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瞻（美国汉学家）

周振鹤（周振鹤简介）

翻译｜冯乃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全文共13000字，阅读大约需要21分钟

明代旅行文学由三种话题视角构成：娱乐游览（recreational-sightseeing）、学术评论（scholarly-commentarial）和地理调查（geo-graphical-investigative）。这三个宽泛的标题可以作为概括式的信息指导，帮助我们挑出典型文本；当然，并不是所有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的游记作品都可以归类其中。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晚明游记的发展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们与明朝最后70年里一系列显著的社会、经济、思想发展紧密相关。意识到这些影响对理解游记为何以及如何在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明，两个重要的社会变化直接影响了游记的发展。第一，从16世纪开始不断扩张的商品经济刺激了陆路、水路交通系统的改善，因此，社会各阶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流动性。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年在位）所提倡的稳定农业社会已经今非昔比。经济的压力清除了明代早期对旅行的限制。很多人，包括那些有功名或无功名的读书人、商人、普通旅行者、宗教朝圣者，甚至是移民工人，现在都有职业的或个人的理由，来进行大范围的旅行。在明代最后几十年，即使中央政府想要控制人口的流动，它也不再具有相应的能力。

与旅行机会增加直接相关的是旅游业的兴起。它急速扩张，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当“五月花”号登陆鳕鱼角（1620），在同一时间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着一个勃兴的旅游业——也许对大部分西方读者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荒谬的。但正是差不多同时，娱乐观光的观念第一次在中国蓬勃发展。为了对晚明旅游活动的巨大规模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先来看看张岱的观察，当然张岱本人就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游记作家。

1631年，当张岱游览“东岳”泰山，他提到，一天内有八九千游客蜂拥而至，而在春季，这个数量可以上涨到两万。他还提到，当地官员会向游客征收一钱两分银的“山税”，这样下来，当地政府一年可获利两三千两白银。乘坐交椅的“团体旅行”可供像张岱一样的富裕旅行者消费；当时还有三个等级的“庆祝套餐”提供给需要庆祝成功登顶的游客，每一等都比下一等更奢侈、更昂贵。在泰山附近的镇上还有几个巨大的旅店，每个旅店都有二十多个厨房，上百的仆人、戏曲演员和大批的妓女。张岱对他的泰山之旅非常不满；他公然抱怨，在每一段攀爬途中都会出现大量的乞丐，还有游人随处“题刻”亵渎泰山神圣的景象。

另外一个揭示晚明旅游业新发展的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女性旅行者积极参与各种观光旅游活动。以享乐为目的的旅行在晚明成为正经生意，它一点也不便宜，尤其是去泰山之类的常见目的地或江南流行的旅游景点。所以，虽然人们称明代是传统中国“旅行的伟大时代”，但只有那些有经济能力的游客才可以积极观览像泰山一样的名胜。尽管如此，张岱的观察证实，在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已经有为数众多的旅游者可以担负这样的旅行费用。

明代画家陆治的《支硎山图》（局部），画面右可见当时登山旅游雇用的“肩舆”及“舁夫”

伴随旅游业的繁荣，文人游客创作的游记数量也在相应地增长。当然，考虑到现存数量众多的个人文集、专集、选集、地理作品、地方志、绘画和其他旅行文学来源，我们无法估算晚明时期出现的旅行作品总量。但可以确定，这个数字能轻易地达到数千。

描绘名胜的专集都在晚明出现，如杨尔曾（活跃于17世纪）的《海内奇观》（1609）、王圻（1565年进士）和儿子王思义共同编纂的插图日用类书《三才图会》（1609）。这些书不仅满足了神游旅行者的要求，还可能鼓舞了许多读者前去亲身体验真实的游览活动。游记扩张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大量的游记选集被编纂发行，同时，游记作为一个独立散文体裁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并以评点和评论的方式呈现出来。

如我们所见，以娱乐为目的的游览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六朝或更早的时期。这些旅行通常时间很短，一般一天或两天，多在家人、朋友或地方官员的陪伴下进行。晚明的旅游繁荣促进了游览活动，随之而来的是游记创作的高潮。

但和更早的游览叙述相比，此时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大部分晚明娱乐游览类游记作家都喜欢去有名的，尤其是舒适又方便到达的江南城市或郊区旅行，他们不喜欢遥远难去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旅游设施匮乏的区域。下面的引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记录了张岱前往西湖著名景点湖心亭的娱乐游览：

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西湖湖心亭

这种简短的篇幅在晚明流行的小品文中颇具代表性。小品文与其他形式写作的区别是它的简洁。在这个例子里，张岱用少于两百字的篇幅，描述了一次前往当地名胜的夜游。但张岱的作品与宋代游览记述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张岱没有对西湖的雪景进行详细的描述，相反，他遵循小品文的创作方法，仅仅勾勒了几处精选的147细节。其次，宋代游览叙述中，作者的回应常表现为对美景的回应，与此不同，张岱关注的是对自己的评价。

这是理解小品游记本质及其创作目的的关键点：从本质上说，游览经历起到了催化功能，它启发作者对个人天性的回应。张岱小品文中的催化剂是他到达湖心亭的行为。如果让一个典型的宋代游记作家来书写这段经历，这个时候，他会评论雪天泛舟湖上的困难和危险，或者会更详细地描绘雪景，并表达这样的景色如何激发他的情感。但是，张岱将注意力放到岛上两个无名游客的身上，甚至还引用了一段他们的对话。如此，他便为本文结尾处船夫欢快幽默的妙语预置了一个场景。这种随意的非正式的游记风格有点像部分苏轼短篇作品，但张岱的叙述完全在强调自己对这场游览活动的参与。在这篇小品文中，张岱将辽阔的天空和眼前的景象进行对比，“两三粒”人和“一芥”小舟身处天地“上下一白”之间：个人的在场不仅微不足道，还像船夫说的那样，张岱（还有那两位偶遇的金陵客）在暴雪中游湖，实在是太“痴”了。

像这样喜剧的、自嘲的幽默经常会出现在晚明游记中，代表了旅行写作里一种全新形式的作者回应。这种回应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再现”，它构成了晚明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又成为游览游记不可缺少的要素。历史学家卜正民正确地提出：“从16世纪中叶开始，相较公务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偏好旅行的活力和奖励。”他还提出：“旅行是学术教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卜正民的细致观察有如下意义：到晚明时代，游览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曾经与朋友共享的休闲活动变成自我修养和自我再现的一部分，进而成为构建文人身份的关键因素。

另外，创作游记散文和旅行诗歌的行为，成为士大夫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自我完善的方法，它为旅行作家带来了声望。这种游览类游记中的“自我再现”也出现在学术评论类和地理调查类游记里。

对于小品文来说，毫无疑问，它是16、17世纪流行的作品形式，而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清代。但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对“小品游记”的定义有些问题，基本不符合本研究对游记文学的定义。简单来说，大部分被认为是晚明小品游记的作品都缺少一个旅行叙述。在这里，我只举出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选自袁宏道的一篇“小品游记”。这段文本关注的是苏州著名景点虎丘。袁宏道描写了1597年中秋，他在虎丘见到的景象：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张岱在他的著名小品《西湖七月半》中，对西湖的景点做出了类似的“旅游观察”（也就是说，全文内容都是描述，而没有展现任何作者的物理移动）。这篇文章几乎收录在所有的游记选集中，但是，这更像是一个旁观者的评论，而不是一个人在参与游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大部分小品游记缺少旅行叙述的原因：首先，旅行信息会增加文章长度，进而破坏小品文最显著的简短特征；其次，小品文作家在书写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对提供旅行细节没什么兴趣。他们的写作目的主要是实现个人表达，无论它是否与游览有关。

直到20世纪上半叶，晚明小品文才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这种发展的背景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学者已经在别处有详细讨论。从我的角度看，我想再提供一个观察：像袁宏道《虎丘》《西湖》之类的小品文，被文学史家、游记选集编者当做游记文学的原因，和欧阳修《醉翁亭记》、范仲淹《岳阳楼记》是一样的。如同两位宋代前辈，袁宏道和张岱是明代重要的文学人物。因此，游记选集收录他们的作品，会给读者带来熟悉的主流作家姓名，从而吸引他们的注意。当然，这不意味着袁宏道、张岱和其他晚明作家没有用小品文风格创造出优秀的游记。但为了找出这些作品，我们需要把视野拓宽到这些标准选集之外。

对袁宏道来说，他的写作显示了自己对旅行和观光的热爱，但他并不喜欢那些偏僻荒野之地的山景。相反，他更喜爱“精致的”场所，比如西湖、虎丘，或北京西北部的满井。1599年冬天，袁宏道去满井游玩，当时他正在北京担任官职。这是袁宏道最优秀的小品游记之一：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彻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泠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纪？己亥之二月也。

与袁宏道大部分游记一样，真实的旅行细节只占据这篇文章的极小部分。实际上，作者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描写满井的冬景上。但除了“出”和“至”，这篇文章没有其他的行动动词或动作动词。换句话说，袁宏道不是在叙述穿越雪景的移动过程，而是站在一个固定位置对它进行描述。这篇文章真正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作者娴熟地运用了语言的技巧。例如，在几个场景中，袁宏道用不同寻常的方法创造明喻，比如把北京城外“空阔”的雪景比做“脱笼之鹄”；把水面波光比做“镜之新开，而泠光之乍出于匣也”。

一种在诗歌中常见，但在游记散文中不常见的修辞手法，是用名词或名词短语描述动作。袁宏道在“曝沙之鸟，呷浪之鳞”这句话中运用了这种手法，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应该是“鸟曝露在日光下，鱼在啜饮波浪”。在小品游记中，晚明以前比较特殊但此时十分常见的是，将引人入胜的山水（在这里是一片山脉）比做美人：“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最后，《满井游记》的介绍部分和最后的作者回应成分明确表明，除了展示作者的语言技巧和令人愉悦的词语图像外，这篇文章的中心点是，袁宏道最终逃离了北京寒冬带来的禁锢，从而可以在郊外进行游览。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晚明游记中对“自我再现”的表达。

作为游记子类型的“学人游记”，指的是由学养出众的作家撰写的旅行作品。这类游记内容丰富，主要是对不同的地方进行学术评注，并将其呈现在旅行叙述的语境之下。宋濂《游钟山记》是明代早期学术评论类游记的一个例子。但在晚明，一些才华出众的作家把这种游记风格推向了成熟。其中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是曹学佺（1574-1646）和钱谦益。

在同时代的人里，钱谦益最著名的身份是诗人、学者、文学史家，他还是一位背叛明朝出仕清廷的官员。但他在1641年创作的黄山游记散文和诗歌，直到近年才被关注。另一方面，现有的西方明代研究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曹学佺，虽然他也曾广泛旅行，并创作了大量游记。曹学佺还编纂了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蜀中广记》（108卷）。

在此，我们来考查一下曹学佺的《游武夷记》。这篇文章显示了学术评论类游记的诸多特征。

武夷山的主峰位于福建北部与江西的交界处。在距离主峰不到32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支脉。一条名为“九曲溪”的河流连接主峰和支脉，游客们可以乘船游览，欣赏“九曲”的每一处胜景。曹学佺的作品重述了一场这样的旅行，当然，他的船会时不时靠岸，方便他探索那些不能从溪上直接看到的景点。宋代以后，武夷山一带已经形成一个很强的社群，各种与道教有关的信仰和传说在此持续发展。在道教的圣山系统里，武夷山是位列第十六的“洞天”。

以七夕前一日发建溪，百里，抵万年宫，谒玉皇、太姥、十三仙之列。履汉祀坛，即武帝时所谓以干鱼荐武夷者也。泛舟溪上，可以望群峰，巍然首出，为“大王”；次而稍广，为“幔亭”。按《志》：魏子骞（译者按：又作“王子骞”）为十三仙地主，筑升真观于峰顶，有天鉴池、摹鹤岩诸胜。以始皇二年（公元前220），架虹桥而宴曾孙，奏“人间可哀”之曲。今大王梯绝不可登，幔亭亦惟秋蝉咽衰草矣。玉女、兜鍪之下数里，为一线天。道经友定（陈友定，1330-1368）故城，虎为政，游人不敢深入。两崖相阖者里许，中露天光仅一线。有风洞，白玉蟾斩蛇于此，今祠之，而肃杀之气犹存云。

移舟过大藏峰，踵御茶园，万磴而上。其山如鸟巢，盖魏王易裸服以登天柱者，为更衣台。渡隔岸，谒朱子读书所，拜其遗像，徘徊久之。以一径入云窝，陈丹枢修炼之所，存其石灶。

出大隐屏以西，登接笋木梯铁缆之路，视上则恐错趾，视下则恐眩目。千盘而度龙脊，乃有仙弈亭可憩。修竹鸣蝉之外，黄冠启闭于丹房而已。天游虽称崔嵬过之，然迢递可肩舆入。登一览台，于是三十六峰之胜，可屈指数矣。复命舟里许，过隘岭，为陷石堂。小桥流水之中度石门，而桑麻布野，鸡犬声闻，依稀武陵之境乎？于是望鼓子峰相近，穿修篁五里，木石栈道，相为钩连。叩岩石，逢然作鼓声。岩下为吴公洞，洞旁为道院。是游凡以次达九曲矣。乃归万年宫。从山麓走二十里，游水帘，乱崖飞瀑而下，衣裾入翠微尽湿。以别涧出崇安溪之西楚道上。

曹学佺曰：余考《武夷祀典志》，详哉其言之，则知人主之媚于神仙所从来矣。始皇遣方士徐巿求仙海上，而武夷不少概见，何以故？又按魏子骞遇张湛十三仙，及宴曾孙，俱始皇二年事，何其盛也！而后无闻焉。夫山灵之不以此易彼，明矣。语云：“遗荣可以修真”，是之谓夫？

从结构上来说，曹学佺的叙述遵循了最早出现在元结、柳宗元作品中的游记四分结构：带日期的介绍，对山水的描述，作者的回应和文章的结尾。曹学佺的旅行主要靠船，按既定路线经过“九曲”，其中每一曲都有自己的山峰和隐藏的洞窟，意料之中的是，曹学佺提到的每一处景点、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与武夷山的道教传统有关。曹学佺不是道教信徒，但他对道教和武夷的关系有充分的了解，这是因为学术评论类游记的作者常在前往目的地前，阅读大量有关该地的资料，通常包括地方志和其他类型的旅行叙述。如果手头有的话，曹学佺可能也参考了这些文献，虽然他没在文中提到具体篇目。不过，有两次，他参考了《武夷祀典志》的内容。

表面上看，曹学佺的行程和山水描述与大部分宋明游览游记类似。换句话说，沿着常见的旅行路线，他穿过了九曲溪；用直白语言叙述的，就是他的个人所见。但需要注意，这篇游记里基本没有对山水的审美欣赏。曹学佺的旅行叙述关注地点（主要是山峰和洞窟）、人物（神仙和地方官），还有与武夷山道教传统有关的事件。

武夷山九曲溪

学术评论类游记与其他普通游览叙述的显著区别是，这里存在一个作者观察现场及将它和文本来源（一般假设是可靠的）进行比较的过程，在此期间，作者还会评论两者的不同和分歧。在这里我指的“评论”，实际上是学术评论类游记的第四部分，即游记的结尾。在这个例子中，以“曹学佺曰”为标志。熟悉中国古代史学写作的读者会将这种实践跟司马迁联系起来。司马迁在《史记》多个篇章的结尾处，附上了个人对历史人物行为的道德评价。从本质上说，曹学佺也在沿用同样的评论风格，但是他只关注与武夷道教有关的地点、人物、事件是如何被《武夷祀典志》记载（或遗漏）的。

在几乎所有的叙述和评论中，作者的观点可以被轻易辨识。这正是曹学佺的情况。诸如大王梯“绝不可登，幔亭亦惟秋蝉咽衰草矣”，大藏山“如鸟巢”之类的评论，显示了曹学佺毫不隐晦的批评：武夷山道教的全盛时代已经逝去很久了。正是这样的观察激发了曹学佺在游记结尾的评论。他的主要担忧，一方面是眼下对重要道教人物的忽视，比如，传说中在此山得道的武夷君；另一方面是后来的参考资料没有记录那些据说发生在此地且年代可考的事件，比如，公元前245年王子骞在幔亭山顶举办的宴会。当然，这里暗示的是，这些事件也许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尽管如此，曹学佺并没有追求“神话抑或历史”这类问题。相反，他为这座山的名声辩护，称道：“夫山灵之不以此易彼。”这里发挥作用的词语是“灵”，指的是山的精神或灵魂。此外，曹学佺还提出，山之“荣”不必来自神话传说，也可以是那些伴随时间流逝而不断“培养并得以实现”的特征。

钱谦益和曹学佺代表的晚明学术评论类游记风格，是一种对晚明学术理想的表达。这种学术研究基于古代文献和个人亲自拜访胜地（如那些作品中提到的武夷山）。曹学佺、钱谦益的游记展示了作者的学术敏感和历史知识，从另一个角度，它们显示了晚明文人对自我身份和自我表达的关注。“学术评论”类游记在清代继续发展，王夫之（1610-1692）、黄宗羲（1610-1695）和顾炎武等著名文学家和考证学家，在游记写作中，推广缜密的文本研究和批判性的思维，并将这些当做严谨学术的重要标志。

像学术评论类游记一样，地理调查类游记的内容多种多样，它源于明代晚期文人验证舆地类文献内容的兴趣。在此类游记的实践者中，最重要的两位是王士性（1547-1598）和徐霞客。这个组合乍一看有点奇怪，因为现如今徐霞客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游记作家（除了在研究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专家当中），但王士性还基本不为人知。一方面，徐霞客从来没有获得过官职，实际上他可以被看成是明代最典型的“私人旅行者”。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母亲成功管理一门纺织生意，从而支持他的旅行），并选择把一生贡献给他原本的知识兴趣——地理学和历史学。另一方面，王士性曾长期在政府任职，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各个角落，包括四川和云南。

但是除了这些显著的区别，这两位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王士性作为旅行作家的一个特点是，他亲自走访了五岳和大量分布在各地的名胜古迹。徐霞客的旅行范围也一样引人注目：他的旅行通常徒步完成，遍布今日中国的十六个省。王士性和徐霞客都创作了大量的游记。王氏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游记专集《五岳游草》和另一部作于晚年、与专集相关但独立的作品《广志绎》。

现存徐霞客游记全部以日记形式写成，数量巨大。人们对其总篇幅有多种估计，根据一位现代学者的研究，徐霞客游记大概有404000字。另一个来源称“超过了600000字”。无论哪种情况，现存徐霞客游记的现代排印本都足有厚厚的两大册。毫无疑问，徐霞客广泛的旅行和留下的大量游记，解释了为何有这么多人，包括与徐同时代的人，都对他致以敬意。在此只举一个例子，晚明重要文学家钱谦益在为徐霞客撰写传记时，极尽溢美之词，盛赞这位好友的作品“当为古今游记之最”。

1808年木刻版徐霞客旅行日记的封面，清代藏书家叶廷甲水心斋藏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C.V.Starr东亚图书馆藏

在我们分别讨论王士性和徐霞客对晚明地理调查类游记的贡献之前，需要强调一个关键点：仅仅用“地理调查”或任何一种明确风格来归类二人作品，这个做法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游记包含了几种不同的语言模式，清晰地显示出该体裁早期典范作品的影响。例如，在很多场合中，两位作者都使用了我们在南宋江河日记中见到的报道风格，这种风格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学背景。一个很好地体现这种风格的例子是王士性对庐山旅行的介绍：

《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鄣，入江彭泽西。”盖谓庐山也。或又云：“殷周际有匡续先生者，隐居此山，仙去唯庐存。人因以命其山。”余少读远公《记》与欧阳子《庐山高》，心识之。......则遂行十里至开先寺，寺倚鹤鸣峰下。南唐李中主幼慕物外，问舍兹山，后赐名开先寺。

王士性引用古代文献中的历史信息，以此开始自己的叙述（与范成大、陆游书写名胜古迹的条目一样）。在这里，他引用的是《山海经》。到明代中晚期，引用早期文献讨论地名，几乎出现在所有游记，尤其是游览叙述类作品中。这也是16、17世纪明代关注地理准确性和地理诠释的另一种方式。

同样源自陆游、范成大江河日记的实践，是引用早期游记叙述和/或与一个地方有关的诗歌。王士性的文章提到了两位作家：“远公”指的是六朝僧人慧远，即《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的作者；另一位“欧阳子”是欧阳修。不可否认的是，宋代游记作家已经非常关注游览景点的历史文学遗产。但晚明作家——这里特指像王士性、王九思（1468-1551）、钱谦益和徐霞客一样的人——格外关注早期地理学、史学和文学作品，只要这些作品与行程上的地点有关。据说，徐霞客在旅行时，曾随身携带《大明一统志》（1461年成书），他也经常购买地方志来参考。

王士性和徐霞客的游记还继承了由元结开创，柳宗元完善，又被无数后世作家模仿的山水描述风格。在这类描述里，当做者叙述自身在山水中的移动时，常使用大量动作动词和行动动词。这种方法在散文中构建图像，并带来持续的移动感。再一次，这里的目的是通过对物理运动的陈述和对场景的描写，重构旅途中的身体经验。

虽然徐霞客的语言图像展示了各种感官体验，但作者没有忽视任何景色细节。在他最优秀的写景散文中，徐霞客没有兴趣讨论哲学、道德议题，或反省人生。但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察者，只在单纯地追忆与朋友在闲暇时享受美景的经历。与之相反，徐霞客主动扮演了叙事者和行动者的双重角色，在叙事中，他以文学的方式准确地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并积极地亲身参与到所有的行动中。只要有一点儿想象力和一点儿参与意愿，读者就可以跟随他体验同样的旅行。

在传统中国游记史上，王士性、徐霞客最重要的作品是他们的地理调查类游记。王士性在《五岳游草》序中说道：“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游寄焉。”这份声明总结了王士性作为旅行作家的两个重要关注点：一个是自然环境和其中发生的变化（“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另一个是人和社会如何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这里的关键词是“变”；即环境中的变化如何影响人和社会。这样看来，王士性主要的兴趣是人文地理。

现在，虽然王士性的游记可以进入我们之前提到的地理调查类游记的范畴，但他评论性作品的主体和对人文地理的贡献集中在《广志绎》这部作品中。作于晚年的《广志绎》是作者对自己早年五岳等地旅行观察的回应。王士性的旅行写作，尤其是《广志绎》，最突出的特征是批判性地阐释那些通过观察获得的数据。他撰写科学调查游记的欲望，很大程度是源于《大明一统志》等明代地理类文献质量堪忧，内容错误百出。这种政府资助的作品，其撰写不依靠实地观察，而只是根据早期的、过时的地理历史著作。

《大明一统志》

徐霞客和王士性的新型地理调查，代表了与这种传统地理学的决裂。传统地理学主要关注国家管理机构的演进，以及那些与经济、习俗和文化相关的事务。政治地理构建和儒家强调国家秩序和平衡的道德理想深刻地影响了传统地理学。各朝正史的《地理志》代表了这种方法，其中，地理信息的呈现支持并强化了国家政治管理组织的等级差序。从本质上说，像《大明一统志》这样的王朝专著，其设计目的在于搜集和展示能够加强政治控制的信息，严格说来，并不是为了增加人们的地理知识。换句话说，国家为自己的政治管理目的，管控和操纵着地理学。

尽管如此，正如杜勇涛和其他学者做出的正确观察，明代晚期，国家对地理学的控制日渐衰微，原因是地方（或私人）创作的方志，尤其是总志，对其构成了挑战。这些作品的作者花费巨大的精力，提供完整和准确的信息，从而为各种目的服务。当然其中之一就是促进了晚明旅游事业的繁荣。很显然，王士性就是这种综合地理学的支持者，他的游记无疑为游客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在《广志绎》中，他优先考虑的事是阐释性的，具体说来，环境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副产品，比如风俗、文化、宗教、方言、民歌、地方特产和沟通交流。王士性对人文地理的关注，迅速将他和传统“儒家治国术”区分开。展示这种地理写作新方向的平台是王士性的游记和他的《广志绎》。下面一段《广志绎》选文体现了王士性对人文地理的思考。这段话很好地展示了作者如何强调自然环境差异带来的社会、风俗变化。

东南饶鱼盐、粳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饶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朱砂、水银，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牛、羊、马、骡、绒毡，西南川、贵、黔、粤饶楩楠大木。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西北山高，陆行而无舟楫，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

在某种程度上，王士性重新定义了他曾在游记中写过的地方。这一点十分特殊，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旅行作家（同时代或更早）会在游记之外，另写评论。王士性作品的中心信息也是早期游记中从未出现过的一点，即除物理环境本身之外，还有更多有关一个地方的知识需要我们了解和考虑。更具体地说，王士性提出，人世的现象因各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而显得不同，这些区域或省份层面的个体差异，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世界人文环境系统的组成部分。周振鹤观察到，王士性是个“彻头彻尾的地理决定论者”。他的人文地理观影响了清代的主要思想家，如顾炎武。

在徐霞客的例子里，游记中的地理调查的确吸引了大部分学者和地理学家的注意，且以丁文江（1887-1936）发表于1921年的文章《徐霞客：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为发端。后来的学者表明，杰出的文学价值是徐霞客游记——尤其是作于晚年的西南地区报告——的显著特征。但也许，他对游记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地理调查类作品中。正是这些作品把游记带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徐霞客画像

徐霞客的地理调查写作可以被归入以下两个大范畴之一：仔细检查与地理有关却没被解决的具体问题；编纂与地理有关的实证性数据和证据。几乎所有与古代中国科学调查有关的研究，都会提到徐霞客那个最有名的“发现”。

在1638年的一次贵州之旅中，徐霞客通过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江真正的发源地并不是很多早期地理研究（如《书经》的《禹贡》篇）声称的四川岷江或雅砻江；他指出，长江源头应该是青海的金沙江水系。虽然现在看来，徐霞客也没有正确指出长江源的确切位置，但他已正确地指明，长江源应该位于金沙江水系上游的某处。现在，我们公认的江源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海拔5170米，北纬32°36′14′′，东经94°30′44′′），而这份科学的地理信息直到2005年才被最终确认。徐霞客为确定长江和其他中国西南河流的发源地做出了杰出贡献，自清代以来这些贡献不仅获得了承认，还被广泛书写。

但是，他在系统调查桂林喀斯特岩溶地貌上的贡献却鲜有人注意。1637年，徐霞客访问了以喀斯特地貌而出名的桂林。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记载了对该地区一百多个地下喀斯特岩洞的调查。因此，徐霞客成为“在中国南方，对喀斯特地貌和喀斯特洞窟实施真正意义上科学考察”的第一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这样评价徐霞客：“他具有超强的分析地貌细节的能力，能系统使用专有名词，进而扩大了常规的命名系统，比如‘梯’‘坪’等。他细心地用‘里’标识事物，从不使用任何常见的模糊短语。”实际上，徐霞客在中国西南展开的广泛旅行始于1636年，旅行的目的就是研究喀斯特景观地形和地下结构特征。

现代地理学家胡邦波认为，徐霞客在喀斯特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对喀斯特形成过程的解释、分类和描述单独的喀斯特地形，以及分析喀斯特的区域特征。和胡的意见一样，我也认为第二点是最重要的。

在早期游记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接近这种准确程度和详细程度的描述。徐霞客的动机，至少有一部分反映在旅行日记上。他对大部分旧地理书的内容感到不满，原因是其中有太多错误，引用的文献不是神话传说，就是过时的记录，它们大都是简单的代代相传，没有经过严格的验证。徐霞客承担的任务是通过务实的、科学的调查方法，为一个地方创造准确的描述。除此之外，他还相信，创作大量旅行作品可以确保他作为“伟大旅行者”的个人遗产，让他跻身中国最伟大旅行家的圣殿，与张骞、玄奘、耶律楚才等人齐名。

为理解徐霞客作为观察者和地理调查类游记撰写人的缜密，一个有用的方法是，按照一种“制图”进程来阅读他对七星岩喀斯特地貌的描述。这种技术背后的核心思想是相当简单的：排布多个地标积累数据，再将这些数据转化成档案记录，让后人对此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进而得出一些结论。当然，这是实证调查中最本质的部分。令徐霞客的研究显得更吸引人的地方，是他没有现代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在田野工作时常用的精密测量设备。似乎他也从未拥有或使用过指南针。仅靠纸笔和语言（现存日记中也没有任何插图），徐霞客参考了早期游记的多种描述技巧。这样看来，格外重要的是他对方位和各地标之间距离的密切关注。在七星岩游记中，徐霞客展现了极强的动力，用尽可能准确的方法观察和记录周边。我们并不清楚他如何在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确定方位，但是20世纪几位喀斯特专家的研究都证实了徐霞客观察的准确性。

与方向和距离紧密相关的是徐霞客叙述空间移动的技巧。在记录那些提示距离和方向的事物时，这种技巧也帮助测量这个洞窟的“地图”。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郦道元、元结和柳宗元的作品一样，对空间移动的叙述通过精心使用动作动词和行动动词来完成。移动的暂停常为特殊的目的服务。例如，如果一个洞窟景观有显著的物理特征，徐霞客通常会停止行动叙述，转而描绘景象。

在调查喀斯特洞窟的过程中，徐霞客还记录了喀斯特地貌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分布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他甚至会收集岩石样本。他还对以下现象特别感兴趣：水文学，特别是作为水资源的地下溪流和湖泊；以及风的运动。

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学者郑怡提出，徐霞客游记中的“空间移动”“制造”了一种新的、系统的、以实证为基础的知识。郑教授认真地把徐霞客描述“空间移动”的方法与晚明思想界的变化联系起来，并努力使徐霞客游记远离同时代游记写作的标志性特征，如“抒情表达、情感关联和智识上的沉思”。郑怡提供了一些理解徐霞客科学成就的绝佳视角，但是她误解了徐霞客“空间移动”游记和前辈作品之间的关键联系。

像许多前辈一样，徐霞客深入挖掘早期游记，并从这些作品中学会各种叙述技巧，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创作目的。他对山水景观高度文学化的描述很容易被误认为郦道元《水经注》的选段。徐霞客以行动动词和动作动词展开对桂林洞窟的叙述，因此，也帮助读者参与到行动当中。这种技巧可以一直追溯到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从游记写作的角度来说，徐霞客的作品没有使用全新的技巧。但徐霞客将早期元素融汇成为一种新形式，即“地理调查”类游记，并最终用它来产生新的知识。

如果徐霞客活在今天，他也许会为李约瑟对自己游记的评价感到骄傲：“它们读起来更像是20世纪田野调查者的作品。”对一个地方进行详细的标识和描述——不是事后写作，而是从每日记录中援引——证实了他在描绘和分析地貌细节时的技巧。徐霞客喜欢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普通人”，仅需手杖和便鞋就可以开启下一段征程。但他绝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细心的观察者，还是一个热心的旅行家，曾成功地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以一种盛大的方式完成了上述一系列行为，在很多层面上，他对新知识的贡献超越了他心中的古代旅行英雄——张骞、玄奘和耶律楚才。

《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美]何瞻著，冯乃希译，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版

何瞻（JamesM.Hargett），纽约州立大学阿尔伯尼分校东亚系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宋代古典散文、游记、历史地理与文化史。本文摘选自《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由世纪文景授权刊发。因篇幅有限，摘选时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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