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是清朝入关后第一次感觉到危机的年份。

这一年的正月，在北京，顺治帝因染上天花，不治身亡，由8岁的儿子玄烨继位。权力的稳固与否是个大问题。

同年，千里之外的江南，一本历史书成为畅销书。准确地说，这是一本关于前朝历史的书稿——《明史辑略》。

龚鼎孳怎么读（龚鼎孳简介）

有人开始告发，说他从中读到了“反清复明”四个大字，一路告到北京。

一场针对江南文坛的血雨腥风，降临了。

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大富商庄允诚，有一子庄廷鑨。庄廷鑨是个喜读诗书，颇有点胸怀大志的人。可惜命运多舛，还没闯出个名堂，一场重病就直接导致他双目失明了。

但他志向坚定，一心想学春秋时期的盲人史学家左丘明，希望通过著书立说青史留名。

凑巧，住庄家对门的大户，就是前明天启年间首辅朱国桢家。老朱在当大官时，曾主持编修过记录明朝历史的《国朝大政记》。后来，朱国桢去世，再后来，大明败亡，朱家便家道中落。

这可让庄家看到了青史留名的希望。

于是，庄允诚斥巨资买下了朱国桢遗作的版权，再重金聘请了十余名江南文人，组成新的明史修撰团队，由号称“左丘明转世”的儿子庄廷鑨领衔修明史。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江南文人不仕清者大有人在。一听说乌程巨富要歌颂大明，还包吃包住，大量非顶尖文人差点儿把庄家门槛踩烂了。

为了增加新书的名气，庄允诚还曾想花重金请当世名士顾炎武作序。结果，顾炎武考察一番后，发现庄氏父子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于是冷哼哼地丢了一句话：“不学无术，实非史才。官能鬻，名能买，世风如此，可叹可笑。”

▲大名士顾炎武（1613-1682）。图源：网络

受到顾炎武的打击后，庄氏父子决定不走寻常路：未经当事人同意，便悄咪咪地将一群久负盛名的江南才子列入新书的参校名单中，其中就包括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

如果庄氏修明史只是闹着玩儿，编好了就藏起来，那问题不大。可庄氏在编修过程中，发现了为明朝写史的巨大商业价值。

顺治十七年冬，庄氏《明史辑略》正式推出市场。

作为该书的总编，庄廷鑨却没能挺到该书出版之日，早就病逝了。他死后5年，他的父亲庄允诚将书刻成出版。

《明史辑略》刊印时，明朝灭亡不到20年。当世之人，但凡有点岁数者，均曾经历过李自成起兵、崇祯上吊、清军入关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这本在敏感时期出现的前朝史书，无论是群众还是高层，都盯得死死的。

可庄家修史，就如顾炎武所言“实非史才”，政治敏感性也严重不足。在写作上，庄氏父子不仅将朱国桢遗作进行大量删增，补写的崇祯及南明史事，仍奉南明的年号为正朔，不写清朝的年号。此外，还在书中提及满人入关前的不光彩秘闻等等。

于是，这本书卖着卖着，就出事了。

趁着《明史辑略》上市，范骧的好友周亮工买了一本。回去翻阅后，他发现，书中直言李自成进入紫禁城后，明朝曾给李自成上了降表。而且，为了表示这一历史事件的可靠性，书中特别强调这段历史的记述出自龚鼎孳之手。

龚鼎孳在当时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与后两者一样，他也出仕清廷，并在朝廷内身兼要职，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专管天下监察检举之事。

现在，《明史辑略》擅自提到龚鼎孳的名字，且极有可能是编撰者牵强附会上去的。周亮工因此担心龚鼎孳看到此书后，一定会追查到底，遂急告同列参校名单中的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并力劝他们赶紧向官府检举此事，以免将来受到牵连。

▲查继佐行书《五言律诗轴》。图源：网络

听闻此事，查继佐才知道自己被列名为《明史辑略》的参校人员，十分气愤。可他当时正好也在编写《明书》（即后来的《罪惟录》），因此，对周亮工的提议，一开始并未在意。

还是周亮工，担心朋友出事，赶紧给他们仨写了份担保书，细述他们三人与庄氏《明史辑略》的编写毫无瓜葛，并呈交浙江按察使司、浙江学政衙门备案。

尽管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其中潜藏的风险，但包括按察使司在内的浙江诸衙门，初时对此事的态度，却表现得极度的宽容。时任浙江学政的胡尚衡甚至还对按察使司转递人员直言：“文章之事，何必存案？贵司以为需要，就烦请贵司代批如何？”

胡尚衡没想到，自己一句不经大脑的话，居然让负责转呈公文的按察使司官员当了真，遂代按察使司作出批复：“明史一书，非奉旨孰敢擅刻？湖州府严查确报，以便详究题参可也。”

公文打回湖州，落到了府学教授赵君宋的头上。

与那名擅自下令的按察使司官员一样，赵君宋也是个爱多管闲事的家伙。他十分清楚庄氏在湖州、乌程一带的财力影响，觉得此番是一个勒索敲诈的好机会，遂凭职务之便跑到乌程庄家检核明史，并威胁庄氏要上告朝廷，判他个藐视国法重罪。

庄允诚不是吓大的，他不甘轻易受制他人，遂委托官场上的好友、湖州分守道张武烈替自己疏通关节，并将赵君宋提到的史实谬误抓紧修改。

他原以为，仅需如此操作，便可保庄氏《明史辑略》无虞，却不料按下葫芦浮起瓢，庄氏擅修明史一事，越闹越大。经湖州知府陈永命之口，再传至浙江粮道李廷枢及其亲家吴之荣，终致满城风雨，一发不可收拾。

吴之荣绝非等闲之辈，在金庸的《鹿鼎记》中，此人也有出场。比起小说，历史上的吴之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之荣曾任归安县令，以敲诈勒索、无事生非、心狠手辣闻名。因多行不义之事，很快被革职下狱，后遇朝廷大赦，才重返自由。

▲《鹿鼎记》中的吴之荣。图源：影视剧截图

当吴之荣从亲家李廷枢那儿看到庄氏《明史辑略》时，不禁喜出望外。他太知道书中存在哪些犯忌讳的问题了。

于是，找了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吴之荣拿着书，来到庄家讨要说法，哦不，是勒索银两。

眼见来人是一个被免了职的过气县令，庄允诚并未搭理。因为，早些时候他已经花了足够多的银子，打通了本省各头头脑脑，完全没必要再搭理这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小人。

吴之荣一出马就碰了个硬钉子，恼羞之下，直接越级给当时的杭州将军松魁递了封检举信。

清朝一共在天下设立了14个驻防将军职位，杭州将军便是其中之一。按照职位描述，杭州将军日常事务主要是管理旗下兵丁在当地的一切事务，可以说没有权力插手地方行政。但是，杭州将军历来地位较高，与总督、巡抚会同奏事时，一定是他领衔。

接到吴之荣的密报后，松魁十分重视。

可是，吴之荣很快又失算了。

庄氏修史虽无才，但人家家大业大，不差钱。照老套路，庄允诚又花了大价钱，搞定了松魁等一众要员。风波暂时平息了。

吴之荣屡次受挫，仍不愿罢休。江浙地区富商巨贾不少，敲不了庄氏的“竹杠”，那就敲庄氏的亲家，乌程南浔镇首富朱佑明。

对此，庄廷鑨的弟弟庄廷钺已经上门提醒过朱佑明：“以罪令图诈，数千金，既应之，万一现任府督提营群起效尤，竟以家业让之乎？”意思是，不要理睬吴之荣这种小人，如果只是深谙钱权之术再加上点道听途说，就要拿钱收买，那么，官场中人群起效仿，我们整个家业就被吃垮了。

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此起彼伏，其中有些案件的起因，跟地方官吏意欲诈取民间富户的财富有较大的关联。一旦诈财不成，这些地方官吏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维护法纪”为由，添油加醋，刻意制造令清廷神经敏感的信息，刺激高层做出过激的反应，从而实现报复富户的目的。

当吴之荣在朱佑明家吃了闭门羹之后，他便径直入了北京，去刑部告御状！

康熙元年（1662）冬，明史案爆发。

在递交给刑部的供词中，吴之荣一口咬定《明史辑略》这部“逆书”由庄允诚和朱佑明两家子弟共同完成。为了让办案人员相信他的鬼话，他直接在书封提及的“朱氏史”（指朱国桢）下面添上“即朱佑明”四个字，只为了早日弄死庄、朱两家人，好吞并他们的财产。

不过，吴之荣虽贪婪无度，却也不想牵连过广。当他看到为该书作序的是自己的好友李令皙时，他选择了销毁证据。连同署有查继佐等人名字的参校名单，也被他一并毁掉。

原因很简单，这些人与他素无恩怨。

吴之荣以为，自己的“小动作”能瞒天过海，搞死庄、朱两家的同时，还能保自己的朋友无虞。不料，此事经刑部汇报朝廷，一下子成了大案要案。

针对庄氏修史事件的大搜捕开始了。

根据吴之荣供述的线索，清廷首先在浙江湖州、吴江一带锁拿涉案人员。

在狱中，朱佑明遇到最早告发此案的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遂约定以半数家产赠予赵君宋为条件，请求后者为自己洗刷清白。于是，二人在刑部提审时临时翻供，赵君宋供出最早的《明史辑略》并没有朱佑明的名字。朝廷赶紧派人到湖州府学，搜出了原版的《明史辑略》。

▲《明史辑略》转抄残本，《明史辑略》又称《明史钞略》，1935年曾收入《四部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一下，被吴之荣撕毁的书页，也被清廷发现了。

于是，包括李令皙、查继佐、范骧等人在内，所有参与作序、校对或被莫名署名于其上的人，通通被抓捕归案。

康熙二年（1663），在以鳌拜为首的四大辅臣的批示下，“明史案”做出了最终判决。

在判决书中，刑部称旨判“庄氏书传有异闻，赞扬故明，毁谤本朝，悖逆已极，着将庄、朱两家和参与编撰者及其父兄子侄年十五岁以上者斩决，妻妾女孙及子侄十五岁以下者流徙为奴”。

此前极力自救的朱佑明并未逃出生天，包括他在内，此案株连而死者达221人。而早先在狱中病死的庄允诚，以及修书未成即病死的庄廷鑨，都没能逃过挫骨扬灰的惩罚。

最初办理此案的多名官员，也因收受贿赂和包庇，而被处死。原湖州知府陈永命，知道死罪难逃，自缢于旅馆。棺材被运回杭州后，开棺磔尸。其弟江宁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

在这起牵连甚广的文字狱中，被判斩立决的还有刻书匠汤达甫、李祥甫，书店老板王云蛟等相关链条中下游人士，甚至连无意间购买了《明史辑略》阅读的读者，也难逃一死。

此外，还有近两千人遭流放。

针对此案，清廷为何株连如此之广？这与当时对待明朝遗民的政策变化有关。

清朝能最终坐稳江山实属不易。要知道，在正式入主北京之后，清朝还长期与南方坚持反清复明的势力共存。作为明史案发生地，江浙一带正是当年南明小朝廷抗击清军的前线。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与张煌言会师，组成联军沿长江直上攻打清军，成功拿下了江苏、安徽地界上的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甚至还一度打到了江宁（今江苏南京），给江浙遗民兴复大明注入了最后一剂强心针。

▲与岳飞、于谦齐名的南明儒将张煌言（1620-1664）。图源：网络

尽管之后，随着清军的奋起反击，郑、张联军溃败，天下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南明小朝廷最终覆灭，但江南人心思明，已成定局。

当这个政权趋于稳固，外部压力不复存在时，清廷就开始收紧思想的口袋了。“明史案”的爆发，恰好撞上了这次政策调整的窗口，成为清朝第一宗大型文字狱。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起案件中，早早摘清关系的查继佐、范骧和陆圻三人，最终被清廷定性为“检举有功之人”。他们不仅被无罪释放，还与此案的始作俑者吴之荣一起获得平分庄、朱二家财产的资格。

但他们的余生，注定不再宁静。

作为“西泠十子”之一，陆圻在明末清初的江浙一带颇具盛名。“明史案”尘埃落定后，被清廷折腾得死去活来的他，陷入精神失常状态。

放归家中后，陆圻整日对天发问。之后，趁人不注意，他遁入黄山学道，彻底失踪了。

后来，他的儿子考中进士衣锦还乡，寻深山、访古刹，遍找其父踪迹，均抱憾而归，似乎世间从未有陆圻此人。

范骧与陆圻一样，此后也在历史记载中神秘消失。他崇尚儒家学术，早年被誉为“当代董仲舒”，在书法上也很厉害，有王羲之遗风。

不过，经历“明史案”后，我们已无从知道他的经历。有些文献说他“志气仍如往昔”，或许也只是一种猜测吧。范骧死于康熙十四年（1675）。

而查继佐，余生更加悲剧。

作为公认的明朝遗民，他继续冒险做着与庄氏类似的大事：修明史。在“明史案”审结后十年，康熙十一年（1672），查氏史学巨作《明书》著成。

史笔如铁，查继佐摒弃了庄氏沽名钓誉式的妄言。他不惜任由骂名加身，尽力呈现史实，为后人还原明末清初那段敏感时期的历史真相。

书成之日，他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之意，将《明书》改称《罪惟录》。

▲《罪惟录》节选。图源：网络

但随着清朝统治者君临天下的深入，崇明、尚明、思明的遗民们愈发没了活路。如此情形下，查继佐只能由张扬走向隐忍，置身于教育，度化小人为君子。

可即便如此，海宁查氏仍旧无法躲过思想的屠刀。“明史案”发生60多年后，受雍正朝“维民所止”科举文字狱牵连，查继佐的族子查嗣庭一脉被族诛，海宁查家遭遇灭顶之灾。

好在，历经磨难的海宁查家并未就此沉沦。秉承查继佐的家国抒怀，海宁查氏最终涅槃重生，孕育出了穆旦、金庸等文人大家，成就了另一番文脉传承的佳话。

“明史案”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结局更为离奇。

“立了大功”的吴之荣，在获得庄、朱两家的大量财产后，仅享受两年便莫名暴毙。

据记载，康熙四年（1665）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天日昭昭，报应不爽，这或许是这段历史给人留下的唯一的快感和安慰了。

参考文献：

[清]查继佐：《罪惟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李新达：《查继佐及其<罪惟录>》，《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韩逢华：《查继佐与明史案》，《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陈玉兰：《从<后甲集>看查继佐国变后的心灵轨迹》，《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钱茂伟：《庄廷鑨修史考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