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说，我定下了救国四项主张就是四大战略，分别是第一，下诏鼓天下士气，皇帝要下诏来鼓舞天下的士气;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宋朝开始,北宋的都城在开封,所以一直是被侵略,明朝的首都清朝的首都都定在北平或者叫北京。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气节非常好，但从战略来说呢却非常差，因为没有地方可以顶，练兵强天下之势，就是任何事情还是要借势，所以最后国家虽大万仗必亡，兵很重要，变法成天下之志。

李鸿章是好人还是坏人（李鸿章是好人还是坏人辩论赛）

在这四个里面，后三个特别是变法，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到了几百年之后，都要属于危机中，所以变法是永恒不变的主题，用我们大学的话说叫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个人要不断的去强调自己。很多中国人不理解的是第一句话“下诏鼓天下之气”，夫子说：“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四个字叫什么？名正言顺”，只有名正言顺确定下了方向才好去做，这就是我们说的高层的管理，执行力在于你的立场不变。

所以康有为在找翁同龢这条最近的路，结果被拒绝，他走平时最远的路，信访办督察院，借了大势成了最近的路，所以当他们走到督察院的时候，督察院的官员出来接受康有为的上书，而且还主动的去问，先生还有写过两本主要关于变法的书吗？这两本书呢一本叫俄彼得变法记，一本叫做日本变政考。注意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这两本书作为他的学生梁启超都是随身携带，所以康有为这两本书俄彼得变法记说的是俄罗斯如何变法，然后日本变政考说的是日本明治维新。而另外一边呢，当上书上去后，翁同龢对万言书的看法是什么呢？翁同龢跟李鸿章斗争了几十年，说句实话赢到最后，其实这个赢到最后开不开心。

中国经常是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基本上做好人会被坏人干掉，但是毕竟跟李鸿章争斗了几十年，所以翁同龢的格局没有李鸿章大，一直是心眼比较小，翁同龢的眼力却十分老道了，起码熬的死李鸿章，那他的眼光是非常老道的。当他看到万言书的时候，他的那句话非常重要，值得我们用心去思考。他说“万言书呢也没有太多的对错”，但是呢对于光绪他非常了解，他说怕就怕光绪太为激进。雄心的大半是耐心，越有耐心的人才越能够成就大事，所以第一翁同龢作为两代帝师，对他学生光绪的了解，对天下大事是有所把握的，用他的话说，那万言书不要直接给光绪，怕光绪太年少轻狂，会一看就想动，翁同龢太了解光绪，所以光绪真的在戊戌变法，急功近利，没有实现翁同龢希望的，向俄罗斯学习向日本学习。

第二天在朝堂上，翁同龢面对光绪的时候，看到天下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天下皆曰李鸿章该杀，李鸿章必须死。但是我们有个老朋友，第一集就出现了，就是英国泰晤士报的头条记者莫里逊。莫里逊反而说，不管你怎么做，条约不可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最低的叫做伦理或者说最低的文化叫做忠孝仁义礼智信，不管怎么样，信不能丢，按照西方说的民主自由，任何东西他的底线，西方的底线是什么？契约精神。就是不管你怎么样，签了合同你就要认，如果你连合同都不认，连自己的选择都不负责，说句实话这个世界没有诚信。所以西方的最高要求是我们东方的最低要求。莫里逊所说明的就是不管怎么样，那起码李鸿章在马关的时候，也就是说电报了慈禧以及光绪，你们都没有反对，那既然没有反对，这个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再去毁约。

回过头来看看光绪，光绪听到了以后，知道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他说把玉玺拿来，把条约拿来。光绪作为一个年轻人满怀耻辱地盖上了这个印，盖上印以后非常的愤怒和惭愧，用玉玺把自己的两个手砸得鲜血淋漓。我们可以理解光绪的这种痛苦，但不管怎么样，感情丰富不是好的政治家，因为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理性是最大的感性。光绪感情非常丰富，但是我们更可怕的是看到了光绪未来的失败，因为我们经常说看一个人如何成功，首先就是看一个人如何面对失败，如果一个人面对失败他是总结检讨改变自己原来的方法，甚至完全去重新开始那这样的人很可怕，这个人一定会成功，他会不断的调整，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可是当一个人面对失败的时候只会后悔，指责、屈辱、流泪、愤怒甚至像光绪这样的自残，说句实话他依然没有学到，没有接受。

所以光绪到太庙去瞻望他的祖先，从努尔哈赤到皇太祖到康熙到雍正到乾隆一路一路看过来，泪眼看花花不语，光绪去看到康熙像的时候，他感觉到整个康熙的像都在流泪，这就是我们说的，当一个人真正处于最低谷的时候，你不要去找那些你很熟悉的地方，你只会让自己回去，这个时候光绪不能接受这种痛苦。天下人皆曰李鸿章可杀，那李鸿章将会面临怎样的对待？而光绪又会如何来面对？我们从中又能够学会什么呢？各位让我们带着问题期待下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