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文

社会危机一旦爆发，总如海啸般席卷而来，无人可置身事外。经济层面的金融危机如是，宗教领域的教会恋童癖危机如是，乃至新闻领域的电话窃听危机亦如是。

人们总是执着于“秋后算账”，孜孜不倦地试图揪出社会危机为何会发生的根源，也就是结构性归因，仿佛如此便可避免下一次危机的重演。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C.Alexander）在其著作《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社会化》中，有着另辟蹊径的解释。

他认为我们一直处于“危机边缘”的临界态，只是无论这种临界态的数值有多高，只要其保持着作为社会问题的形态仍旧停留在被社会分化出来的专业领域或者机构之中，其仍旧是稳定状态下的内部紧张。将社会问题引爆为社会危机的导火索，是理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堆叠所创造的巧合。

亚历山大抛弃了传统的结构性分析，试图抓清实质：每当社会问题被认为要危及整个社会、动摇公民价值观，被迫溢出原属的领域，而公众领域的话语和监管权力大举介入的双重“越界”发生时，社会危机便被点爆了。大部分时候其消解也并非是找到了改天换日的彻底解决之道，而是专业领域内制定和维护旧秩序的精英们和号称要改变不道德积弊的公民领域团体们，在让彼此精疲力竭的制裁、反击、复仇之后，最终划分出了新的边界，重新回到了蕴含无限紧张关系的稳定之中，等待下一次的轮回。正如亚历山大的精妙比喻，这是一场“球门柱”会被移动，却仍在、总在进行的球赛。

亚历山大对社会危机之一金融危机的具体剖析，显然在经济学家们的传统思路之外。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业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中，经历了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但总体而言仍处于“稳定状态”之中，公民领域也无意于涉足专业金融精英们对其的运转操持。虽然早在2008年之前美国经济就陷入了衰退之中，但雷曼兄弟的破产所引来的媒体对其“狂妄自大”、“严重危害公民领域”的集中声讨，才促使金融业内的“经济理性问题”转向了社会领域内的“道德狂妄和情感屈辱问题”，金融危机随即触发。

来自公民领域的成千上万篇文章、报道所进行的审判、清算投向了金融领域，金融业精英们被视为破坏公民价值的“贪得无厌的享乐主义者”、“傲慢自大者”。继而，来自国会方面的立法和监管措施开始介入，《多德-弗兰克法案》和“沃尔克规则”对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整改要求，国会、政客、说客、金融精英们在此新基础上，陷入了对于边界线的拉锯战之中在“废除监管”和“进一步强制”的左右拉扯中，“球门柱”最终被移动完毕，“一切都重归稳定状态”。也就是说，金融机构不再被视为反对公民价值观的毒瘤（“反”公民机构），回归到了界线以内、独立运转（“非”公民机构）。于此，亚历山大展示了社会危机是如何从社会问题“越界”成为社会危机，而又在界线挪移回归中消散的完整过程。

总体而言，亚历山大所构造出的这套理论的最精妙和最值得深思之处，在于点出社会危机的两重“越界”，亦能帮助我们去重新审视为何人们总体观念越来越进步，社会却越来越分裂和对立这个当代社会最无解的问题。

第一重越界，是社会问题从其分化领域被迫溢出到公众领域之中。

“历史篇章中充满了惨绝人寰的状况，无人关心，不被重视。”亚历山大引用了布鲁诺的名言。他漫不经心地列举了在分化的社会领域那些亘古有之的紧张关系：经济领域中的不必要损失、偷盗、破产和经济衰退；宗教内部的丑闻、分歧和争端……但在稳定状态之下，这些紧张关系只会成为不受社会关注的“内部问题”，并受制于领域内部的逻辑，在处理运作中增强，而非瓦解机构的权威。这些稳定状态下的紧张关系并不完全是削弱公民领域理想的威胁，亚历山大反倒认为，其也证明了“机构和文化的多样性”。

分化出的机构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界线也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发展有所挪移。例如，性别等级问题在近代之前曾被完全视为家庭内部事务，理应“由家庭领域中的父权精英来处理”，而现代人对性别等级问题的思考起点不再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而是“是否违背了普遍的公民准则”。

所以，在第一重越界发生之前，也就是社会问题从其分化领域被迫溢出到公众领域之前，即使规范相关行为的法律已然出台，在人们普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下，这些行为仍然会“屡禁不止、居高不下”。亚历山大认为这是因为“作为外部约束”的“法律”，只有和一个“共同的文化核心”产生“联动”，通过意志和想象力“内在激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只有当第一重越界发生，领域内稳定状态被迫土崩瓦解，曾一直被人们所接受的“家务事”和“惯例”骤然转变为“邪恶、象征着污秽”的“新的社会事实”时，如此的符码转向才会塑造出一个崭新的、认为有极大必要处理和改变的新的“共同文化核心”。人类社会整体观念的进步，或许也是如此从整体到局部，局部再到整体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

第二重越界，则是公众领域在第一重越界的基础上，以正义、道德之名，通过话语和监管权力的方式，介入到分化领域之中。其中的旧秩序的代表和维护其的精英们，被猝不及防的外来之力狼狈地打翻在地，在瓦砾之中，崭新的秩序从而得以建立。

只是，问题首先在于，被滔天道德愤慨激发而冲锋陷阵的民众、媒体乃至监管机构，如果无法遏制他们的愤怒，是否会行为“失当”？亚历山大提醒我们，历史上比比皆是这些过火的愤怒所造成的恶性事件。而恶性事件往往践踏了法律所规定的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这种以正义之名凌驾于法律之上“道德审判”，是否本身就蕴含着对法制精神——这一人类社会直到现代才好不容易确立起来的公民价值的背离？

其次，相当多领域得以从社会领域中分化的基石在于“专业性”的确立，“专业性”往往也是这样的领域内建立秩序并维持其稳定运转的核心。才能更高、经验更丰富的人以其“专业性”在权力秩序上获得了更高的排序，成为了对整个领域运筹帷幄的精英。然而，公民领域越界而来所盼望的新秩序的确立，必然要建立在对旧秩序权力秩序的颠覆上。在新旧转换的档口，道德往往取代专业性，成为了以更大权重影响秩序排序的因子，甚至直接将那些“被崇拜的权威”定义为了“作恶者”。“旧神们”对此自然竭力抵抗，大声谴责和反击外来力量对于领域内专业性的践踏。在英国新闻界电话窃听危机爆发时，即使是以公民领域内部机构自诩的英国媒体，也牢牢高举除新闻界之外“不懂新闻”的专业性旗帜，来击退质疑和管控。

最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公民领域所盼望的彻底颠覆的新秩序真的得以确立，那些粉墨登场的“新神们”往往不过是领域内原有权力秩序中居于末位的失利者，专业水准实在是够呛。

写到此处，我们终于可以进一步为上文所悬置的那个当代社会最无解的问题，为何人们观念总体越来越进步，社会却越来越分裂和对立找到一种解答。

按照亚历山大的设想，理想-典型的关于社会危机的社会化模型，是从稳定状态下的机构的内部紧张关系，经历没有失控的“符码转向”、“监管重构”的两次“越界”和反击，回归于稳定状态，最终指向公民修复这一社会化的最佳结局。然而，这样理想的社会化进程的最大障碍之一，在于过于“分化”。

他解释道，虽然分化是发起和维护社会化进程的先决条件，如果不分化，便“没有制度多元性来挑战行业的实质权力、道德普遍主义来超越统治者的特殊神宠论的道德逻辑”，不能以强有力的组织和文化对抗力量，“为聚合社会范围内的行动提供平台、打破稳定状态的内部隔绝现状”，就像前文所提到的第一重“越界”那样，促进整体社会观念的进步。然而，失去控制的社会化进程，会让社会领域内部因观念对垒将矛盾激化到无法协调的状态，或是出现恶性事件彻底撕裂，或是新旧秩序接替如走马灯。这种过于分化扩散到众多领域内部，公民们可能不再从各异的意识形态利益和制度利益中，感受到他们也可以有共同的公民评价标准，让社会整体也处于分裂和对立之中。在极端情况下，这种过度分化造成的撕裂，甚至将彻底摧毁公民领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