系的构建（mating），并成为“支点”般的存在。例如，教堂的重要性在于它成为了信徒之间关系和凝聚力的关键点，从而给予人们一个聚集在一个地方的理由并发展出公共的（communal）而非孤立的宗教力量。

在社区层面，城市学家长期以来认为，城市和社区的公园、广场等场所的建设有利于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一观点在多个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另一些研究则关注咖啡店、美容院和酒吧等商业性机构（establishments），它们通过提供社交性而非工具性的互动来推动社会关系建立。当然，对上述机构的研究并不是重在关注机构的建设与发展，而是关注作为分析单位的个人——关注人们在特定场所建立的关系与他们在该场所中互动的强度和频度之间的关系。此外，一些研究关注焦点活动（focused activity）对于固定场所促进关系形成的作用，例如儿童保育中心的春游和家校、公园中的美食和雕塑，以及社区艺术展等活动。研究发现，这些活动有利于吸引公民参与公众活动并为其创造互动机会。

在组织层面，学者提出，等候区和会议室等公共场所，以及长椅和桌子等元素，有助于促进社会互动和提高凝聚力。事实上，一些研究明确地以一种更微观的方法来处理空间研究中的问题——他们没有研究咖啡馆等场所是否有助于人群互动，而是研究开放的户外座位和遮蔽物等元素是否有助于咖啡馆的活动开展。其他研究还包括宿舍中的公共空间和房屋的前门廊（porch）设计。与社区不同的是，组织更强调一套管理社会互动的规则和规范。例如，在学校里，物理课堂的存在使学生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但是关于课堂分配的制度规则决定了哪些学生在特定的时间内实际占用它。因此，许多关于组织中固定场所作用的社会学研究都与制度规则相关的研究关系在一起，特别是那些能够将人群“配对”的规则。

五、空间布局

本文将空间布局定义为导致空间产生分割的物理屏障（barriers）和路径（pathways）的排列（arrangement）。在社区层面上，空间布局是指街道、街区和其他元素的排列；上述元素分割了空间，从而鼓励了一些元素之间的互动，同时阻碍了其他元素之间的互动。在组织层面上，它指的是建筑的走廊、地板、小隔间等元素。空间布局产生的影响有两个维度：一是通过边界和路径来分割空间，更具体来说，边界切断了空间之间的关系而路径发挥了促进的作用；二是通过边界和路径在社区或组织（等地图）中的相对位置来塑造人们的自然运动和社会互动。同样，解读空间布局也是理解空间邻近性影响的必要前提。研究者采用了功能（functional）距离、功能邻近和路径重叠（path overlap）等概念来更加精确地量化空间布局与捕捉路径和边界之间的关系。其分析和测量结果与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类似，揭示了空间布局和社会互动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社区层面，空间布局创造（或限制了）社会互动的机会，例如封闭边界对于不同种族或不同经济阶层之间日常活动的分割；而开放路径对于解除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来说比更大路径或者空间构成的其他方面而言更加重要。同样，多数研究并没有研究空间布局的形成，而是关注个体在该布局中的位置如何影响社会互动或关系的形成。例如，研究发现，如果房屋在社区中所处的位置越趋于中心，那么户主将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而如果社区之间原有的通路发生了断裂，那么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人际关系的消亡。

在组织层面，空间布局，特别是在办公室内的作用（如增加协作、推动创新等），一直是研究人员的关注重点。先前研究虽然并不注重关系的形成，但强调空间布局和社会互动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军队研究中，士兵被随机分配到不同隔间。“封闭”隔间显著增加了士兵与同一隔间中的其他人的关系，并淡化了与位于同一营房但居住在不同隔间中的其他人的关系。而在公司开放空间和封闭空间的比较研究中，工人们会在低封闭度（low partition heights）和高能见度的空间里更经常地交流，尽管交流的时间更短。

六、挑战、局限与结论

虽然关于空间邻近性、构成和布局的研究发展迅速，但理论和现实中仍存在着三个重要的挑战。第一，支持空间要素作用的证据仍然不完整。事实上，许多研究要么没有发现空间效应，要么发现相互矛盾的证据。第二，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因果效应解释仍然是一个挑战。随着空间变量的测量变得越来越复杂，依赖简单的“邻近”来研究新关系形成已经不再现实。目前大多数采用复杂测量方法的研究使用的是少数的空间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单一时间点收集到的观察数据，而未来还需要更加关注空间因素的变化。第三，与经验上的不一致和差距相伴而行的是，许多概念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关乎空间邻近性、构成和布局的使用。例如，由于人口同质性的存在，许多看似空间邻近性产生的效应实际上是虚假的。因此，社会关系形成需要发展更精细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上述三种机制的存在作出反应。这些空间因素在任何给定的条件下是否以及如何起作用，将取决于网络结构和其他仍有待理解的条件。

至此，本文对研究空间场域如何塑造社会互动的稳健的、多样的、不断增长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并提出除了空间邻近性，空间构成和布局也在社会关系形成所必需的社会互动中起着核心作用。文献中的实证和理论挑战指出了未来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包括关注空间场域和在线网络（online networks）之间的关系，研究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物理空间的社会互动；关注空间场域与感知（perception）之间的关系，研究行为者感知空间因素的方式对社会互动产生的影响；关注空间场域和配对过程，研究空间因素如何影响人们之间社会互动的频率、持续时间、舒适程度和专注程度。

编译 | Carlos

审核 |梁乐妍

终审 | 何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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