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十二日，北京城中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迎接凯旋的将士。道光帝登上午门，亲自主持一场盛大的“献俘”仪式。

道光皇帝

自嘉庆末年起，张格尔多次在回疆作乱，攻城略地，裂土称王。道光帝在太和殿登极大典后的第10天便当机立断，出兵西北，声称“以我堂堂大清，屡挫锐于小丑，成何体统！”

七年间，清廷先后动用4万军队，花费千万白银，终于平定叛乱。

这一日，红旗报捷，张格尔被关在囚车中送往京城献俘，为避免其做最后挣扎，大臣们事先给他灌了哑药。面对道光帝审讯时，张格尔口吐白沫无法言语，只能无助地等待死亡。

道光帝下令，将张格尔凌迟示众。此次平叛被誉为“圣朝盛事”，而道光帝却不敢洋洋得意，只言：“非敢邀功拓土，只以失守旧疆是惧。”

道光帝绝对没想到，午门献俘将成为其在位期间最后一件武功。十五年后，这一方御玺盖到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文本上，随后大清一步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

为何这个以勤政节俭著称的皇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朝日渐腐朽？

▲道光皇帝。

正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初登帝位时，踌躇满志的道光也曾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将矛头指向贪污腐化的官场。

此时，已经运转两个世纪的清政府无可避地显出颓象，朝廷上下贪污泛滥、官场习气因循疲玩。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些地方官在短短几年任期内就能搜刮到数万两白银，上至部院大臣、督抚，下至胥吏，大多对居官牟利的恬不为怪。

譬如道光年间，出任浙江巡抚的刘彬士，自上任起在当地大肆婪索。他恬不知耻地声称，自己是穷翰林出身，在京二十余年，欠了不少钱，现在需筹钱还债，便以这个令人无语的理由收刮民脂民膏。

前文提及的张格尔叛乱，也与回疆的吏治问题息息相关。

当时，统领回疆八城事务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不但对百姓横征暴敛，还奸污妇女，强占商人萨赖占的女儿。张格尔正是在得知斌静不得民心后，才煽动群众发动叛乱。

就在张格尔作乱前，忠于清廷的布鲁特人首领苏兰奇打听到这一阴谋，立马向斌静报告。斌静不但置若罔闻，还命人将苏兰奇逐出衙门。

苏兰奇早已受其剥削，这回又被斌静好心当作驴肝肺，一怒之下投靠了张格尔。张格尔在得到苏兰奇的协助后发起叛乱，一闹就是七年。

清朝官员的俸禄虽不高，但从雍正起就给官员发养廉银，一品大员每年可得一至二万两白银，七品芝麻官每年也有一两千两的收入。就算这些养廉银要留一部分作为办公费用，不能全进个人腰包，剩下的部分也算丰厚了。

然而，这远远不能满足清朝官员的贪欲，除了搜刮民财，贪官们还压榨下属，于是陋规盛行。

陋规，就是官场的潜规则。

在清朝官僚内部，各级衙门、上司下属之间，免不了要送礼送钱，于是就有了这些拿不上台面、见不得阳光的灰色收入。

大清官员还为陋规巧立名目，如别敬、炭敬、冰敬、门生礼和“放炮”等，该什么时候送，送多少，也都有规矩。

张集馨就曾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详述陕西粮道向上司送礼的规矩：

各级官员的陋规自然不可能自掏腰包。先是州县官向百姓索取，之后管理各州县的上层官员再吃州县官，此举毫无疑问地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

各级官员的陋规多如牛毛，难以清算，位于官场底层的胥吏为满足一己私欲更是丧心病狂。他们与官员沆瀣一气，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牟利，贪污漕粮、截留税款、收受贿赂，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为了捞油水，胥吏连赈灾银都不放过。道光年间的给事中金应麟曾说，被灾之处，穷民最苦，而胥吏最乐。

有的胥吏私取赈米，并在其中掺入糠秕，克扣斤两后再发放给灾民；有的人冒领赈粮，擅自将衙门中的胥吏列入灾民名单，或者把已经身亡的流民乞丐列入名单，并代其领取。

在不少灾区，胥吏贪污赈灾银的现象比灾情本身还让人震惊。如江苏沛县，胥吏任维城在道光三年、四年冒领赈款四千七百八十一串，胥吏刘步洲等为冒领赈款，伪造道光八年冬的受灾户名单，“每一里，冒报一千余户至二千余户不等，共查灾民二万六千五百五十二户外，冒报一万六千一百五十户”，其捏造的的名单竟然超出了二分之一。

在敲诈民财的过程中，胥吏们还充分发挥想象力，采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如私设班馆。

班馆是胥吏非法拘留百姓的场所。道光二年，御史黄中模曾奏请查禁全国各地胥吏私设的班馆，足见私设班馆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但道光年间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在福建闽县、侯官等地，班馆被称为“土地堂”。胥吏将受审讯的人先拘押在此处，行贿者押到干净的地方，没行贿者关押在污秽黑暗之处，同安、晋江等县的胥吏更是蛮不讲理，将被告、原告一律私押入班馆，有的人竟然被关了两三年还未见到官员之面。

湖南邵阳县，有差役千余人私立班馆三所。道光十五年，有人向道光帝揭露其中黑幕。

揭露者称，以“窃盗阎罗关”谢定等人为首的当地胥吏头目，每遇寻常讼案，常将人关入班馆中进行虐待。他们用镣铐束缚被押者，并以绳子绑住其右手、右足，悬在半空，名为“钓半边猪”。差役门丁在勒索到钱银后，才将其放下，随后押入另一个班馆，又是一番勒索。

在接受审讯之前，有些已成垂死之人，就算有冤情也无从说出。更有甚者，有的被告仇家还重金收买差役，用酷刑折磨被押者，乃至“凌磨至毙”。

胥吏横行霸道之事比比皆是。

如山东宁阳县的宁继祖在一家饭店与聚众赌博的差役白明玉发生口角，白派人将其殴打，并绑在拴马桩上，用铁火条钳口，之后用绳索勒住其脖，使之气绝身亡。事后，白明玉捏造证据，称他是自缢而死，以此蒙混过关，不再受追究。

又如河南滑县胥吏史连仲，因向老百姓江文漋勒索不成，竟纠集十余人将其砍伤，剜掉其双眼。江文漋心里苦啊，向衙门报案，县令却只抓了一名从犯。违法胥吏早已与县官勾结，形成一个小集团，江文漋的冤情当然只会更冤，难以昭雪。

不甘罢休的史连仲又叫上一百多号人，手持刀枪前去江家骚扰，声称要取江文漋的性命。江文漋年迈的祖母活了一辈子，兴许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嚣张的小吏，竟被活活吓死了。

胥吏之恶使官民矛盾进一步恶化，对广大群众和清政府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为转变官场奢侈腐化的风气，道光帝以身作则，不仅取消了多项皇室开支，如停止进贡、不再扩建宫殿，还带头厉行节俭。

道光元年，他发表《道光御制声色货利谕》号召朝廷上下重义轻利，不蓄私财，并引用古话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满满的正能量。

史载，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每月三旬，分别叫上浣、中浣和下浣，就是说道光帝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他还规定，宫中除太后、皇帝、皇后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不得使用化妆品、穿戴锦绣服饰，只能整日素面朝天。

对勤俭节约的官员，道光帝慷慨奖赏。

道光十四年（1834年），道光检阅禁卫军，看到士兵们都穿着朴素的旧衣服，一概过去奢华的旧习，大喜过望，随即将几名主管官员都提升一级。

估计道光帝心里美滋滋，还以为自己提倡节俭的号召有人响应。

对奢侈腐化的官员，道光帝严厉处分。

道光刚即位时，豫亲王裕兴不顾国丧期间的禁忌，强行侵犯府中丫鬟。负责管理宗室事务的宗人府将此事上奏皇帝。

一个丫鬟的性命，在皇帝眼中微不足道。可是，道光帝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毫不犹豫要将裕兴赐死。

豫亲王是清朝开国功臣多铎的后代，将其处死非同小可，包括太后在内的皇室宗亲都急忙赶来劝阻。在再三考虑后，道光帝改将其革去王爵，由宗人府圈禁三年。

之后，道光下诏，称：“国家法令，王公与庶民所共。”

道光十年，又有人举报盛京将军常在家中演戏宴乐，不理会皇帝的教诲，道光帝立刻将其革职。

道光帝雷厉风行的作风，一度让官员们警觉，他们不忘在表面上做功夫。

官员们在其他场合都鲜衣怒马，唯独在上朝时要穿上打补丁的旧衣服以示节俭，讨道光帝的欢心。

道光帝见满朝文武跪在殿前，一个个身着旧衣，灰头土脸，散朝时还聚在一起哭穷，交流彼此的节俭经验，打听哪家的白菜卖得便宜，还以为自己厉行节俭的行动有了起色。

他却不知京城中的旧货铺子早已把库存的破烂衣服抬高价钱，专门卖给官员。有的官员还自己把衣服做旧，在新袍子上打上补丁。

事实上，道光帝自己将勤俭进行到底，对治理官场贪腐并无助益。

负责执掌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就在道光帝眼皮底下作案。有一回，道光帝的裤子打补丁，内务府开账三千两，这些费用大多入了谁的腰包，不言而喻。

道光帝深居宫中，不知物价，对内务府的贪污也浑然不知。

一天，军机大臣曹振镛跪奏军国大事。军机大臣一天要跪几十次，曹振镛一跪下，道光帝就瞧见他膝盖上打了补丁，便随口问他，打这补丁花了多少钱。

曹振镛知道内务府常在报账动手脚，思来想去，谎称花了三两。其实，三两银子在当时都可以做好几条裤子了。

道光帝一听，勃然大怒，也没心情和曹振镛议论军国大事了。他立即找来内务府大臣痛骂一顿，怒斥其竟敢在一块补丁就花费千两。

内务府大臣还觉得本宝宝受委屈了，当面跟道光帝叫屈，说皇上裤子是上好的湖绉（浙江湖州出产的著名丝织品），上面的补丁是苏州打的，手艺好工费高，方能补得天衣无缝。而且这一路还需要专车护送，大运河鲁西南一带治安不好，万一皇上的裤子让人抢了，奴才不就玩完了吗？所以说，三千两银子没毛病。

道光帝竟然无言以对。

道光帝也许是对内务府弄虚作假的行为逐渐习惯，后来遇上类似事情也“佛系”了。

有一次，道光帝和大臣潘世恩拉家常，问他鸡蛋多少钱一个。

潘世恩也知道其中的潜规则，不敢直接回答，而是替内务府打掩护：“贵的七、八十枚铜钱，便宜的八、九枚。”

道光帝大笑，说：“朕这鸡蛋，一个要一千二百枚铜钱。”

一次过端午节，道光帝故技重施，又和大臣周祖培拉起了家常，问他蘸粽子的白糖价钱。

周祖培回答：“一斤大约百枚钱。”道光帝又笑了，那手指一比划，说朕这一小盘白糖，需十二两白银。

▲周祖培（1793-1868）。

在道光帝提倡节俭的同时，内务府官员贪污的行为尚且如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之行径可想而知。

为杜绝贪腐，道光帝自继位初年就采纳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整顿地方陋规，可这一现象却不增反减。

数年后，道光帝也只能仰天长叹：“相沿已久，名为例禁，其实无人不取，天地不然。”

更严重的是，当道光帝支持黄爵滋、林则徐等人严禁鸦片的主张时，竟发现大批官吏为中饱私囊而大肆包庇、参与鸦片走私。

道光帝曾在一份上谕中指出：“鸦片烟流行内地，大为风俗人心之害……而此风未尽革除，总由海口守边员弁，卖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

此言不虚。

道光年间，广东碣石镇右营千总黄成凤在海上查获鸦片走私船后，常把走私犯释放，将鸦片留下，运去别处贩卖，从中牟利。

两广总督李鸿宾派巡船捉拿鸦片商，这些巡船每月收受贿银三万多两，将走私船只放行。

水师副将韩肇庆靠走私鸦片营利。他和洋船约定，每私放一万箱鸦片，该船都要送给水师数百箱。韩肇庆将其中一部分上交，邀功请赏，反而因辑烟有功升为总兵。

对此，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可以说，道光年间吏治的腐败，一定程度上导致禁烟政策的失败，引导着中国步入近代百余年的寒冬。

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即便是皇帝，也是如此。道光帝个人整顿吏治的雄心壮志，最终在整个腐朽的国家机器面前化为泡影。

在道光八年北京城那次盛大的献俘仪式之后，等待大清的，是暗流涌动、阴冷彻骨的近代前夜。

参考文献：

《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

（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谢世诚：《晚清道光、咸丰、同治朝吏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阎崇年：《清朝十二帝》，故宫出版社2010年版

喻大华：《道光皇帝》，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方彪：《北京简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