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因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莱克遭美国警察枪击，多地爆发骚乱，威斯康星州因而进入紧急状态。“弗洛伊德之死”波澜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大选临近，两党就这些议题交锋日益白热化，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美国的两大阵营撕裂来源已久，美国社会是如何走向撕裂的？

当地时间8月23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的一名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莱克遭警察从背后连开7枪。该事件随即引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多地被示威者纵火。继“弗洛伊德事件”以来，美国再次爆发出黑人骚乱。25日，威斯康星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受害黑人父亲则表示，布莱克腰部以下已经因此瘫痪。

美国多地因布莱克遭枪击而陷入骚乱

随着美国大选临近，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确认了他们今年的总统候选人，两党博弈愈加白热化。在这个背景下，从“弗洛伊德事件”到如今发生的布莱克遭警察开枪事件，都在不断加剧着美国政治的撕裂。在布莱克遭枪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刻喊话，要求部署国民警卫队，迅速解决黑人抗议行为。而总统候选人拜登，却要求彻查此事，涉事警察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美国两大阵营的深深的分歧和撕裂也在这些事件中展示了出来。

其实，美国两大阵营的分歧和撕裂由来已久，美国的这种“文化内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长久以来把政治议题设定为一系列的虚假选择，这使得美国“解决问题的政治”走向失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是如何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社会一步步走向撕裂的？美国的“文化内战”将会走向何方？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略有删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美]小尤金·约瑟夫·迪昂著，赵晓力等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作者 | [美]小尤金·约瑟夫·迪昂

摘编 | 徐悦东

美国政治中的许多问题

都可以追溯到其主导意识形态的失败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既是论战之作，也吹响了进行政治革新的号角，还是1960年代以来美国意识形态政治的历史，而且我越来越觉得，或许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充当这样一部历史。此书试图通过审视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成就和错误转向，探究今日政治的根源。《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的核心观点是，观念对政治的塑造，远远超过大部分关于公共生活的记录通常承认的程度。我坚信，观念不仅影响精英和知识分子，也影响普通选民。有时我甚至认为，普通人对观念的重要性的认识，要比精英更清楚，对那些自1960 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塑造我们的政治的运动之兴起，这些精英常常感到惊讶不已。这些运动通常是从下到上兴起的，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战运动都是如此，1960 年代巴里·戈德华特、小威廉·F. 巴克利、罗纳德·里根领导的保守主义造反运动，基督教保守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运动，在过去三十年间动摇政治的形形色色的抗税运动，莫不如此。

当然，影响政治的不只是观念。利益集团的金钱和权力也影响政治。否认这一点是幼稚的，就像假装观念不影响政治一样幼稚。众多的美国人看到政治被有钱人主宰，这使得巨额竞选捐款也成为美国人不信任政治，甚至有时仇恨政治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书的核心论点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长久以来把政治议题设定为一系列的虚假选择，美国政治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主导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被各自的矛盾所折磨，为了对自己形形色色的选民的需求做出回应，他们不容许国家去解决那些最被困扰的问题。1991年，在一个又一个议题上，我们坚持，关于美国究竟向哪里去，或者至少我们应该辩论哪些问题，是存在共识的；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使得这些共识无法表达自身。对那种意识形态驱动的“非此即彼”的政治所呈现出来的虚假选择，选民已经受够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其最好的一面而言，民主政治就是小亚瑟·施莱辛格所谓的“寻求解决办法”。民主政治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解决争议。但是自从1960年代以来，赢得选举的诀窍，却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启同一批引起分裂的议题。这些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重新辩论，没有任何新的解释。有的，只是旧的憎恨，旧的愤怒，一遍遍搅起来，其企图不过是得到选民又一次投下的愤怒抗议的选票。政治谋士们特别擅长发现一些充满创意的法门，激起民众对犯罪的怒火。然而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解决问题，关于死刑好不好的没完没了的辩论，并没有把更多的警察部署到街头，并没有让刑事司法制度更加合理化，也没有针对暴力的深层原因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解决问题的政治”之衰落，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剧烈下降，负面竞选就变得越来越频繁。要吸引越来越疏离的选民，候选人和他们的政治谋士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玩弄大众对政治的愤世嫉俗的情感，借此赢得他们的选票——他们这样做有充足的理由。但是玩世不恭的竞选并不会让“问题得到解决”。就这样，问题越来越严重，选民越来越愤世嫉俗，竞选广告越来越玩世不恭。

保守派曾利用文化和社会议题

让南方白人离开了民主党阵营

此书描述了保守派在一种深刻的张力中遭受的痛苦。保守派分裂为两翼，一翼是主张自由市场、反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一翼是更醉心于保卫那些1960 年代备受攻击的价值（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传统主义者。自由派也是困难重重。自由派的核心纲领——医保、社保、扶贫和平等权——广受欢迎。但自由派不愿以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价值的名义赋予自身努力以正当性，这些价值包括：工作、家庭稳定、对犯罪行为的严厉惩罚，以及尊重老式的地方和邻里关系。

双方都陷入艰难的论战，政治也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保守派可能无法围绕某一个纲领团结起来，但他们可以在打退自由主义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利用美国社会中围绕种族、性别平等以及文化变迁（用托马斯和玛丽·埃德萨尔更为平实的话说就是“种族、权利和税”）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分裂自由派阵营，将怀疑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工人阶级选民分群，拉到自己一边。自由派则似乎否认一个道德的社会取决于道德的个人，反对福利国家旨在加强特定价值（比如工作和家庭稳定）的改革。自由派这样做正中保守派的下怀。

将我们的问题归罪于“意识形态”的失败似乎是避免追究个人责任的方便法门。但实际上，让意识形态为我们的麻烦负责，就是让那些靠意识形态过活、制造这些意识形态的人负责。这也是糟糕地表述、解释、运用的观念会将我们引上歧途的另外一种表达方法。在1990 年代早期，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受到政治中一种错误的两极化的压迫，在这种错误的两极化中，当整个国家试图前行的时候，自由派和保守派却兀自在同样的事情上争个不休。

这种错误的两极化的根源，是1960年代爆发的文化内战。就如同美国内战在结束之后依然主宰了美国政治生活几十年，1960 年代的文化内战的紧张和矛盾，在1991年还塑造着我们的政治——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今天仍然如此。我们仍然陷在1960年代不能自拔。

1991年，整个国家面临着文化战争遗留下来的三个主要问题：民权以及黑人完全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价值革命，包括女权主义以及对育儿和性的已经改变的态度；关于越战的意义的持续辩论。最后一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争论在那个东南亚国家打仗对不对，它争论的是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国家，如何看待美国的领袖，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同时还在争的是谁承担了那场战争的责任，他们的承担是否公平。2004 年，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不管争的是约翰·克里在越战中的服役，还是乔治·W. 布什在国民警卫队中的服役。

为什么保守派想要让文化内战继续，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进入21 世纪后还要继续打这场战争，这不难理解——正是1960 年代的文化战争（Kulturkampf）使得保守派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变得如此强大。保守派曾利用文化和社会议题——种族、家庭、“放纵”、犯罪——分裂了曾经支持新政的选民，摧毁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新政联盟。文化议题，尤其是种族，让控制了共和党的保守派赢得了国家中曾经最忠实于民主党的群体——南方白人，并使得数百万产业工人和其他中等收入的白人离开了民主党。

《绿皮书》剧照

在1968 年到1988 年间，除了一届之外，赢得了所有总统选举胜利的新保守主义联盟内部并不稳定。它将高收入人群（其主要兴趣是小政府和低税收）和中下收入群体（文化上保守但仍然支持大多数新政政策和诸多“伟大社会”政策）联合在一起。保守主义联盟低收入一翼在总统选举中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以表达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在国会选举中（至少直到1994 年）投票给民主党，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保守派政治家历来对结束文化内战感到不放心，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在总统竞选中把他们在低收入人群中新找到的支持者推回到民主党那边去。2004 年同性婚姻议题的兴起，以及布什总统支持禁止同性恋的宪法修正案，为这场斗争打开了新的一章。也难怪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在2004年都明确要求他们的政党重启价值问题的辩论。他们的目的是强调，中等收入、在文化上持传统观点的美国人，没有受到那些照顾富人的利益胜过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利益的政策的好好对待。但是，克林顿和爱德华兹同时想证明，传统价值如果想得到正确理解的话，不光要尊重家庭生活，而且要考虑家庭生活的经济需要；不光要强调个人责任，还要尊重社区。

自由派广泛的政治利益从来都是落脚在结束文化内战上。但是许多自由派的利益所向，却是希望文化内战继续。1960年代的政治将自由主义联盟中的权力平衡，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选民（主要关心经济问题），转移到中产阶级上层的改革者（主要兴趣在文化议题和对外政策上）。渐渐地，自由主义不再由支持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所定义，而是由对文化变迁的开放态度以及反对美国干涉他国来定义。文化议题的兴起，使得中产阶级上层改革者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最强音。这些改革者对继续打文化内战也有持续的兴趣，不比保守主义的少。

的确，1960年代的政治事件最令人吃惊的一点，就是让美国的两个主导意识形态和两党，都成为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不管是戈德华特竞选，还是和乔治·麦戈文的候选人资格有染的反战势力，都是受某种道德（在其批评者看来是道德主义）愿景影响下的中产阶级上层的运动。这些选民主要关心的问题与那些不及他们富裕的选民不同，后者主要关心对于他们意义重大的政治议题—特别是国民经济的表现，经济利益的分配，最基本的政府机构如学校、道路、刑事司法体系的效能。当中产阶级上层改革者不论左右，争论道德、帝国主义以及抽象权利的时候，数百万选民被排除在外，好奇为什么国家的政治讨论与他们关心的东西离得如此遥远。

保守派和自由派仍然生活在1960年代，他们扭曲了自己的教义，拒绝面对自己信条中的矛盾之处。两派常常诉诸个人“权利”，批评对方回避那些包含个人和集体责任的问题。两派都宣称自己有社群主义的视野，但是一旦社群的需要与他们所珍视的教条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立刻退后，远远地离开社群。

保守派宣称他们才是真社群主义者，因为他们支持“家庭、工作和邻里”的价值。和自由派不一样，保守派愿意肯定“社群的规范”应该在性、色情和儿童教育这样的事务中取胜。尽管如此，当传统社区的需要与自由市场发生冲突的时候，典型的保守派并不情愿捍卫传统社区的利益。如果关闭一家工厂使得某个特定社区数千人失去工作，保守派通常会以效率的名义支持这种对“家庭、工作和邻里”的打击。许多保守派对现代社会事物的悲叹—短期满足胜过长期承诺，喜好物质胜过喜好价值，自私自利躲避责任，正是保守派觉得有必要去保卫的经济制度运作的部分结果。对于保守派来说，忽略这些困境，将“放纵”怪罪在“大政府”和“自由派”身上，是更容易做的事情。

是自由派将这变得如此轻松。自由派吹嘘他们才是社群的真正捍卫者，喋喋不休地说我们要分担彼此的负担。然而，当话题从经济议题转到文化或个人道德的时候，自由派就会陷入奇怪的沉默。自由派对社会宽容的可敬的虔诚，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谈到德性就非常不自在。自由派捍卫福利国家，但一旦被问到福利国家应该推进什么样的道德价值时，他们就浑身不自在——就好像几百万的联邦资金能够以一种“价值无涉”的方式花掉一样。自由派捍卫贫穷儿童的利益（贫穷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当保守派说，社会有权对这些贫穷儿童的父母的行为予以关注时，许多自由派指控保守派“怪罪受害者”。当保守派说，改变青少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可以减少少女怀孕时，许多自由派用指控保守派“假正经”“脱离现实”结束了对话。

面对美国政治的撕裂

该如何愈合美国社会的伤口？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坚持认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即将呱呱坠地。本书所设想的政治中心将同时反映公众的“自由主义本能”和“保守主义价值”。它将采取温和的文化态度，宽容面广，但对大众在工作、信仰、家庭方面的传统倾向保持尊重。政治哲学家、克林顿前白宫助理威廉·高尔斯顿明确地阐释了美国共识——他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宽容的传统主义者”。社会学家阿兰·沃尔夫1998 年出版了研究中产阶级社会和政治态度的精彩著作《毕竟是一个国家》（One Nation, After All），他在其中广泛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大卫·布鲁克斯对“布尔乔亚波希米亚”，或他称之为“布波族”（Bobos）的讨论，指出了美国人试图将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价值混合在他们个人生活中的方式。

但是，这里描述的新政治中心，对政府能够缓解穷人的苦难，减少经济不正义和机会不平等，扩大教育、住房、健保、育儿的途径等方面，持进步主义观点。

十几年来，本书在美国的年轻人中赢得了一批读者，他们回应本书的号召，追求一种不再被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意识形态世仇和狂热所绑架的政治，此举深获我心。我们所有人都是我们在其中走向成熟的时代的产物，其程度，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深。“政治世代”确实可以定义。那些被新政塑造的美国人，他们对政府和公共生活的态度，在整体上，和那些其观点被里根时代所塑造的公民同伴，将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如果政治变成了仅仅是对过去的重复，一个国家和它的公共生活将完全失去活力。当老年人总是说，所有重要的事情，所有好的想法，所有伟大的领袖，所有好听的音乐，都是二十年前、四十年前、六十年前的，年轻人感到厌倦是正常的。政治也是如此。说所有当代问题的答案都在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里面，或者在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里面，无非是从现在的紧迫局面中走开而已。这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假装新情况并不要紧，新问题并不存在，新方案还不凑手。

马丁·路德·金

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分歧会如此顽固？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我把本书看作关于当前政治的一个系列的第一卷，接下来的一卷是《他们只是看上去死了》（They Only Look Dead），关于克林顿—金里奇年代的进步主义者的，更近期的书是关于布什年代的。无论如何，不管好坏，我认为，让读者根据本书最初写下的样子去判断它的价值，比这儿改一点、那儿改一点更为诚实。

如果让我完全重写此书，我会依然坚持以同样的标准批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即便我现在分析政治的方法变得更为严苛。我热切地相信，200年大选后政治右转对我们的国家很危险，使得我们无法解决本书所描述的许多问题。因此，我对当前的保守主义政治和治理方式，比本书中描述的保守主义的早期化身，更加持批判态度。更为恶劣的政治很可能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是很长一段时期。我不欢迎，也不喜欢这种政治。我尤其不喜欢那些在起居室或者广播电视上的政治讨论，它们越来越远离事实和理性。这些讨论越来越多地成为蛮力的展示。（这让我对一班保守派朋友尤其心存感激，和他们讨论依然充满乐趣，因为我们都认为，意见分歧是相互启发的源泉，而不一定是冲突的原因。）

但是，当时代“发牌”时，公民必须上手去“打牌”。我们中喜欢进步主义政治和一种温和、节制的文化的人，不能因为不喜欢目前这种玩牌的方式，就把竞技场让给我们的对手。

长期来说，我的确希望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玩这场游戏——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以一种不那么仇恨的方式。我用此书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不想看见所有的智慧分处政治鸿沟的两侧。正如我相信自由派的错误，需要保守派思想家和政治家来纠正，我同样相信保守派的失败和做事过头为进步主义的出发开辟了道路。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小尤金·约瑟夫·迪昂；摘编：徐悦东；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