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原创“好人”固然可以感化人，但好的制度可以形塑绝大多数人。

根据梁晓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获得很高的关注度。该剧以东北某平民社区平凡的周家三兄妹的视角切入，涵盖了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的重大社会事件，全景式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众多平民子弟的命运遭遇，堪称“中国平民的当代史诗”。

书写好人，歌颂好人，是《人世间》从小说到电视剧始终不变的主题。在最卑微、最艰苦的生活中，平民阶层也在追求崇高、成为好人，实现更大的人生意义。这是《人世间》屡屡让观众为之动容的原因。

然而，《人世间》试图以“好人”作为抵达理想社会的路径，却又处处体现出这一逻辑的内在龃龉与冲突：“好人好报”与好人处处受难的冲突、“好人”对苦难的承受与“驯顺无声”的冲突、“好人”屡屡通过找关系解决困境与“好的制度”的冲突……

这不由得引人思索：歌颂好人、赞美人性，是必要的、是崇高的，但凡事依靠于好人，又是简化的、天真的。

“好人好报”抑或“好人受苦”

《人世间》里有太多的好人，周家三个孩子更是好人中的典型。

哥哥周秉义（辛博青 饰）从上山下乡的知青到考上北大，之后走上从政之路，是典型的“清官”形象，对权力有强烈的自我克制，一直心怀百姓；姐姐周蓉（宋佳 饰）走的是知青——北大——大学教授的路径，她虽被观众诟病批评自私，但带有理想主义气质，为人正直、清高；弟弟周秉昆（雷佳音 饰）是整部剧的核心人物，也占据最多的篇幅。他不像哥哥那样有政治抱负，也不似姐姐有那么多的才华；他是最普通的平民百姓，也是人世间里被讴歌的好人典范：勇于担当、乐于牺牲、利他精神、任劳任怨。

比如在风声鹤唳的年代，他勇敢地与怀有他人孩子的郑娟（殷桃 饰）在一起；哥哥姐姐去上大学，他与郑娟独自扛起整个家，照料植物人状态的母亲，帮姐姐养着孩子；哥哥姐姐一路风光，赡养老人的责任主要落在他肩上；他在酱油厂的那一帮好哥们，在时代变迁中磨难重重，周秉昆一而再伸出援手……

《人世间》凸显和放大了小说中的“好人文化”。它是生活重压下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是对抗命运的顽强坚韧、不屈不挠，是小人物之间的互帮互助、重情重义，是时代洪流中不曾改变的善良正直、乐观坦荡……

那么，是什么驱策着剧中的人，如此义无反顾地成为“好人”？

从小说、剧集的主创者，到剧中的人物，共同秉持的一个信条是“好人好报”，所以要成为好人。就像梁晓声所说：“如果说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类物种，那么这一物种的进化方向只有一个，便是向善。善即是美，善即是优。人与人的竞争，所竞善也。优胜劣汰，也必是善者优胜。”

好人好报，善者优胜。这也是千百年来最朴素的民间正义感。只不过，这种情感上的“正义”终究是一种期盼和理想，“好人好报，善者优胜”只有通过制度确定下来，它才会成为一种现实与实践。

| 《人世间》中郑娟探视在狱中的周秉昆

矛盾的是，《人世间》并无“好人好报”的制度保障，观众一再看到的是好人在受苦受难：郑娟曾被骆士宾强奸；哥哥姐姐考上大学改变人生，周秉昆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周秉昆好不容易买了房子，结果因为房子产权有问题，一家人又不得不搬到棚户区那两间破落的民房；周秉昆辛苦养大了郑娟与骆士宾的孩子周楠，周楠的心却逐渐偏向骆士宾；周楠考上清华，去美国留学，在美国遭遇枪击死亡；周秉昆失手打死骆士宾，以过失杀人罪入狱多年……

剧中的其他好人身上，也遭遇非人的磨难：十年动荡期，好人蒙冤死去；穷苦人去倾倒煤渣的地方取暖，却被倾倒的煤渣掩盖而死；得了尿毒症的下岗工人，卧轨自杀……就连一向默默接受命运的周秉昆，都忍不住喟叹：“人这辈子活着啥意思，跳出来看啊，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没啥区别”。

虽然剧集有相对光明的结局，但小说没那么“光明”。在小说结尾，垂垂老矣的周秉昆和郑娟当了一辈子好人，倾其所有地付出，但他们依然被一种恐惧感裹挟着：“忽然心生一种大的恐惧，怕什么重病突袭自己，或突袭妻子。他怕自己忽然失去了她，或她忽然失去了自己。所谓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真可谓姗姗来迟啊。”“天可怜见，地可怜见，让我俩健健康康地多活几年。”

“天可怜见，地可怜见”，如果好人只能依靠祈祷来过上好生活，“善者优胜”的道德说法就显得苍白又无力了。

“承受苦难的能力”抑或“驯顺无声”

《人世间》呈现了人世间的诸多伤痕，它又跟我们所熟悉的“伤痕文学”不同，从小说到剧集都没有那种泪水涟涟的控诉。那么，《人世间》亦有好人受难，为何观众却是感动的情绪居多？

一方面，周秉昆的磨难是“可控”的——他一路上得到很多有权势的人的帮助，他的“好”得到周围一致人的赞许，这与刘峰虽是“好人”却被视为“流氓”不同。也就是说，周秉昆获得了道义上的认可，由此削减了苦难的力度。

更关键的是，《人世间》有着“苦情戏”的内核，而非“悲剧”的内核；它放大和凸显的，不是苦难对人的吞噬和碾压，而是人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能力。

再比如，郑娟是传统文化中的“地母”形象，她是完美的妻子、完美的儿媳、完美的母亲，勤劳、奉献、隐忍、无私、牺牲等对约束传统女性的美德，是她的主动追求，也在她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无论生活多难，主人公始终坚守真善美，始终以“忠孝节义”为行事标准，甚至生活越难，人格越要保持高贵。这传递出的道德力量，让观众感动得涕泗横流。

《人世间》赞美了人对苦难的强大承受力，人的精神力量最终战胜了苦难。作品由此消解了观众对于苦难的批判和反省，将对主人公不屈不挠、永不妥协的钦佩与认同，转化为一种向善求真、温润美好的力量，鼓励观众在平凡生活中不惧艰辛、追求崇高。这彰显的是主创者的人道主义情怀，以美好的人格鼓励观众、引领观众。

但是，就像政治学者周濂所说，中国许多歌颂好人的作品，“只存在伦理生活意义上的弱者视角，而缺乏政治意义上的弱者视角”，“这样的处理方式，导致中国式的‘好人电影’所传达的，无非是些逆来顺受、小富即安、没事偷着乐的小农理想和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心理”。

《人世间》对苦难背后的社会症结有所指涉，但都只是一笔带过，缺乏更多维度的思考。比如剧中平民家庭与权贵家庭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但它对特权的讨论点到为止，甚至试图解释特权的合理性。这就导致剧中人物所遭遇的各种苦难，成为苦情戏中的“意外”。

就比如周秉昆买的房子出了问题，明明是房管所的责任，但官方理直气壮地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没有人追究工作人员的责任或反思权力的霸道，观众只忙着为周秉昆搬回棚户区的那场哭泣“破防”。苦情戏转移了反思。泪水让我们止步于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上。对苦难的承受固然彰显了生命的韧性，何尝不也是彰显了人性的脆弱：始终默默忍受，如此“驯顺无声”。

| 《人世间》中房管所的工作人员推卸责任

这让人联想到另一部小说。不同于冯小刚改编后的青春滤镜，《芳华》原著对文工团的岁月，始终是一种讥诮和反讽的态度，对那段荒谬的岁月没有过多的留恋，而有着更多的冷静和反省。尽管同样刻画了一个极致的“好人”刘峰，但下场特别荒凉凄惨，控诉和批判的意味由此彰显。

“好人救济”抑或“好的制度”

周秉昆是大好人，剧中的他一直在帮助别人。这种帮助，是一种私人救济；更微妙的是，周秉昆的私人救济，更多是通过“走后门”“找关系”实现的。

虽然周秉昆不是直接找他哥哥周秉义（以彰显“清官”的高风亮节，彰显权力运行的公正），但周秉昆认识了不少有权有势的“好人”。比如周秉昆失去工作后，得以到酱油厂工作，是因为他认识了高干子弟蔡晓光，蔡晓光帮他安排进去。比如，周秉昆在酱油厂认识的忘年交曲老太太曾是国企一把手，丈夫更是官至省委副书记。再比如，《金土地》杂志前主编邵敬文为了能让周秉昆获得杂志社的编制，邵敬文还向上级写了一封举报信……

| 《人世间》剧照

周秉昆是好人，但他“好”的实现是建立在他“人脉广”的前提下。剧中大小问题的解决，基本都得靠“走后门”“找关系”，靠好官帮忙。包括最后棚户区的改造，也是因为周秉义是好官，有家乡情怀和政治抱负。周秉义为了改造棚户区呕心沥血，最终罹患癌症，才啃下棚户区改造这块硬骨头。

概言之，《人世间》所构建的那个良善的民间社会，本质上是以周秉昆为核心的人情关系网，打通了社会上的不同阶层，经由“好人”为中介，去接触和帮助更多好人。可如果周秉昆不是好人，如果周秉昆没有遇到那些有权有势的好人，如果周秉义不是克己奉公、为民请命的好官，那么《人世间》的“好人文化”不就成了空中楼阁？

由此可见，将美好的社会实现寄托在人性上面，总归是充满偶然性的。有多少人面对权力时能够始终心如止水？现实生活中的贪腐案件提醒着我们：并非每个人都禁得住诱惑。根本之策是以良善的制度约束权力、约束人性，以良善制度确保稳定预期的实现，让社会中的每个人，不必非得认识一个有人脉的“好人”才能过上好的生活，而是我们依照清晰的制度行事，我们就可以过上好的生活。

而且，“好人”固然可以感化人，但好的制度可以形塑绝大多数人。我们不必担忧执行制度的人私底下是不是一个“好人”，制度所规定的惩戒措施会让每个人“在其位，谋其职”，制度会让他们在岗位上成为一个称职的服务者、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好人”。所以，跟伦理意义上的“好人”相比，好的制度才是整个社会安全感的最大来源。

《人世间》对好人的歌颂背后，暗含了对权力与关系的倚重。无论是小说还是剧集，对此的反思和批判并不鲜明。我们要歌颂和珍惜好人，更要“好人好报”“善者优胜”；但不是依托于“天可怜见”“地可怜见”，而是依托于人世间无所不在的“好的制度”。这也是我们社会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于理系青年文化评论者。本文原标题为“《人世间》：好人是我们抵达理想社会的唯一路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