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炳添是苏轼后代？苏轼的这些子孙和亲戚，该了解一下？》一文，简要介绍了苏轼诸子的情况，并且，提及苏辙与《水浒传》中的“梁中书”竟然是现实生活中的“儿女亲家”。

范祖禹（范祖禹字淳甫古文翻译）

这一篇接着介绍苏轼父子与北宋末年的“四大奸臣”之间的交往。

四大名著中，《水浒传》以北宋末年为背景，其中，有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大奸臣”，而正史中，靖康间，则有“六贼”之说，其中，仅蔡京、童贯二人与“四大奸臣”一致，另外，还有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四人。

不过，无论是“四大奸臣”，还是“六贼”，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和苏轼父子，乃至于“苏门”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往来，甚至受益于“奸臣”们的帮助和提携。

先说蔡京——

蔡京是北宋徽宗朝权臣，先后四次拜相，执政二十多年，权倾一时，而蔡京父子早年都和苏轼有往来，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第一次到杭州做官，便多次和蔡京之父蔡准一起出游，彼此之间，还有诗文唱和，现存《苏轼诗集》（卷七）还保留着苏轼和蔡准同游西湖的三首诗。

不仅如此，熙宁三年，蔡京进士及第，他的第一个职务，便是苏轼的下属，蔡京之子蔡條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苏轼和蔡京一起探讨书法的经历，可见蔡京父子均和苏轼有交集，而且，一度相交甚深。

其次高俅——（详见拙作《宋徽宗：“轻佻”“浪子”何以即位皇帝？》）

高俅是宋徽宗的“潜邸旧臣”，也就是宋徽宗还没做皇帝时，高俅就跟随宋徽宗了，后来，很得高宗信赖，一度做到三衙管军，官至太尉，为武臣的最高职位，封国公，位极人臣。

但据《挥尘后录》记载，高俅最初是苏轼的一名小史，再经苏轼之手，成为苏轼好友王诜的亲随，而王诜正是宋徽宗的姑父，也是他学画的师友，最终，高俅成为徽宗的亲随。

或许，因为这一原因，高俅对于苏轼一家始终怀有报恩之情，据《挥尘后录》的作者王明清记载，后来，苏轼的子弟入京，都会受到高俅的资助和照顾。

在跟随王诜之前，苏轼一度想将高俅托付给曾布，而王明清的母亲，正是曾布孙女，而《挥尘录》的史料价值，也始终被学术界肯定，因此，王明清的记载，可信度很高。

再次梁师成——

徽宗朝末年，有两个宦官，权倾一时，一个是童贯，一个是梁师成，但在徽宗朝后期，梁师成比童贯更加炙手可热，而且，梁师成还是史上少有进士及第的宦官。

但是，这位梁师成偏偏自称是苏轼遗腹子，为此，和苏轼诸子“拜为兄弟行”（《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二），而且，可能还对苏轼的书法颇有研究，徽宗禁绝苏轼及苏门的文集、学术，但梁师成却极力为“苏学”争取生存空间。

此外，梁师成与“苏门”后人之间，也有交往，比如秦观之子秦湛，以及范祖禹之子范温，都和梁师成有往来。

次之，童贯——

史料中，很难找到童贯与苏轼子弟或苏门有往来的直接证据，但是，苏轼诸子中最受推崇的苏过，却写有一首吹捧童贯燕云之役的长诗，当然，士大夫之间这类的颂诗、贺启的官方往来，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考虑到徽宗一朝，苏过大都被排除在官场之外，这样的颂诗，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或许，因无缘官场，苏过才会有迎合，甚至向童贯“献媚”的心态，以此，换取机会。

最后，埋葬北宋王朝，导致北宋亡国的最后一位宰相，则是苏轼的同乡，也是苏轼的铁杆拥趸——何?，详见拙作《状元郎何?何以成为“靖康罪首”？》。

当然，“汉奸”秦桧之所以能在南宋崛起，其发迹史也和苏轼及其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有关秦桧的发迹史，详见本人为其他平台撰写的考证长文，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