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婚姻家庭不是从来就有的社会制度。基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描述，恩格斯认为家庭经历了从群婚制走向一夫一妻制的发展演变历程，其背后的推动力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财产分配与继承制度。那么在现代一夫一妻制的主要家庭模式下，家庭未来的发展趋势将如何？本文将基于中国现实国情，从婚育观念、居住方式和代际关系三个维度论证家庭未来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婚育观念与行为多元化

使家庭发展偏离传统轨迹

按照社会学的经典界定，家庭是由婚姻关系、生育关系和收养关系所形成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核心家庭成员关系构成一个“十字架”结构，横轴是夫妻关系，纵轴是代际关系，其中由男女两性按照法律或习俗的规范所缔结的夫妻关系是家庭构建的基础。

格里科（Glick）于1947年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将夫妻关系缔结作为家庭生命周期的起点，第一个孩子的诞生标志着家庭进入扩展时期，生育最后一个孩子标志着家庭扩展期完成；而随着第一个孩子离家，家庭开始其缩减期，并在最后一个孩子离去后完成缩减期，成为通常所说的“空巢”家庭；随后夫妻的相继离世则意味着家庭生命周期的终结。

学者们早就发现，家庭的成长并非沿着一条相同的轨迹展开，个体结婚、生育的年龄，所生育孩子的数量，孩子离家的年龄，夫妻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夫妻任何一方死亡的年龄等，都会成为这六阶段家庭生命周期的扰动因素。尽管在此基础上，现代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家庭生命历程理论等被陆续提出，但事实上都难以涵盖现实家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情况。

首先，婚姻观念正在日趋多元化。“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传统的婚姻习俗，现在这一观念更多体现在父母对大龄未婚子女的催婚和逼婚中，而子女一代中，婚姻在“婚否”与“早晚”上被视作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做出不同选择的习题。在大量年轻人普婚、适龄结婚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结婚，甚至不结婚，而早婚现象也不在少数。婚姻的对象也有了不一样的选择，男女两性缔结婚姻的家庭基础遭到挑战，同性婚姻的数量不断增加。2012年世界知名社交网络服务网站脸书（Facebook）增加了针对同性婚姻的婚姻状态新图标；截至2017年全球已有21个国家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和地区还在不断增加。尽管中国整体上还未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但公众对这一类婚姻的态度总体上是宽容的。

其次，生育观念也在呈现多元化态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早已失去市场，“生育与否”和“生育多少”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夫妻商议的结果。虽然仍存在生育政策的制约，长辈在生育时间、数量和性别上的话语权也还部分存在，但自愿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只生育一个的“独生子女”家庭、希望儿女双全凑成一个“好”字的对数量和性别均有要求的双子女家庭，以及生育至少两个孩子的多子女家庭并行不悖。随着生育政策的宽松化改革推进，由于生育观念多元化所导致的家庭形态的多样性还会愈加凸显。

婚育观念的多元化受到现代社会氛围的影响，开放性、丰富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正充斥社会各个领域，婚姻家庭领域也不例外。承认并容忍差异、反对权威、尊重选择的时代特点使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面临极大挑战，也使家庭发展偏离传统轨道。

家庭成员流迁离散常态化

使居住方式多元化

居住方式是界定家庭类型的重要标志。虽然家庭的本质是亲属关系，但同爨而居的家庭成员才具有最亲密的互动，也能更好地享受权利和分担义务。开展家庭相关调查时，家庭户的信息更易于获取，常常用来反映大多数家庭的特征。

核心家庭是西方的经典家庭类型，体现为夫妻与未婚子女的同居，子女成人后则会离开父母，独立居住；而扩展家庭则是东方家庭的特色，即使不是多代同堂、兄弟妯娌隔院而住的联合家庭，也至少是长辈随长子或幼子一家同住的主干家庭。

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时代，大多数家庭成员可以实现家庭与家庭户的统一，几代同堂甚至阖族而居也并非罕见。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迁移流动变成个体生命历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行为。无论是求学还是求职，家庭成员的流迁离散已成为常态。

学龄子女接受正规教育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家庭成员的离散流迁也往往随着子女教育而展开。初高中阶段的住校就会使子女与父母在学期或工作日处于暂时分离的状态；为了陪伴孩子上学，有时夫妻还需要分居，一方成为孩子的“陪读”。孩子高中毕业后如果是在异地接受高等教育（除了高等教育资源密集的特大城市，其他省市户籍的大学生都需要离家赴校），这也几乎启动了子女离开父母原生家庭的按钮，除了子女假日探家，父母平时只好面对中年“空巢”的现实。

结束正规教育之后的青年往往步入社会，即使工作地与父母在同一座城市或相距不远，也较少可能回到原生家庭与父母同住，而是更可能租房或买房单独居住。近些年广受关注的所谓“空巢”青年正是指这些结束了学校教育、初启职业生涯、独立居住或与人合住的青年群体。

在家庭子女数减少、家庭成员流迁离散常态化的背景下，由于居住方式的多元化，家庭形态也呈现出年轻人以及老年人独自居住的单人户、夫妻户、纯老户、单亲家庭、隔代家庭、同居家庭等多种形式。

立体化多维需求映射

代际关系多元化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存需求占据了主导地位，家庭中的代际关系也主要体现为以物质交换为核心的经济关系。无论是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的著名的财富流理论，还是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西方的“接力模式”和东方的“反哺模式”，无一不在注重代际间的物质需求的满足。“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中国传统观念，更是将儿女与粮食的地位相提并论。

事实上，每个个体的需求都体现为物质、精神和生活照料三个层面，虽然这三个层面往往在养老相关领域更受重视。代际间的关系由此也体现为这三个层面间的交流关系。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加快，物质条件不断丰足，人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愈加凸显。与此同时，生活照料借助于社会化和专业化手段实现替代性的满足。代际关系在立体化多维需求映衬下呈现多元化特点。

物质层面上，“反哺模式”依然在发挥作用，但物质反哺期推后和削弱的趋势也在凸显。城乡、地域和人群间的差异明显。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子女在物质条件上独立的时间普遍推迟，需要父母更长时期的哺育补贴。中国父母更是在子女结婚、购房或建房、孙代抚育等方面继续保持着物质和财富向下流动的态势。被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所覆盖的父母，因有养老金或退休金，对于子女的物质反哺要求也会降低。

精神层面上，“后喻时代”成长的子女借助于网络、电脑、智能手机等现代手段，比长辈更多、更早地获取知识，层出不穷和日新月异的技术也是年轻人最先掌握和熟练运用，文化反哺取代了之前父母的“传帮带”，父母需要更虚心向子女学习。对于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而言，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联系更强，父母因子女就学或就业而改变常住地已不再是个案，逐渐步入老境的父母对子女的依恋更甚于渐渐成长起来的子女对父母的依恋。精神反哺期提前并加强。

生活照料层面，“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不再是普遍现象，“妈妈的味道”也变成了商业广告的噱头。从月嫂育儿到每日家政，从外卖到快递，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能够满足每代人的需求，也改变了代际间在生活需求满足方面的关系。

综上，婚育观念奠定了家庭的基础，居住方式决定了家庭的形态，而代际关系塑造了家庭的灵魂，上述三个维度的多元化趋势共同推动了家庭的多元化发展。多元化虽是后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思潮相互交织，生育政策、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人口流动、城镇化等多种因素均助力着家庭变迁，也见证着家庭形态从单一向多元化的发展。

文章来源：宋健.多元化是家庭未来发展的趋势.人口与计划生育,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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