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谁，专家学者博导教授，或者地头的老农，只要他告诉你：《诗经》是一部“民间爱情诗”，他的学问，你都可以怀疑。

诗经是什么（诗经是什么时候的作品）

作为儒家的经典，《诗经》怎么可能是一部简单的“民间爱情诗”？

在上古那个礼乐文明的社会里，我们的先祖，还没来得及吃饱肚子，穿上暖和的衣裳，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

他们不关心这些，却迫不及待就开始讴歌炽烈的爱情？

他们缺心眼吗？

我们今天是一个无比开放的社会，印刷业经过几千年发展非常普及，每年都会有大量主观抒情的诗人，出版一本一本的爱情诗集。

那么，你告诉我，从渣男徐志摩开始，到万民女神林徽因，再到无数的民间梨花体、屎尿体诗人、分行体诗人，他们创作的这么多“民间爱情诗”，哪一本准备成为儒家经典？

很明显，他们从创作初始，目标都是遥不可及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之类，从来不考虑成为儒家经典。

因为要成为儒家的经典，一定要包含儒家的思想。这跟辞藻的华美，诗人的灵性，诗歌有没有分成很多行，真的毫无关系。

这跟思想有关。

今天上万册的“民间爱情诗”，都不可能成为儒家的经典。

那么，在上古的时代，“民间爱情诗集”的创作更加艰难，没有印刷术，没有纸张，拿着小刀一笔一笔刻在竹简上，出版一本“爱情诗集”的成本是多少？

对于一个国邦来说，大部分民众都不认识字，这本价格昂贵的爱情诗集准备卖给谁？

“民间爱情诗”，本来就是一个伪概念。

因为那个时代，这种过于美幻虚无的东西，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我们看到秦代《吕氏春秋》、汉代《淮南子》这些非爱情的著作，编撰他们的不是淮南王这样的高贵王爷，也是吕不韦这样帝王亚父身份的富甲天下的有钱大亨。

民间为什么没有出现印刷业？原因很简单。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而且没有文化市场，不可能卖给任何一个民间的文学爱好者。

在长达数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有人告诉我，《诗经》是一本“民间爱情诗”，我也深信不疑。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兮。”这说的不是爱情吗？

十二岁那年，我爱上隔壁喂猪的、那位满脸雀斑的邋遢女孩子，不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一天不见她端着喝剩下的刷锅水，一边敲锅一边“啰啰啰”叫，我就像隔了三年一样地强烈思念她。

那时我真想做一头幸福的猪，喝她亲手倒给我的刷锅水。

后来我转变了心意，觉得我小学同桌的麻花辫，比刷锅水更有吸引力。

我不到十五岁就尝遍了相思和“求而不得”的痛苦，对爱情的感觉刻骨铭心。

“有女如玉，吉士诱之”，那不是我，又是谁呢？

我天天在等待有人扔给我一个木瓜，然后我给她丢个我们家自己种的葫芦瓢。或者在河滩上捡一块美丽的雨花石，送给那位心爱的姑娘。

《诗经》是一首“民间爱情诗”，我因此深信不疑。

直到有一天，我的灵魂开始觉醒。

我发现：《诗经》里并没有出现端着刷锅水的养猪女孩，那里的女子手里拿着犀牛角制作的酒樽，佩戴着价值连城的锵锵美玉。

说好的“民间”呢？

没有刷锅水的民间养猪女孩，哪里有什么“民间爱情诗”？这不是很荒诞吗？

我有一种爱情受挫的强烈羞辱感。

的确，没有养猪女孩就算了！

《诗经》充满帝王之气，这下把我弄糊涂了。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的熊熊火焰中，亲手抛出的第一部书，就是《诗经》。

汉高祖不喜读书，当他听到陆贾阐述《诗经》“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时，“莫不称善”，满朝臣子闻之莫不欢呼。

隋炀帝时，大臣薛道衡写了篇文章，盛赞隋文帝杨坚的赫赫功业。

隋炀帝不悦对臣子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大怒而杀薛道衡。《鱼藻》是《诗经》里的讽谏诗，隋炀帝似乎比谁都精熟。

唐代李世民训导群臣不要贪腐，说道：“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

他题诗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板荡之意，也出自《诗经》。

顺便说一句，隋炀帝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美女在红楼上吗？

不是还有一个才女，因为见不得隋炀帝而自杀的吗？

李世民不是有长孙皇后吗？爱得如火如荼。

他们都到《诗经》里去寻找“民间爱情”？

最让我气不过的，就是明朝的张居正。

身为帝师，张居正为了给年幼的万历皇帝上课，特地编写了一部《诗经》的皇家读本，这个读本直到现在还保留着。

年幼的万历皇帝，还需要读“民间爱情诗”？

皇宫不是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吗？张居正为什么要给他读这个“民间爱情诗”？

难道他担心这个年幼的皇帝，长大以后不懂得“怜香惜玉”？

还是怕他长成脑瘫，不能领悟爱情的甜蜜幸福滋味？

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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