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拥泰山，东临沧海，海岱之间，是为齐鲁。自远古时代以来，海岱地区的先民在东方大地上孕育了悠久灿烂且特色鲜明的海岱文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推向高潮，齐文化正是在传承东夷文化并融汇夏商周文化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海岱朝宗——山东古代文物菁华”展，汇集了近200件(组)文物精品、时代跨越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这些展品大多出土于临淄齐国故城及其周边，还包括高青、临朐、海阳等地的重要考古发现，堪称山东地区最能代表齐文化特色的考古遗物，通过这些文物，可以比较全面了解齐文化的发展脉络。

齐太公世家（齐太公是姜子牙吗）

陶鬶

陶鬶是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系统中最富特色的典型器物。陶代表着海岱地区悠久而发达的早期原生地域文化；由鬶演变派生而来的盉，则在后来的商周礼仪文化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陶鬹等

卜骨

两件ト骨均为羊肩胛骨，保持了肩胛骨的原貌，不见任何修整痕迹，具有早期ト骨的特征。两件ト骨皆残，大部分兆文已失，所剩部分有人为刻划的文字或符号，残断处仍有灼痕。因ト骨残断，其上所刻文字已不能通释，含义不明。

20世纪末以来，山东境内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刻文骨，上面的刻文可能属于东夷人创造的图画象形文字，也可能是冷ト习俗的产物，并非文字，而是一种占ト兆像。它们很可能是巫师制作出来用以预测吉凶的符号或图像，而非占卜事件记录，与殷墟甲骨文性质不同。这类刻文骨主要出土于山东地区，反映了自远古时期以来，东夷部族特有的一种信仰习俗。不过史家遗址出土的这两件骨，则可能与殷墟甲骨属于同一占ト系统。种种迹象表明，山东地区有着浓郁而悠久的ト骨信仰风俗，这里也是我国文字产生的重要地区之一。

“父癸”青铜觚

喇叭形口，圈足外侈。觚腰两道弦纹，下为兽面纹，圈足兽面纹。

史家遗址曾经陆续出土过大量商代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专家认定，这里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修筑、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继续使用的祭祀场所，其面积约四万平方米。

“父辛”青铜爵

菌形柱，长流，兽首鋬，三锥形足，爵身兽面纹。此爵与鋬内对应的腹壁外侧铸有“父辛”铭文，表明该器是为祭祀器主人的亡父所作。

使用甲、乙、丙、丁等日干名作为庙号是商人较为特殊的风俗习惯，主要供祭祀祖先时使用。史家遗址出土的“戍宁”觚铭文表明，商王朝曾派兵戍守此地。

兽面纹青铜爵

“丰”青铜卣

此卣内壁铸有铭文:“丰启作文祖齐公尊彝”。

西周时期的齐国遗存发现甚少，高青陈庄西周早中期城址的发现和确认，将揭开齐文化考古新的篇章，西周齐文化的面貌将逐步被认识。

“丰”青铜尊

此尊器底有铭文:“丰启作文祖齐公尊彝”。

齐太公，姜姓，名尚，字牙。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高青陈庄遗址，首次发现了与齐太公吕尚直接相关的青铜器铭文和考古遗存。

高青陈庄遗址东距临淄齐故城约50公里，处于齐国腹心地区，一组“丰”青铜器出土于18号墓中，共有鼎、簋、爵、觯、觥、甗、尊、卣、斗九件铜器，除斗和爵外，其他七件皆有铭文，内容有“丰启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丰启作文祖齐公尊彝”“丰作厥祖齐公尊彝”等。学者认为，铭文中的“丰”应是器主人名，“齐公”指齐太公吕尚，“祖甲”为齐太公庙号。从铭文称谓及墓葬、器物级别来看，器主人应该是齐太公的孙辈后裔，应非嫡系。

“丰”青铜觥

此觥底部内壁铸有铭文:“丰启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

高青陈庄西周城址面积较小且只有一个城门，其规模、结构最宜于作为军事城堡使用。另外，城内出土有车马坑、马坑以及大量动物骨骼，“引”簋铭文中也直接反映了与军事有关的内容。由此推测，高青陈庄城址初建之意图可能主要是作为军事城堡使用，建成之后，丰等贵族或受封于此地。随着该家族的衰落或改封，高青陈庄城结束了贵族采邑的历史，但作为一般城邑一直沿用至春秋战国时期。

“丰”青铜甗

此内壁铸有铭文:“丰启作祖甲宝尊”。

“祖甲”之称谓表明齐国确实是遵行商代流行的以日干命名的风俗，太公之后又陆续有称呼丁公、乙公、癸公的齐国国君。

弦纹青铜觯

铜觯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较为流行，西周中期以后就较为罕见了。在商周墓葬中，铜觯经常与爵搭配出土，表明它主要是用作饮酒器。

盔形陶器

盔形器是广泛分布于渤海沿岸地区的一种圜底或尖底陶器，主要流行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时期。这种器物的得名是因其倒置时类似头盔，学界一般认为它的主要用途是煮盐煎卤，同时也可以用为量器。

山东沿海地区是古代乃至目前中国重要的产盐基地。传说中的炎黄时期，宿（夙）沙氏在这一带发明了煮海为盐的工艺，被后世尊为“盐宗”。齐国能够雄霸天下，与其因地制宜建立起来的专渔盐之利的国策有密切关系。尤其到了东周时期，齐国盐业遗址群的分布范围、整体规模、遗址数量都远逾此前，鲁北地区的盐业生产进入新的鼎盛时期。

“引”青铜簋

高青陈庄35号墓是一座“甲”字型大墓，墓内所出“引”簋上有铭文:“惟正月壬申，王格于龚（共）大（太）室，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齐师，余唯申命汝，锡汝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敬乃御，毋败绩。引拜稽手，对扬王休，同随追，俘吕兵，用作幽公宝簋，子子孙孙宝用。”铭文记述周王任命引继承其先祖的职位继续管理齐国军队，引应该就是这座墓的墓主人。

“作旅彝”青铜鬲

该器口沿内壁铸有三个字的铭文:“作旅彝”。河崖头102号西周墓出土的两件铜鬲，大小、形制均相近，但纹饰、铭文有所区别，另一件铸铭作“叔口作宝尊彝，其万口”。

河崖头发现三座西周墓由南向北相距四米左右排列，规格相近，头向相同，墓主应该属齐国宗室上层贵族。

青铜簋

铜簋口沿下饰有两道凸弦纹，内底铸有铭文。

1989年河崖头发现的三座西周墓由南而北排列，相距均在四米左右，规格相近，而且头向相同，墓向一致，具有明显的规律，属于一组重要的贵族宗族墓葬，其墓主人应该属于齐国宗室的重要成员或上层贵族。其中的河崖头101号西周墓是一座西周中期的小型贵族墓，墓内出土铜鼎、簋各一件。

弦纹青铜鼎

河崖头102号墓出土的铜礼器具有典型的西周王朝风格，它们是西周王朝文化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在日用陶器方面，同时出土有绳纹鬲和素面鬲，前者是周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后者则是齐文化的本地特色器物。两种器物出土于同一个墓葬，反映了至少在日常生活习惯方面，西周王朝文化与当地区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事实。

“侯”陶簋

造型模仿自铜礼器，具有与铜器类似的礼仪功能。其制作极为精美，器形规整，器表经过磨光处理，腹部刻有弦纹、蕉叶纹，圈足外底部刻有“侯”字，该铭文显示这件器物的制作或使用很可能与齐国君主有直接关系。

从102号墓随葬器物的组合及精致程度以及铭文来看，该墓的墓主人应该是地位较高的齐国上层贵族。

齐侯青铜甗

这件“齐侯”体量大、规格高，其鬲部口沿上铸有铭文:“齐侯作宝口口口子子孙孙永宝用”，表明其作器者为两周之际的某位齐国君主。

出土齐侯甗的墓葬位于周代莒国境内，与莒国都城相距不远。自西周时期开始，莒、齐两国素有往来并有通姻之好，齐桓公即位前也曾避难在莒。这件器物是齐、莒两国贵族之间密切交往的物证之一。

波带纹青铜壶

棕榈城28号墓出土的两件铜壶形制大小、纹饰均基本相同，为成对使用的一组礼器。

《诗经·大雅·韩奕》记载“显父饯之，清酒百壶”，表明西周时期的壶主要用为盛酒器，这与东周时期《仪礼》《周礼》等文献的记载都保持一致。不过从出土铜壶铭文来看，东周时期的一些器物偶尔也用作盛水器、汲水器。

兽首流青铜匜

在周代，盘、匜经常是成套使用的沃盥之器，在某些礼仪场合需要净手以示恭敬，洗手时，用匜盛水浇于手上，下边以盘承接洗过手的水。除此之外，东周时期的一些铜可能也用作饮酒器。

“吴王夫差”青铜剑

春秋末年吴国以其国王夫差的名义铸制的铜剑，因铸制精良而闻名于天下。此剑有铭文:“攻吾王夫差自作元用。”

夫差当政时期，吴国盛于一时，“吴王夫差”剑就是春秋末年吴国以其国王夫差的名义铸制的铜剑，因铸制精良而闻名于天下。公元前485年，吴王趁齐国内乱之机派军自海入齐，对齐国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最终，齐国取得胜利。因此专家猜测，这柄铜剑或许就是齐人缴获的战利品。

羽人纹青铜方壶

此器器形较小，但装饰繁缛，花纹精美自口沿至底共有四层:口沿下为对称的夔龙纹；颈部中间为“工”字符，两侧各饰一凤鸟，两两相对而置；中腹部为对称的勾连云纹；下腹部中间有一羽人，似为舞者，两侧各饰一鸟纹，均背对舞者。此器外底部有断残痕迹，整器原应为高柄方壶，高柄已断残缺失。

龙纹青铜壶

辛店二号墓出土有铜壶四件，两两成对使用，每对壶的形制、大小、纹饰均基本相同。这两件壶的盖面及器身遍布各种纹饰，盖面饰勾连卷云纹，壶身自上至下饰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六周纹饰，两侧有浮雕状兽面纹铺首。

兽面纹是商周时期常见的一种铜器装饰纹样，至春秋中后期已基本消失不见。这组壶腹部装饰的兽面纹，有一定复古意味，已经几乎是最晚的兽面纹了。这一对壶上装饰的花纹，是以“铸镶法”或“嵌铸法”来镶嵌红铜丝或铜片制作而成，器物初成时应该更显华丽。

兽柄青铜豆

此器或为豆形灯，造型奇特，设计巧妙，铸造精良，器整体呈卧兽擎莲花盘状，其浅盘呈椭方形，口沿外翻呈镂空莲花瓣状；柄部为一虎状兽，阔口大张，露齿吐舌，前足握两龙，龙身纠缠，与盘相连后足踏五龙。五龙均作蜡曲状，昂首张口，身上有鳞。

水晶、玉串饰

郎家庄一号东周墓自古以来数次被盗，仍出土陶、铜、玉、石、骨、玻璃、漆木、纺织品等各类器物约1000件。该墓出土的玉、石、料器主要包括玉髓、玛瑙、水晶、紫晶、桔红石、琉璃、滑石、石灰石、方解石等十余种，器形有环、珠、璜、璧、蚕形器等。七个陪葬坑内共出土水晶、玉髓佩饰20组，有的还保持着原始的串法

错金银青铜牺尊

这件牺尊为仿獏形，该器造型精美，装饰华丽，工艺娴熟，是战国时期齐国错金银和镶嵌工艺的巅峰之作。

战国时期，齐都临淄的铜器铸造技术更加成熟，金银镶嵌工艺兴起，无论工艺、造型还是纹饰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商王墓地出土了大量造型、纹饰都堪称精美绝伦的铜器，错嵌金银的铜镜、牺尊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鎏金青铜熏炉

大武齐王墓陪葬坑发现鎏金熏炉两件，大小相近，形制相同，通体鎏金。器器盖透雕蟠龙两条，首尾相接，龙身卷曲盘绕。器身多处錾刻铭文，内容有“二斤三两”“左重三斤六两今三斤十一两”等。

青铜骰子

此器分为18面，各面有错银铭文，内容为“一”至“十六”的数字以及“骄”和“妻”字。铭文与博戏相对应，“骄”应即得胜、中彩之意；“妻”或许是输、受罚之意。

骰子又名琼、焭、投子、浑化，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博具和行令用具。《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其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生动反映了战国时期齐国临淄城内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其中的“六博”是一种以骰子为博具的博戏。

矩形龙纹大铜镜

这件矩形铜镜形体巨大，居历年著录和考古发现的古代铜镜之冠。其镜背花纹线条遒劲流畅，边缘饰连弧纹，四角及中间有五个拱形三弦钮，柿蒂纹座，其间饰龙凤纹。龙身蟠曲，张口吐舌，栩栩如生。

大武齐王墓五号陪葬坑内出土铜镜五件，四件铜圆镜用略大于铜镜的圆形漆奁盛放，矩形铜镜上面覆盖有土黄色丝织品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