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清末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县）人。他形容猥琐，其貌不扬，脸像枣核，双眼一大一小，身材不满五尺。考中举人后，去参加知县选拔，主选官见相，厉声呵斥：“出去！”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户部主事。

阎敬铭简介（阎敬铭的子孙后代）

咸丰九年（1859），湖北巡抚胡林翼闻阎敬铭在户部办事严整，无私无畏，奏请调赴湖北，总办粮台，兼理营务。十一年（1861），胡林翼向朝廷推荐称：“敬铭公正廉明，实心任事，为湖北仅见之才。自接办粮台以来，删减浮费，核定员额，岁可节省钱十余万缗。”“若异日蒙特恩赏给阎敬铭顶戴，署理巡抚，臣敢保其理财用人，必无欺伪。”九月，阎敬铭被授为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1862），继任湖北巡抚的严树森又极力推荐阎敬铭，说他“才可救时，其于刑律则准情酌理，于糈台则弊绝风清”，“实为湖北第一贤能”。八月，署布政使。

一天，湖广总督官文的一名副将，率领几名亲兵，闯入武昌城外一户居民家，强抢民女。女哭骂不从，竟被乱刀砍死。其父母进城告状，县府官员都不敢过问。阎敬铭得知，勃然大怒，要出面问案。那副将赶紧逃进总督府中，被官文藏起来。阎敬铭进府要凶犯，官文推说自己病重，拒不接见。阎敬铭即向随从传话：“去把我的被子拿来，我就在总督府的门房过道里住宿、办公，总督的病不好，我阎敬铭绝不回去！”他真的在这里住下来，一住就是三天，官文被困在家中，实在无拒客的办法，只得派人请湖北巡抚严树森和武昌知府李昌寿来劝阎回去。严、李百般劝说，阎敬铭立誓，不惩凶手，绝不回府。官文无奈，只得出来相见，求阎息事。阎敬铭愤恨不已，岸然仰视。严树森求他给官文一个面子，他提出条件：立即交出凶犯，当众剥夺官职，押回原籍，不许逗留片时。官文只得接受条件，交出凶犯。阎敬铭立呼衙役，将其颠翻捆拿，剥去衣服，当众重杖四十，发遣边疆。

同年十月，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后任工部右侍郎，曾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宋景诗起义军。亲王僧格林沁领兵入山东，镇压捻军，其军纪败坏，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大员们也不敢进谏。阎敬铭则冒着风险，进贡例银千余两，要僧约束部下。僧则托词回避。阎敬铭疾呼：“兵胜于匪，山东军民被你踏入血泊之中，大清江山将被你辈断送。”阎敬铭被推出帐外，但他犯颜直谏的精神，受到时人的称赞。

光绪三年（1877），山西省大饥，朝廷派阎敬铭去视察赈务。他一路敝车荆服，行李萧然。到任后，穿一身粗布官服，有敢穿绸缎者，罚捐饷济灾。五年（1879）三月，吉州知州段鼎耀扣留救灾银，阎敬铭奏请朝廷，将其治罪。随后，阎敬铭又上奏：“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各省差役苦累，请敕分别查办裁减。”得到允准，使各省无名科派，大为减少。大臣恩承、童华奉使四川，过华州时骚扰地方，加重百姓负担。他上奏皇帝，追究了恩承等人罪责。

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再次奉诏入京，升为户部尚书。上任第一天，就亲自看账，并叫来档房司官问账，发现无论是领办、会办、总办，都不知部库的存银几何、出纳情况、盈亏怎样，甚至连算账、看账都不会。阎敬铭立即给皇帝上奏到：“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银库、缎匹库、颜料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光绪准奏。

阎敬铭查了账目，再查三库。其中绸缎、颜料两库，是全国贡品等实物收藏处，堆积如山，毫无章法，颜料、绸缎、纸张等混在一起，月积年累，大都霉烂，无法使用，鼠咬虫蛀，毒蛇成群。进出账目是二百多年的流水账，无清无结。银库的问题更大，司官、差役无不贪污偷盗；掌出纳的掌库、书办，以大秤进，小秤出，天平砝码异常不等，弊端累累。阎敬铭亲自入库清点，清查了二百多年的库藏和出纳账目，震动朝廷内外。他当即斥逐了一批书办和差役，并参奏了号称“四大金刚”，原在户部任职的姚觐元（已调任广东布政使）、董儁汉（已调任湖北荆宜施道道员）、杨鸿典和旗人启某，使其“革职回籍”。

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揭开了许多黑幕，最突出的是揭出了云南省的军费报销案。他查明云南省当政曾派粮道崔尊彝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额公款，进京活动，要把并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报销，中饱私囊。他们先找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通过此人找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以八万两白银的贿款，把云南“军费”报销了结。阎敬铭大刀阔斧的整顿，使言官们打消顾虑，逐渐敢言了。御史洪良品等，接连上奏，要求对王文韶、景廉即行罢斥，听候查办。与此同时，阎敬铭以户部的账目不清、三库混乱，参劾户部司官“含混草率”，进一步把矛头指向王文韶和景廉。清廷在阎敬铭等人敦促下，加紧审理此案。军机大臣景廉被降级，王文绍被逐出军机处；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革职赔赃；太常寺卿周瑞清革职赔赃，流放3000里；永昌知府潘英章、户部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等，也都被革职流放。其他与此案有牵连的官员，如工部侍郎翁同龢（光绪皇帝师傅）等，都分别受到降级罚薪等处分。这一案件的审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光绪九年（1883），阎敬铭兼署兵部尚书。十一月以饷款艰难，建议新疆南北两路军旅实行屯田，诏可，每年可节省数十万金。十年（1884），又统筹全局，建议裁减新疆兵勇，主要办好三件事：“一为定饷额，一为定兵额，一为一事一议。”均为皇帝采纳，令新疆各路统兵官员议定具体章程上报。同年三月，阎敬铭任军机大臣、各国事务衙门总理。接着，又以户部尚书任协办大学士。十二月，疏陈开源节流24事，均得旨次第施行。次年（1885），授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他查明八旗浮支军银，奏定章程10条，予以节制。

阎敬铭自任户部尚书后，凡议复各地收支军饷俸饷，及防勇口粮，杂支章程等，或裁减、或删除、或归并、或酌定额数、或停止部垫、或照章如数拨付，无不力求节约以裕饷源。他至户部之初，国库十分空虚，经过数年治理，就有了大量积存。光绪赞扬说：“该大学士近年整顿部务，日有起色，朝廷倚任方深。”

阎敬铭不仅忧国忧民，尽职尽责操劳国事，而且还为本乡本县办过不少好事。如办义塾、置义田；捐款给华原、西河两书院；创行“鱼鳞栉比片”，把朝邑全县耕地分成六等编造“鱼鳞册”，按地的好坏纳粮，合理负担。有两件事至今仍为人们熟知和称道。其一是倡修“丰图义仓”。光绪三年（1877）关中大旱，同州、朝邑一带饿死者不计其数，特别是沙苑地区几至路断人绝。阎敬铭闻知，急回朝邑调查，他目睹惨象，忧心如焚。一方面迅速奏报朝廷立即拨款调粮实施救济；另一方面反复思考防旱备荒的长远办法，终于想出了修仓储粮、逢灾救民的妙招。随即亲自察看构图，选定朝邑县城西边南寨子高坡上为建仓地址。他匆匆回京，详写奏章，得到朝廷批准，令陕西官员抓紧施工。对于粮仓建设，阎敬铭多次写信作出详细筹划。主张“逐年积钱，逐年修廒。贱谷之年买以储之，以12年之力为之，期予有备无患也”。“修仓款项，必令交代清楚。有不清者，即禀官查之”。省内有人提议，可借此机会把仓城与朝邑县城连接起来，阎又致函陕西中丞鹿传霖及王力斋等：“仓窑工程，无不赞拜诸兄实心实力，精勤备至。接连县城，工浩费巨，诚如来示，诸不易为。先就南寨修墉，就地为垛可乎？”他还就买粮的时间提出具体建议：“新谷早买必霉，晒干上市，总须至十一月买之，方可久存。到十一月，若谷价十分便宜，可多出钱买谷。”不久粮仓建成投用，在当地赈灾救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阎敬铭逝世后，当地人民感念其功德，在近仓处修建了“阎公祠”，慈禧亲书“龙虎”二字，刻于祠门两边的斜壁上。

其二是倡修河坝救赵渡。阎敬铭家居朝邑赵渡镇东街，黄河、洛河从赵渡东西两面流过，于镇南面交汇。时两河不断侵蚀，使赵渡东西南三面被水包围，只有北面剩余很窄的陆地通道，似“金线吊葫芦”之势。阎在北京闻知此讯，即致函陕西省宪：“赵渡已三面临河，如北面黄、洛两河再归并一起，必被全部淹没。”“请托省宪立即设法在赵渡镇北两河岸边分别筑起拦水坝，绝不能让黄、洛河汇并，酿成惨祸。”省宪接函后，即拨巨额资金，委派道员宫尔铎速为督办。从中条山采运石料，于镇北田子村黄河西岸修拦水坝五处，镇西北洛河东岸急流处修拦水坝两处。两边坝内十余米都竖立许多木桩，用石灰砂浆灌死夯实，使两河再不能肆虐侵蚀。这些拦河坝不仅救了当时赵渡危难，且保障以后黄、洛两河流向固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阎敬铭严格执法，也严格治家，严教子孙。他有一个侄儿名叫三彪，仗阎之官势，横行乡里。阎将其从赵渡叫到北京。三彪进京后，几次到相府让人传禀，阎均拒不召见。忽一日，阎突然到其下榻处，劈头就问：“北京的街道有赵渡的街道宽不？”三彪答：“赵渡街道太窄小了，那能比得上北京街道宽大。”阎说：“北京街道宽大，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出入之地，量你横行不得。不若你回去让赵渡人给你把街道拓宽修大，天高皇帝远，任你横行如何？”三彪一听，急忙跪下，连连叩头说：“小侄知罪了，小侄知罪了。”阎说：“既然知罪，就要坚决悔改，弃恶从善。否则，我就告知朝邑知县，对你严惩不贷。”三彪深知伯父秉性，发誓“永不重犯”。阎敬铭这才将其领回府，继续给予训勉。住了三天，阎促其回家，要他回乡对以前有过不恭之人，一一登门认罪道歉，并寄书赵渡里正“严为监督”。从此，三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阎家之人谁也不敢再仗势欺人，人们无不称赞阎敬铭治家有方。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慈禧欲筹巨资续修颐和园，阎敬铭奏曰：“现列强环伺，不可居安忘危，大兴土木，治国当以节俭为本。”慈禧览奏，大为不悦。十二年（1886）十月，任会典馆正总裁。当时朝廷整顿钱法，拟令直隶、江苏各省添购机器，制造制钱。十一月，阎敬铭以“恐滋市疑虑”等理由，上疏反对。慈禧大怒，遂降旨：“该堂官不能仰体朝廷裕国便民之意，饰词延宕，着交部严加议处。”光绪特别加恩，将阎敬铭“革职留任”。十三年（1887）十二月，开复革职留任处分。自十月至十四年（1888）三月，因病屡请开缺，皇帝赏假三次。七月再提出奏请，遂准其开缺。十五年（1889），上疏请求返回原籍，得到允许，遂返回朝邑故乡。十八年（1892）卒，谥“文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