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来，就像是上节中所说的曾国藩和肃顺的关系一个样。袁世凯是给荣禄做过幕客的，而荣禄和西太后的关系，那就是荣禄曾在清宫中当过“护军”（当时的皇宫警察），在咸丰逃往热河时，他曾担任警卫的任务。据说肃顺等打算在从热河回北京的途中杀害慈禧，赖荣禄警卫森严才幸免于难。又加上他善于逢迎拉拢，像是李莲英（事见后）和安德海之流，便都成为他献殷勤的对象。在那个旧社会里，这种善于钻营的人，又怎能不升官发财呢？荣禄就是这样当上了北京的九门提督并当上了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的。

李鸿藻跟李鸿章什么关系（李鸿藻与李鸿章）

而袁世凯的钻营拍马、投机取巧的能力，更是比荣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荣禄既是这样地官运亨通，袁世凯又怎能被他落下呢，当然也是“三级跳”似的大红大紫了起来。像是他在小站的练兵，不就是由于荣禄的力量吗？他后来能够成为北洋军阀的“开山祖师”，不也都是荣禄给他打下的基础吗？

在戊戌政变中，正是十足表现了袁世凯和荣禄、荣禄和慈禧的“连锁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改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在当时和那腐朽、反动透顶的守旧势力相比较，它是有着某种程度的革新气味，但因为它根本不能代表当时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仍然脱离不了替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它根本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只不过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似的，在那黑暗的社会中，放出微弱的火花，结果仍是被那根深蒂固的守旧势力压倒而已。

即使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在那次政变中一时成了功，尽管它能比以前有些进步，充其量也不过是把当时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勉强给结合在一起，依然是脱离不了那反动统治的真面目，即使能让清朝在当时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势力，稍能延命于一时，结果仍然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车轮之下被轧得粉碎。

现在谈一谈戊戌政变的前因后果。

自从光绪到了十八岁结婚以后，慈禧自然不得不把掌握多年的政权交给光绪。在当时，这种政权的移交，叫作“撤帘归政”。不过是这种“归政”，也是一种形式，一切重要的政令，仍须报告慈禧认可后才能实行。特别是光绪的皇后，就是慈禧的侄女，并且在光绪身旁的太监之中也有不少人是经常给慈禧通风报信的。所以光绪虽然是亲了政，其实仍然是脱离不了慈禧的明中暗中种种的监督。

这时清朝的政治，腐败已达极点，像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结党营私、上下争利等，已成为普遍现象。对外则是自从鸦片战争起到现在，真是办一回交涉就失去不少主权，打一回仗，就多一次割地赔款。最显著的例如台湾、澎湖列岛的归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帝俄霸占了旅顺、大连；德帝国主义侵占了胶州湾；英帝国主义强据了威海卫；法帝国主义夺去了广州湾······真是疆土日蹙，门户尽失。因之全国人民越发看穿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就是在当时的官吏之中，如曾经给光绪当过老师，后来又在军机处办事的翁同稣等，也渐渐觉得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非变法革新，就无路可走。于是，在这种情势之下，他们首先就参劾了同在军机处办事的孙毓汶等。因此，在当时的政府中央机构中无形中就形成了维新和守旧的两派对立。结果是维新派（以翁同龢为中心）就拥护光绪，而守旧派（以李鸿藻等为中心）就趋附着西太后。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着“李党”“翁党”的称呼。后来又把他们唤作“后党”和“帝党”，甚至有人把“后党”叫作“老母班”，而把“帝党”叫作“小孩班”。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守旧派的李鸿藻死去，该党的党羽，因核心已失，遂去结交慈禧手下得意人物，如刚毅和荣禄等。于是守旧派的势力反而更加巩固起来了。一方面翁同龢等也不肯示弱，便把在当时以维新自命的康有为荐给光绪。这时康仅是工部里的一个主事，由于他献策积极主张施行新政变法图强，得到光绪的宠信，新党越发得了势。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就下了一个决心变法的诏书，并把康有为所荐举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都拔擢在军机处办事（当时名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因此，在朝中守旧的人员都纷纷表示不平。再加上在当时所谓的“新政”，都是和清朝历代祖制不相符合的。所以每当改革一个政令，变更一个制度，都必须经过当时的礼部核议，才能施行。在礼部里有个当尚书的怀塔布，他是慈禧的一个表亲，还有一个许应骙，也是慈禧所信任的人物。自然他们是不满意新政的了。于是一切新政，一到了礼部衙门，就经常被搁置起来。宋伯鲁、杨深秀便上书光绪参劾许应骙阻挠新政。光绪本想严办许，因碍于慈禧的面子，只严命他“明白回奏”（即令他写检讨书）。许遂逐项做了辩解，并参劾康有为“妄逞横议，勾结朋党，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并请把他“立即斥逐回籍”。光绪看到这个，越发不满，过了几天，有个叫文悌的御史，便参劾宋伯鲁、杨深秀二人，说他们“欺君罔上，若非立加罢斥，必启两宫嫌隙”。光绪大怒，立即革去了他的职务。文悌忙求怀塔布向慈禧求援，慈禧总佯做不理睬的样子，但却一针见血地迫令光绪罢斥翁同龢。光绪无奈只得忍痛照办，第二天，慈禧更特下命令，使光绪任荣禄为直隶总督，裕禄在军机处行走。光绪不得不从。但光绪也深知这纯粹是由于怀塔布，便下令把怀塔布、许应骤等六人免了职。于是守旧派大为恐慌，都希望慈禧重理朝政。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叫王照的人，连次上书，先是请求剪去辫发，后又请求光绪偕慈禧游历日本。这更如火上浇油一般触怒了守旧派，认为这乃是绝对岂有此理的奏章。特别是这些维新派所主张的“要行新政必须驱逐太监”的说法，更是触犯了慈禧的大忌讳。于是慈禧便和李莲英（慈禧的心腹太监）密议，授荣禄一条密计。荣禄随即上书请光绪偕慈禧赴天津阅兵。慈禧遂使光绪定于九月初五日启程赴津阅操。光绪虽然怵于威势，不得不答应，但也在事后犯了狐疑，遂召集康有为等计议此事。康认为此去恐怕凶多吉少，于是就定出了先把荣禄杀死在天津，然后调一万部队火速来京，在兵围颐和园之后，就把慈禧劫入城内幽禁在西苑到她老死为止的计划。光绪认为当时“京畿”一带的兵权，都操在荣禄的手里，非先物色一个有胆有识的人，使之夺去荣禄的兵权不可。恰好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见，光绪因为素日听说他有才能，便在见他时，故意问他新政是否适宜于今日。袁遂极力赞扬新政。光绪更向他试问：“如果使你管理军队，你肯诚心为我尽忠吗？”袁的回答光绪很满意，于是第二天便下令擢升他为侍郎，并责成他专办练兵事务。

守旧派看到了这样情形，便越发疑惧起来，遂赶紧向慈禧处报信，因此，慈禧在袁世凯来到颐和园谢恩时，便立即召见了他，并做了耐人寻味的慰抚。

袁世凯临行时，光绪更召见了袁，把一切密谋都告诉了他；并令他到天津立即扑杀荣禄，然后到京包围慈禧；并说如事成之后，就使他继荣禄之后而为直隶总督；更与他小箭一支作为凭证。

袁辞去后立即搭乘该日第一次的列车赴津，把光绪的一切密谋都告诉了荣禄。荣禄于是就在该日的下午五时乘专车来到北京，连忙把此事报告于慈禧。

慈禧立即召集了王公大臣，并把守旧党的首领等也都破格叫了来，遂命荣禄把他带来的数千名亲兵（卫队）留下捉拿康有为等，更命荣禄火速回津堵截康党，不要走脱一人。然后她坐轿赶回宫中，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光绪幽禁在“瀛台”之中了。据说慈禧回宫见到光绪时，因在愤怒之下，曾亲手打了光绪几个耳光，然后才把他拘在“瀛台”的。

当然，这个戊戌政变的结果，是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得到了胜利，以光绪的被幽禁，康有为的逃走和杨深秀、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康有为之弟）六人的被杀而告终。这就是前后仅达一百天的维新变政的经过。

此外，我还打算借几个袁世凯和荣禄、荣禄和西太后的内幕事例，作为我对戊戌政变的侧面说明。

甲、我母亲瓜尔佳氏口中的袁世凯

我听说我母亲有一个翡翠的扳指儿，我弟弟溥杰小时曾和她要，她说：“这是袁世凯送给你老爷（满族呼外祖父为老爷）的。这是你老爷的“遗念品＇（亲人死后遗留的纪念品），现在给你怕你弄坏了，等你长大了我再给你。”又说这是袁世凯花了几千两银子买来的。“你老爷不好意思要，是我逼着他才留下的。”

还有，在辛亥革命以后，醇亲王府中无论大人和小孩没有一个人不恨袁世凯的，有时看到了袁世凯的相片，我的弟弟们就用小手指头把袁世凯的眼睛挖了去。可是我母亲就不然了。我并不是说我母亲同情辛亥革命，而是说她对于袁世凯的看法。据说每当大家都在咬牙切齿来骂袁时，我母亲经常爱说：“这不怨袁世凯，全怪孙文不好。”

乙、慈禧当了媒人

我父亲载沣和我母亲瓜尔佳氏的结婚，是由慈禧给当的媒人，当时把皇帝或太后所命令的结婚叫作“指婚”。据说在和我母亲订婚之前，我父亲已订好了一个人家的女儿，由于慈禧的“指婚”，所以这门婚姻便以“拉吹”完事。在当时慈禧是很重视醇亲王的，同时荣禄又是她的心腹重臣，使这两家结成亲属，这是在当时政治上的一种新的作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慈禧的政治拉拢手段是怎样厉害的了。同时在这里，我还要附带一下，慈禧对于醇贤亲王既是如此极尽拉拢怀柔的能事，那么对恭忠亲等，当然更是没有放过。例如，把恭忠亲王的女儿，认为自己的义女，以“荣寿固伦公主”的称号，以及把庆亲王奕劻的三女儿、四女儿（当呼作三格格、四格格）经常接入宫中，等等，都是慈禧在当时政治上的种拉拢手腕。还有，关于荣禄和西太后的关系，如何密切也可以从下面一段传说中，得到一些证明。有人说，西太后有一天曾对荣禄这样说过“你的女儿（指我的母亲）很顽皮，无论对于谁，她都不放在眼里，真连我也不怕。”从这段谈话中看来，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慈禧对我母亲的爱，同时还可以看出慈禧与荣禄的亲密关系程度。像那为了满足自己的治野心不择手段的西太后，是不会把一个毫无利用价值的人放在眼里我母亲当然也不能例外。

未完待续……

袁世凯

荣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