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王司马颙是司马孚的孙子，而晋惠帝司马衷是司马懿的孙子，两人并非同一系。晋武帝司马炎曾明文规定：只有司马懿一系的子孙才能坐镇长安城。

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颙于诸王为疏，特以贤举。——《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河间王司马颙（河间王李孝恭）

从这个角度来说，河间王司马颙能够坐镇长安，本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不但很好地利用了司马孚一系的资本（在西晋立国之初，司马孚一系足以与司马懿一系分庭抗礼），其本人也一直拥有很高的声誉。再加上贾后执政期间，一直打压晋武帝司马炎的几个弟弟，才让河间王司马颙有机可乘。

司马颙坐镇长安，其目的一直都是明确的：管他风吹雨打，我自中饱私囊。所谓的“中饱私囊”就是不管对错，想方设法地从诸王内斗之中捞好处。

赵王司马伦执政时，司马颙骑墙观望，一会支持赵王司马伦，一会支持齐王司马冏。

齐王司马冏执政时，他玩阴谋耍手段，最终促成齐王司马冏与长沙王司马乂火并，自己从中渔利。

长沙王司马乂执政时，他唯恐天下不乱，极力推动成都王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乂火并。

成都王司马颖执政时，他先是挑唆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火并，再趁此机会一举占据洛阳城。

什么是成功的搅局者？都来学学河间王司马颙吧！

在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和成都王司马颖接连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河间王司马颙在帝国的影响与地位逐渐变得强大起来。

当晋惠帝司马衷御驾亲征被俘虏之后，成都王司马颖又开始了着手收拾幽州和并州。幽州和并州在反抗成都王司马颖的时候，纠集了鲜卑和乌桓的骑兵一起进攻司马颖。司马颖在面对鲜卑和乌桓骑兵的时候节节败退，河间王司马颙趁势占领了洛阳城。

当成都王司马颖带着晋惠帝司马衷逃到洛阳城的时候，洛阳城的主人已是河间王司马颙的大军统帅张方了。面对已经成为光杆司令的成都王司马颖，张方自然不会对他客气。

此时，摆在河间王司马颙面前的选择题是：要不要去洛阳执政？身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王，如果他想去洛阳执政，应该没人能阻止他。

但河间王司马颙舍不得自己积蓄多年的军政力量，在中原那个标准的四战之地，这点资源随时可能会全部耗尽。所以在张方大军取得胜利之后，河间王立刻命令张方率军撤回长安。

撤回长安是没问题的，但晋惠帝司马衷应该如何处理呢？绝不能把他留在洛阳，否则随时有可能资敌。想当初，成都王司马颖打败长沙王司马乂之后，没有把晋惠帝司马衷带回邺城，以至于闹出了晋惠帝司马衷御驾亲征的大事件。

河间王司马颙不愿意这种场景再现，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打算直接迁都。

晋惠帝司马衷当然不愿意离开洛阳，不断用拒绝、逃避和哭泣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配合，但最终依然被挟持到了长安。但经过晋惠帝司马衷这一番表现，使得河间王司马颙看起来也越来越像乱臣贼子了。

不管怎么说，皇帝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又该如何对待洛阳呢？

如果把洛阳完整地保留下来，同样随时有可能资敌。洛阳是帝国最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即使自己没有力量占据，也绝不应该留给敌人。

所以张方纵容士兵抢劫洛阳之后，更决定一把火烧掉洛阳。这种焦土战略此前有人用过（董卓），此后也有人用过（刘曜）。

方将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垒，掠府库，将焚宫庙以绝众心。——《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从军事上看，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既然我军无力占据战略要地，也无力阻止敌军占据，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毁掉。

但从政治上看，这种做法却相当不划算：烧毁洛阳会让河间王司马颙成为帝国的罪人，届时，就算他控制了晋惠帝司马衷，又靠什么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为了保护洛阳城，成都王司马颖的谋士卢志劝说张方：“从前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之时，也是一把火烧掉了洛阳。问题是烧掉洛阳后，等待董卓的却是十八路诸侯联军和遗臭万年的历史骂名，你这样做会让河间王成为董卓第二的！”

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晋书》·卷四十四·列传第十四

张方最终决定放弃火烧洛阳的打算。但幸存下来的洛阳城，很快又成为反河间王力量的大本营。

张方挟迫晋惠帝司马衷迁都长安，标志着河间王司马颙执政的开端。但他这个所谓的执政官，恐怕比成都王司马颖更像乱臣贼子。此时的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汉末年的董卓相比，除了没烧洛阳，其他所作所为差别都不大。当晋惠帝司马衷被挟持到长安之后，等待着河间王司马颙的命运，是各路诸侯的集体讨伐。

河间王司马颙也知道自己这个做法有点骇人听闻，所以当他把晋惠帝司马衷抢到长安之后，还想和各大实力派沟通联系，尽量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以换取自己合法的执政地位。

但很显然，并没有人买账。所以河间王司马颙试图控制晋惠帝司马衷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变成了整个帝国的敌人。反河间王势力高呼着“把皇帝救回洛阳”，东海王司马越则高举这面大旗，把反河间王势力团结在自己周围。

越唱义奉迎大驾，还复旧都，率甲卒三万，西次萧县。——《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面对此情此景，河间王只能硬着头皮硬刚全天下。但事情还不算太糟，中原、河北和江南都是一片残破，河间王司马颙作用整个大西北，也有一些博弈的资格和底气。

客观地说：反河间王势力的确也不太成器，他们就是一帮临时集结起来的乌合之众而已。还没等到真正进攻河间王司马颙，他们内部就不断地分裂和内讧。

东平王司马楙和豫州太守刘乔，因为不满东海王司马越的权利分配，双方达成同盟，与东海王司马越发生了大火并。

豫州刺史刘乔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军败。——《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公师藩在河北地区也不老实，打着成都王司马颖的旗号攻打东海王司马越。

这些势力虽然都算反河间王势力，但他们这种做法显然是在间接地帮助河间王司马颙。

河间王司马颙本就不愿轻易放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在反对派忙于内讧的背景下，司马颙又有了和东海王司马越一争到底的底气。他先是加强了与东平王司马楙和豫州太守刘乔的联系，又派成都王司马颖回河北，去联系他的旧部公师藩。

但成都王司马颖最终还是没能回到河北，东平王司马楙和豫州太守刘乔最终也败给了东海王司马越。因为东海王司马越有幽州刺史王浚支持，王浚的身后有一支可怕的鲜卑骑兵，这股可怕的力量曾打得成都王司马颖一败涂地，现在也让河间王司马颙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压力。

面对鲜卑骑兵的步步进逼，参军毕垣劝说河间王：把所有罪名都扣到张方头上，跟东海王司马越和谈。把晋惠帝司马衷送回洛阳城，你继续做西北王。河间王司马颙听从了这个建议，杀掉张方并向东海王司马越和解。

山东兵盛，关中大惧，颙斩送张方首求和，寻变计距越。——《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但杀掉张方之后，只是削弱了河间王司马颙自身的力量，并不能阻挡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进军的步伐。

他的和谈请求被东海王司马越拒绝，鲜卑骑兵所向披糜地冲向了长安。在他们的帮助下，东海王攻陷了西北长安城。

幸运的是：这支鲜卑军队缺乏入主中原的客观条件，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争夺东北地区的霸权。攻陷长安之后，他们只是短暂停留就立刻离开，并没有让中原大地为之变色。

不幸的是：这种客军的表现最为残酷，因为他们既无占领当地的野心，又无邀买人心的必要。所以他们在获得军事胜利之后，就开始了各种无底线的作为。见钱抢钱，见人抢人，敢不服就杀无赦。在邺城的时候他们这样做了一遍，进入长安以后依然不例外。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战争结束后，意味着西晋帝国的诸王之乱终于结束了。因为从此以后，西晋帝国再也没有哪个皇族有实力挑战东海王司马越。

从这层意义上看，东海王司马越是最后的胜利者，但这种胜利多少有点自欺欺人。皇族内部没有挑战者，皇族之外却依然有众多地挑战者。

经过这六年的战乱，越来越多的实权派获得了难以想象地提升，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们也拥有了与东海王司马越分庭抗礼的资格。

从这层意义上讲，东海王司马越只是取得了司马家族内部的胜利，但距离掌控帝国的目标却越来越远了。

经过这六年的战乱，帝国有五位强势诸侯王死于非命，他们分别是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

这些人中，除了赵王司马伦的能力饱受非议，成都王司马颖的能力略受非议之外，其余三位诸侯王都是皇族中的杰出人物。但他们都无法挽救帝国的灭亡，甚至都无法挽救自己全家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