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人参的产地变迁史

野生人参又叫野山参，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在国内主要产地为长白山腹地。通过历史文献记载，野生人参原产地并不出自东北，而是出自距离东北1600多公里的上党，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

那么野生人参是怎么如同《闯关东》一样，竟然一路迁徙到高寒山区的长白山腹地呢，难道真的如神话传说那样，人参幻化成精自己跑到深山老林里的么？当然不是，所有生物的大变迁都离不开人类历史的演变，随着战争瘟疫等因素对历史造成的影响，寻常老百姓的生活也随之改变并影响当时阶段的生物形态。

人参产地（人参产地哪里最好）

回望历史，野生人参的历史变迁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下野生人参的华丽变迁吧。

春秋战国时越王宰相范蠡在《范子计然》（公元前465年）记载"人参生上党"。古时山西上党（今山西省南部）山高林密，郁郁葱葱，并非如今黄土袒露的贫瘠高原。一千年后发现东北辽东也产人参，梁·陶弘景（公元502-~536年）所著《名医别录》记载了"人参生上党及辽东"。三国魏的吴普著《吴氏本草》（公元220-265年）中亦指出"人参生上党及辽东"。辽东战国时代本为燕国郡名，即今之辽阳市大凌河中下游一带，相当于今辽宁省西部。西至上党，东到辽东，可见人参产地有着广阔的地域。

唐朝人参主产区分布在中条山以北的太行山、太岳山、五台山、军都山、燕山绵延地区。

宋有史载∶上党人参采挖过滥，产量逐渐减少，搜寻人参的范围向东扩展，遍及山西、河北、山东，长200公里的泰山地区也产有人参。

辽、金、元、明建都北京先后达600年，帝室王公大臣以及百姓们所需的取暖及炊事用柴，冶铁、陶瓷所需燃料，全取相近的太行山和燕山，特别是明朝永乐年间的迁都，每年贩运到北京的大木不下一百多万株，很快砍伐者数里如扫。上党人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森林环境，无处藏身，终于灭绝。

参商把采购的目标转向山海关外，发现辽东所产人参竟然远比上党丰厚，1609年寻挖野山参十万多斤。

辽宁省西部辽阳一带伴随着经济的开发，森林已变农田，野山参罕见。李时珍（1518-1593年）在《本草纲目》中非常重视"人参生上党及辽东"的论点，此时所指辽东，非彼时辽东，而为辽河以东的茫茫林海。于是人参的主要产区历史性地迁移东北长白山南部山脉。

清初，长白山地区一度被朝廷封为禁区，但未能禁住采参，特别是康熙中期，采参业达到全盛时期，山东、河北破产农民闯关东，放山采参为业，岁不下三、四万，马牛至七、八万，口粮达七、八万石。

人参主产区继续东移至长白山以北乌苏里江流域锡霍特山脉，那里人迹军见，物产富饶，"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锅灶里"，满山遍野的人参随处可见，多得可称"参场"。1858年，清廷与俄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我国野生人参的主产地骤然退缩至东北长白山脉一带。

清末民初，大量移民涌入东北，人口骤增、采参人倍增，野山人参产量锐减，只能以千斤计。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野生人参产量估计150千克左右，野生人参赖以生存的原始森林仅剩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90年代，中俄边境重开贸易，乌苏里江以东俄罗斯远东地区森林密布，野生人参通过边贸形式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主产地又历史性地继续向东迁移至远东。

目前东北二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2002年，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的申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吉林长白人参”获得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即“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保护区域分布在全省14个县（市、区）。2004年，省参茸办、吉林人参研究院、国家参茸产品质检中心等单位的专家起草完成了GB∕T19506-2004《原产地域产品吉林长白山人参》国家标准，为“吉林长白山人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各地林下育参普遍推广，不久籽货源源应市，野生人参的主产地又将历史性地回返长白山脉，这将有利于生态和物种的保护，也是野生人参历经时代变迁形成新生命、新形势的转变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