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19日晚，在加拿大多伦多，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与多伦多大学临床心理学家乔丹·B.彼得森（Jordan B. Peterson）在索尼表演艺术中心（Son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举行了一场“世纪之辩”。

“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剧场里看到观众区满座，只为观看一场智识辩论，这样的场景可不常见。”在辩论正式开始之前，担任主持人的文化学者史蒂芬·布莱克伍德（Stephen Blackwood）如此说道。从票房情况来看，此次辩论的确备受期待。据外媒报道，这场主题为“幸福：资本主义V.S.马克思主义”的辩论门票提前两周全部售罄，门票被热炒至1500美元（原价166-420美元），就连活动的网络视频直播也是售票的（14.95美元）。齐泽克承诺将把收益捐给公益慈善项目。

彼得森与齐泽克辩论海报

这场辩论自去年起就在彼得森和齐泽克的粉丝群体中引起了骚动，而这两位看似毫不相干的公共知识分子会坐下来探讨“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这样的宏大政治意识形态话题，也的确抓人眼球。根据“澎湃新闻·文化课”的报道，齐泽克于2018年2月在英国《独立报》撰文《为什么人们会觉得“龙虾教授”有说服力？》，在文中他称，彼得森所说的“LGBT+”权利和“反性侵运动”是马克思主义计划摧毁西方最后一个分支是“疯狂的阴谋论”，他还认为，是左翼的失败帮助彼得森提升了人气。之后，彼得森在推特上@了一个虚假的齐泽克账号，说如果你想与我的主张进行辩论，随时欢迎。齐泽克欣然应战。

在此次辩论中，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是彼得森。他从2016年开始逐渐声名鹊起，成为西方颇具影响力的右翼学者，通过给老套的右翼言论披上“科学理性”的外衣而收获了一大票粉丝，其YouTube个人频道拥有超过150万订阅，视频平均点击量达100万。彼得森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宗教及意识形态心理学，以及性格、表现测试与提升，他最有名的理论是将龙虾的生存斗争比作人类社会，借此论证人类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至今为止，他已发表了超过100篇学术论文。2018年，他的最新著作《12条生活准则》（12 Rules for Life）销量超过200万册。

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是今年已经70岁的齐泽克。他是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与哲学研究所教授，同时兼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人道研究所国际主任。这位欧美当世最有名的左翼学者因1989年发表的首部英文作品《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扬名。他长期抨击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正确，称自己为“政治激进者”，其著作往往对政治右翼和社会自由主义（socio-liberal）两派都提出质疑和挑战。

当晚的辩论持续了近三个小时。首先，彼得森和齐泽克分别发表了30分钟的个人陈述；然后，两人就对方的发言交替发表10分钟的回应；最后，两位学者回答了几个现场观众的提问。

虽然此次辩论在开始前被吹捧为“世纪之辩”，然而人们预想中的“针尖对麦芒”并没有真的发生。事实上，整场辩论都在一种非常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两位学者数次在发言中对对方表示赞赏，彼得森似乎臣服于齐泽克的个人魅力与“复杂的论点”，齐泽克则强调了自己同意彼得森对政治正确的批判，以及他咄咄逼人的辩论风格。两人都对社会现实表示不满，但也都没有提出什么革命性的洞见。

但如果我们一定要选出一位胜者的话，那毫无疑问是齐泽克。两人的智识水平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齐泽克不费吹灰之力就驳斥了彼得森的论点，而彼得森甚至承认了自己无法在短时间内熟悉齐泽克的理论。彼得森明显准备不足，对共产主义理论不甚了解，他在个人陈述环节提出的对《共产党宣言》的十条反驳意见非常肤浅，充斥着对共产主义的粗暴概括。

网友制图罗列了齐泽克与彼得森在辩论中的主要论点图片来源：Reddit

不过，即使是两人智识水平相当，这场辩论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类似的意识形态路线之争自古以来就存在，而清醒理智的社会观察者能够发现，两者实际上都是抓住了社会本质的一个面向。在于1960年代首次出版的《权力与特权》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哈特·伦斯基（Gerhard E. Lenski）详述了自古以来人们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两种理解。虽然争论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其基本要素一直存在：“一方面，社会不平等被谴责为不公正的、不合理的和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它又被捍卫为公正的、合理的和必不可少的。”

在古代，这两派学说被划分为激进派和保守派；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们又演变为冲突派和功能主义。两种学说都有着强有力的理论表述，因此无论在哪个时期，这两种观点都没能彻底击败对方，让社会中的所有人信服。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齐泽克与彼得森的辩论亦是延续了这两派学说的争议，所以辩论无果也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亘古至今，对于如何达成社会公平，人类只有争论没有答案。

保守主义V.S.激进主义：

理解社会不平等的两种路径

关于阶级、阶层和社会分配，无论有着怎样意识形态偏向的理论家都在试图回答两个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或许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思想者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也从未间断。

伦斯基指出，公元前约200年由印度教徒编撰的《摩奴法典》提出了一种与《圣经》相反的创始说。该书序言论述了社会不平等实际上是神为了世界的善而规定的，上帝从他的嘴里、臂上、大腿上和脚上造出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并为之分配各自独立的职业与责任。这四个种姓共同维持着世界秩序，缺一不可。

因此从这两部宗教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人对社会不平等的两种观点：“一种基本上是维持现状的，认为现存的报酬分配是合理的、公平的，并且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种是高度批判性的，把分配制度谴责为在根本上是不公正和不必要的。”伦斯基将前者称为“保守派”，后者称为“激进派”，并表示历史上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主要争论基本上都是这两个思想学派之间的交锋。

不过有趣的是，基督教随着时间流逝立场也渐渐从激进转向保守。耶路撒冷早期教会有着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身为耶稣的兄弟和耶路撒冷教堂的第一位主教，雅各在《雅各书》中对于早期基督徒对“戴着金戒指和穿着华丽服饰的人”比对衣衫褴褛的穷人更尊敬提出了批评。然而到了公元1世纪，对后世基督教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圣保罗就将奴隶制看作自然秩序，在他写给早期教会的信件中至少有四处特地告诫奴隶们要服从主人。

基督教的意识形态转向与其脱离异端指控、与王权开始结合密切相关。对于保守派拥护者来说，社会不平等不是对社会幸福感的阻碍，而是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在把这种观点广泛传播给大众的过程中，“有机体论”的类比一直是一种流行手段。12世纪，英国主教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就在《论政府原理》（Polycraticus）一书中提出，社会和人体一样，从头到脚自高而下分别对应着一个个社会阶级，他们组成一个有机系统，共同维系国家的繁荣与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彼得森的“龙虾论”虽然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实际上不过是古代保守派“有机体论”的一个21世纪版本。

1648年英国革命之后，激进的平等主义力量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和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普及了“主权在民”的理论，大大动摇了君权神授的传统理念。18世纪在欧洲（特别是法国）风起云涌的平等革命摧毁了阶级不平等，而在进入19世纪后，铲除经济上的不平等亦成了激进派的目标。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激进派理论的成熟。共产主义认为，分配制度是由生产制度决定的，随着技术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人类社会在进入农业社会后生产资料不再共有，而是进入私人手中，导致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阶级是历史的推动力，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当生产资料极大丰富，私人所有制被消除后，社会将进入一个平等和自由的新时代。

马克思雕塑

在激进派提出强有力的论述的同时，保守派也有了强大的代言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国富论》的作者、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他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认为“人们的私人利益和热情”将被引导到“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最为一致”的方向。因此，在一个自由且不受限制的市场里，供给与需求将形成动态平衡；每个人虽然都在追求私利，但总体的利益也能满足。接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给社会阶级的存在赋予了科学理性的正当理由——每个人同植物和动物一样受到筛选，在这一适者生存的选择过程中，能力和天赋更强的人自然就能爬到社会上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社会科学快速发展，对于社会不平等的新研究层出不穷。伦斯基认为，大多数现代不平等理论依旧延续着“保守/激进”的旧传统——那些源自保守派的理论通常被称为“功能主义”理论，源自激进派的理论通常被称为“冲突”理论。

功能主义者通常认为，社会分层是出于社会的需要，而非个人的意愿，比如美国社会学家金斯利·戴维斯（Kinsley Davis）就认为，社会分层满足了每个人类社会的两种需要：一方面，有才华的成员需要去占据那些超越平均能力的、更加重要的、更加困难的位置；另一方面，这些成员在占据上述位置后，需要通过获取更多的报酬来得到激励，从而承担起重任。

而冲突派学者则从社会中不同的个人和子群体的立场出发去讨论社会不平等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个人和群体的需要和愿望比社会整体福祉更重要。对于这两个学派的区别，伦斯基做出了如下论述：

“冲突派理论家，如他们的名字所指出的那样，将社会不平等看作因争夺供应短缺的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而进行的斗争所造成的。功能主义强调一个社会中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冲突派理论家则强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对立。功能主义者强调从社会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共同益处，而冲突派理论家则强调统治和剥削的成分。功能主义者强调作为社会统一基础的一致性，而冲突派理论家则强调压迫。功能主义者把人类社会看作社会系统，而冲突派理论家则将它们看成演出争夺权力和特权的斗争。”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

正义之辩还是盲人摸象：

理解社会现实的不同面向

包括伦斯基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社会分层理论家都已经意识到，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其实是同一个社会现实的不同面向，因此“捧一踩一”的论证都只是盲人摸象，只能片面地呈现问题本质。

两种学派有多个争论点，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二。一是人的本性：保守主义者不信任人的本性，强调社会制约的必要性；激进主义者则不信任社会制度，更相信人性。二是社会的性质：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是一个系统，在一个完善的社会系统中个人能够获得福祉；激进主义者则将社会看作一个充斥着群体间斗争的战场。

关于人性本质的问题，伦斯基指出，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了人类婴儿是一种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其动机完全是由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激发出来的。然而正常的婴儿在成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开始考虑他人的愿望，虽然这样做的出发点或许也是因为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承认他人利益的正当性、与之展开合作是最佳策略。将这一洞察延展至人类社会形成的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正是因为个体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目的（比如生存）自发地聚合在一起，而这种聚合衍生出了道德、权利和公正的概念。

因而在人性的问题上，保守主义理论家和激进主义理论家的理解都是片面的。社会制度的确重要，但当人聚集在一起，也意味着个人私利将出现直接碰撞，这必然会导致冲突。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也无法对人性保持100%的乐观，因为人类行动中包含了很强的追求私利的成分，有些人愿意为群体内部成员牺牲，但在面对外者时，却能无情地追求党派集团利益，即使那些外者也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

人的私利是什么？伦斯基认为，人对商品和服务有着贪得无厌的胃口，无论生产消费了多少，总是会想要更多的东西，这是因为人占有的商品和服务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是彰显地位的手段，对地位的争夺让需求不可避免地大于供应，无论如何增加生产或限制人口增长都无法满足，社会冲突也因此将一直存在。正如伦斯基所说：

“如果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如果他的大多数重要行动都是受自我利益或党派集团利益驱动的，并且如果他争夺的对象中有许多（或大多数）都是短缺供应的，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为争夺报酬的斗争在每个人类社会中都将是存在的。”

关于社会本质的问题，功能主义者对社会系统的信奉与冲突派理论家对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冲突斗争的关注都有道理，然而两者也都不能完全解释社会运行的真相。各个社会群体互相依赖和整合的程度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组成部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大超过了生物有机体或机械系统各个部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且，人类社会不是完美的，社会有机体的比喻并不恰当。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合作也的确是人类社会的特性，这是不能被利益冲突和派别斗争抹杀的。

这就是为什么齐泽克和彼得森的“世纪之辩”很难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彼得森在辩论中直接攻击共产主义，试图逼迫齐泽克对共产主义表态（但齐泽克“聪明”地将重点放在了幸福上），然而他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也忽视了许多问题：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的确提高了社会的整体财富和生活水平，让我们比我们的先辈更富足，但这不能抹杀占据社会多数的劳工阶层被不断剥削的事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内在动力——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拉大、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等等。

多伦多大学临床心理学家乔丹·B.彼得森

和彼得森相比，齐泽克对自己坚持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资本主义的缺陷，也同意彼得森对左翼的观点——他们陷入了某种自怨自艾的受害者情绪里，失去了对社会现实犀利的批判精神。在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组织、生活理念和行为范式的当下，左翼分子或许能够批判社会积弊，但难以提出一个替代性方案，这或许亦是齐泽克在辩论中有意将个人陈述重点放在幸福而非共产主义上的原因。

令人惊讶但不那么意外的是，齐泽克和彼得森在辩论中频频赞赏对方的观点，两人想要的实际上是同一样东西：受到监管的资本主义，而这也是每个关注社会议题、认为世界正在滑向某个深渊的人们的想法。

在做完30分钟的个人陈述后，齐泽克说：“我们大概将坠入世界末日。”彼得森表示同意：“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解决我们前方的问题。”

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激进派还是保守派，的确没有人能够回答。事实是，对于如何获得社会公平，我们只有争论没有答案。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

[美]格尔哈特·伦斯基 著 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