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它搜罗汇集了与笔山书院相关或不太相关的大量图文资料，有些是新发现的东西，颇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诚如编者《后记》所言：“还谈不上是笔山书院的研究专著”，但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件令人敬佩的工作。

陈应秋、王仕学、高雪三位编著者，是踏踏实实的兴义地方史专家，为成此书，废寝忘食。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四处搜集资料，甄别梳理，依序编纂，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从初稿到现在定稿，我一共收到七个打印版本，都是由他们亲自及时送到我手上来的。沉甸甸一大摞，总字数约200万字，我不可能全看完，眼力不济很费劲。而真真切切地体悟了也见证了三位辛劳的工作过程。正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看似寻常最奇崛”。

三位勤奋努力而又谦虚谨慎，而对我的指望可能有点过高。我只能算是朋友，要求我写文为序，其实是颇有压力而不敢允诺的。其实，我已经迁出工作生活了40年的笔山书院旧址。如果时光倒流二十年，对所谓书院并没有太深的感受。倒是退休以后，反而平添了一些对旧址的依恋。十多年前因为机缘巧合，受命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笔山书院》，却意外发掘了孙竹雅的《学书枝言碑》，又受邀于“金州大讲堂”斗胆开讲，旋即被误会为“专家”，但并不是。笔山书院今逢盛世正在恢复重建，于是又有机会陆续参与了一些相关的工作，退而不能休。

这本《笔山书院》以姚茫父山长手迹为书名，设计上意味深长。而书中收集的那些书院人物的诗文字画，也足资含英咀华。

一

中国书院文化博大精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书院热”及“书院研究热”也同时兴起，众多专家学者著书撰文，充分肯定书院制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贡献以及对当今教育改革的启发价值，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国学研究诸多方面，硕果累累。但基本上与我们黔西南边角上这个晚近的小书院无关。被反复津津乐道的，是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六大书院”“十大书院”。同期对照，先不说兴义偏远蛮荒，整个贵州省在明代以前皆属文教不兴，更遑论书院。贵州人物蜂起，是明朝建省以后。

然而，既称书院，必然是中原主流文化的逐渐渗透结果。笔山书院虽远，亦概莫能外。

笔山书院旧址 （资料图片）

兴义如今已然繁华闹市，更有远古人类遗迹，史籍零星亦有所载，但它毕竟长期处于僻壤化外，晚至清朝嘉庆三年（1798）方始设县治，开发较晚，因而其区位、气候、物产、生态条件等，都具有诸多后发优势。黄草坝上水井坡麓首创第一所笔山书院时，此地为普安州下辖，张锳编纂《兴义府志》不记载，还特别指出：“先是县无书院”。《兴义府志》没错，连“县”都没有，又何来“县有书院”呢？但是，正是这所由民间集资兴办的书院，却产生了“王氏双雄”两位举人。这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以后迁建的三所书院皆称笔山书院，盖源于水井坡书院“前临花水河，面对笔架山”，故名笔山书院。一脉相承的，并不仅仅是名称。此其一。更为重要的话题是：这是一所私学性质的乡村书院。而这类书院在有清一朝遍布全中国，被清初统治者所忌惮而排斥于官学之外，因为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所以承接的是传统书院的正脉余绪。这就需要上溯书院的渊源，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话题。

书院名称始于唐朝，在官家是藏书校书之所，往后才渐有储才、咨询、研究机构的职能。在民间或有课徒的意思。后来的书院，其实是在传统私学基础上继承发展起来的。而私学之谈，则要上溯到春秋时代。东周王室衰微之后，“礼崩乐坏”，社会的发展进步，由“学在官府”转而“学在私门”。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史记》有载：老子“见周之衰，遂乃去”，私自著书兴学。孔子“以诗书乐教，盖弟子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与墨子，皆是创私学的最成功者。此外，鲁国师襄，夷人郯子，郑国郑析，以及苌弘、王骀等等，也都收徒讲学。私学涌现，诸子百家勃兴，自殷商西周以来的贵族一元化文化分崩离析，王官之学下移为多元纷繁的百家之学。这就是庄子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由是，诸子蜂起而争鸣，中华原典奠定。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华文明进入了雅斯贝尔斯所谓的“文化轴心时代”。

这种自由讲学的私学风习，为后世书院的繁荣兴盛埋下了种子。个见以为：这种源自先秦子学时代的私学精神，是千年书院持续不断的顽强生命力的源泉。

第一所笔山书院在社会动荡和资银不济的情况下，渐渐地沉寂了。我们判断它是私学性质的书院，主要是经费上由民间集资，普安州对此并无拨付办学经费的记录，治官通判某，也未见其插手书院的身影。所以在教学、管理，教学对象与目标诸端，主其事者可以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权。水井坡笔山书院与黄草埧通判城同步创建，是兴义最早的一束城市之光。

第二所笔山书院是由县令主持倡建的，募捐了多少钱，修了些什么房（具体情况该书史料罗列详备），以后的增地、扩建、修葺，都是后继的几任知县接着干。对此，《兴义府志》就记载得清楚而明确了。真是官书记官事。至于书院教习者何，学生情况怎样，科举成绩如何，《兴义府志》没有说，《民国兴义县志》也沿袭这类体例，单记当政者事迹功劳政绩，不管书院教学情况。这说明了什么呢？所谓官修正史，大约要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来定标取舍，所有的内容，无不经由其意识形态的过滤网。第二所笔山书院在东门外吉安会馆旧址恢复重建开办的，其实是一所官学化的书院。书院弟子与县学生员可以交流互鉴，甚至弟子即是生员，生员即是弟子。知县、训导、教谕，随便到书院来巡检讲学考课，山长、教习们也可以为县学生员们答疑解惑、传道授业。而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出贡拔贡、春闱秋试、科场仕进、连中三元、金榜题名，功名一举天下尽知，升官发财、光耀祖宗门庭。书院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主要实施的其实是典型的应试教育。

前文提到的那种自由讲学的私学做法，在清初是要遭到排斥和钳制的。抑或斥之为异端邪说予以禁毁。封建专制高度集权化以后的清初苛政，对文化教育和思想学术尤其残暴，清初“文字狱”诸案即为例证。这种对私学的打压也是由来已久。战国既有“塞私门”，秦朝更是“禁私学”。但要根本上消除独立自主的自由讲学，似乎也不容易。正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暴政，最终也没能禁绝多元文化思想的暗流涌动，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专制，也没能压制住诸子百家在东汉以后以“玄学”而崛起。到了唐宋文化嬗变的大时代，书院这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形式逐渐地发展起来，到两宋元明趋于成熟，走向高峰。书院办学，继承和发展了私学精神，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私学，大约介乎于官学与私学之间，时而倾向于“官”，时而倾向于“私”，扬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又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成长为一种特殊而有效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私学，官学，成三足鼎立之势，构成中华民族尊师重教，且视教育为生存发展之命脉的伟大传统。

吉安会馆笔山书院因依附于官府而得以生存，或者说，官府利用书院建设而获得政声。嘉庆至道光年间，兴义知县们如此热心于倡办书院与朝廷文教政策紧密相关。清初统治者忌惮民间书院，有异族强权面对中华文化优势的对抗心理，也有巩固专制集权不动摇的霸道。顺治九年（1652）倡办官学却明令“不许别创书院”。特别担心明朝遗民借书院宣扬“反清复明”思想。雍正却颇具韬略，认为以其“堵”不如“疏”，所谓的“以华治华”，放开了书院办学，俘获了大量汉族知识分子的心，又节省了朝廷大量的文教支出。一方面严加管控一方面又善为利用，把书院纳入国家教育系统，让书院合法化，使书院成为科举制度的预备场所，而兴办书院也算入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这便是雍乾嘉道年间全国大面积涌现书院的政治根源。光贵州一省，原本文教落后，而计有书院一百多所。书院成了朝廷的所谓“人才之薮，教化之源”。山长改称院长，选人时还有政审一关，或者干脆由官员兼任，知县或训导兼为书院之长。第二所笔山书院，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书中引孔继中《贵州教育史》认为“书院实际上取代了官学”，这其实是把话说反了。通考吉安会馆笔山书院教学成果，从1813年始建，直到1853年才考取胡尔昌一位举人，以后也不再有了。当然，也有一些好父母官，如嘉庆年间兴义知县陈熙，救荒养孤设义渡，济贫建祠立书院。其手书一联非常感人：“我亦自耕读来，敢负初心忘教养？尔不堪兵燹后，愧无实政起疮痍。”还有道光初年任兴义知县的张宗阳，《兴义府志》说：“去官日，士民泣留。”朝廷管控利用是一方面，忠诚善良的士大夫立身处世是另一个方面。但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象这样的官学化书院，虽有官府财力保障，但终属笼中之鸟，清音啘啭，而前景堪忧。

传统正宗的书院，其实不是这样的。

二

书院滥觞于唐宋，兴盛于宋元明清。作为中华教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了千年，始终是藏书、供祀和讲学的中心，是文化传播、普及、宣扬教化的重要基地。一些著名书院，甚至溢出了这些职能，发展成为思想学派的据点，形成师道系统。如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陆九渊在应天山精舍和象山书院讲学，吕祖谦主讲于丽泽书院，王阳明、湛若水开宗立派创建书院，东林书院更以抨击朝政、讨伐阉党而名扬天下。政治上党议迭起，学术上学派丛生，文学上诗派各异，都与书院形成的师道系统有关。儒生士大夫不仅以书院为学术研究和实行道德教育的基地，而且还作为交流感情的场所，声气相求，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得与共鸣，使“四方游士”跨区域流动，士人群体意识得以复苏。这样的书院并不以科举仕进为目的，多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目标，强调“修身”，追求某种道德理想人格。属于典型的素质教育。

这种独立于官学之外而又高于民间私学的书院，极富特色。比如教研结合，讲会制度，门户开放，自学为主，辨难问诘，自由争鸣、师生融洽，经费独立、有教无类等等，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还有现实启迪的意义。

然而，书院的发展，势必要危及封建官学制度以及统治阶级把持的教育特权，甚至空谈横议，舆情危机。那必然也会遭至专制皇权的极端残酷的打压。嘉靖十六年（1537），万历十年（1582），天启五年（1625），明朝廷就三次禁毁书院，尤其是阉党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祸及天下书院。

书院教育形式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有高于私学而不同于官学的特点，所以具有顽强的禁而不绝的生命力。但是，它终不能游离于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相反，必定要受其制约。所以，清朝对书院由限制而支持，目的是置书院于政治制约之下。书院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努力维护自身特色，事实上也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它难逃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清王朝的覆灭而消亡的历史命运。

因为咸同年间贵州民族起义风起云涌，黔西南爆发了白旗起义，兴义老城被义军两度占领，第二所笔山书院毁于战火，吉安会馆书声中断。十多年后战事平息，才又有了老城街文昌宫一个暂时供师生教读的书院，与后来第四所老鹳坟笔山书院相别而称老书院。这所书院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书院斋长李辉垣捐地扩建书院，为文教无私奉献。二、邑人邓子秀夫妇为学子捐卷田，供路费，说明兴义教化已深入人心。三、孙清彦受邀为书院挥毫书《学书枝言碑》，成镇院之宝。在红白旗战争中，下五屯崛起了刘氏家族，为第四所笔山书院恢复重建，兴义文教的真正辉煌预备了充分必要的条件，恰逢改朝换代，因缘际会，兴义文化从边荒中崛起。

千年以来，天下书院起起落落何其多？但往往是同名而实异，可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首先是因时而异，不同时代的书院在形式上差别不大，而内容却不同。南宋盛行理学，书院就大讲理学。明代流行心学，书院就讲心学。清代发生了汉学与宋学对立，书院就重经学，讲考证。顾、黄、王启蒙实学，这个派系就讲实学。书院改学堂后，西学也进来了，所以也讲西学。

其二是因地而异。东西南北中，各地都有书院。但处于文化中心发达都市与处于山野乡村深山林莽就绝然不同。中华地大物博，腹里纵深，文化多元，自古东西有异，南北有别。“北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永嘉之后，文化再度南移，南方书院尤盛于北方。

其三是因人而异。黔地偏远，但因有王守仁龙场悟道，阳明书院，龙冈书院，文明书院，学孔书院，无论大小，能自成体系而辐射天下。

其四，因办学层次不同而有差异。书院综合了官学与私学，是一个包含了多层次教育的综合性教育体系。有高等教育，如四大书院。有中等教育层次，一般省级府级书院即属此。还有初等教育层次，这类最多。一般县级以下大量的乡村书院，均在此列。同一书院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教育层次。

此外，各类书院教育职能也不尽相同。前文提到的倾向于官学化的书院，比较重视应试教育，相对独立自主的书院更重视素质教育。乡村书院更多的是实施基础教育。也有个别书院实行专科教育。总之，培养人才，传承与发展文化，开发民智，化育人生，宣扬教化，供祀与藏书，学术研究等等，不同书院各有侧重与特色。

三

所有成功书院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地域性、个别差异性，包括种种偶然性和特殊的因素。

兴义笔山书院就是一个特例。

第四所笔山书院，是重新择地在土城北老鹳坟大举兴建的。具体情况该书资料可靠，叙述清楚，以备读者参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兴义笔山书院，在由旧式书院走向新式学堂的过程中，实现了蝶变。

第四座笔山书院复原图 （资料图片）

一个县级的教育机构，除了秉承传统书院的基本精神，尊师重教，重金高位礼聘贤达来院掌教，又与时俱进，放开接受新学，培养造就了一代英才俊彦，一时之间，声名鹊起，远播省内外，后来居上，竟成贵州著名书院。造就了兴义人好学勤学的好名声，一直影响至今。

这所书院已然超出了一般学校的职能。它是人才摇篮，又是地方豪绅势力和文化阶层的纽带，终至成为民国贵州军政第一集团“兴义系”的滥觞之所。而这一切，都与下五屯刘氏家族的崛起和作为紧密相关。前些年，我就刘氏家族发家史讲了四句话。一曰经济发家，二曰军事强家，三曰政治保障，四曰文化崛起。大致上概括了这个家族的百年奋斗史。其间筚路蓝缕，战火铁血，巧取豪夺，横行霸道，而又能华丽转身，大兴文教。从刘燕山到刘官礼再到刘显世，几代人在文明与野蛮的痛苦博杀和复杂纠缠中，成就了一时辉煌。其中刘官礼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出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去世于辛亥革命前夜，是一个时代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

刘官礼是第四所笔山书院的倡建者和主持人，这所书院的成就，与他紧密相关。

通观笔山书院之所以成功，这里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以便抛砖引玉。

首先是时运。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遇到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廷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而笔山书院在此间得以因缘时会。传统书院奉行的旧学遭到了新学的冲击。所谓旧学，在新学看来，主要是繁琐的汉学与空疏的宋学，顽固而陈腐，不切世用。所谓新学，则包含了明末以来顾、黄、王倡导的实学与东渐而来的西学。笔山书院得新学风气之先。

其次是人和。有些看似偶然的人物与事功，一旦联系起来，其中一些带规律性道理就可以不言而喻。从兴义府走出一个张之洞与从朝廷贬回黔省的李端棻声气相投，李端棻又招梁启超为堂妹婿。新派人物贵州学政严修礼聘硕儒绥阳雷廷珍为经世学堂山长，刘官礼又礼聘雷廷珍为笔山书院山长，雷山长受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掌两湖书院，举荐姚华来长笔山书院，从姚华而来的熊范舆成了下五屯的亲家，其胞弟又娶了姚华之妹，安龙庄南华亦为刘氏亲家。下五屯、景家屯，泥凼风波湾，兴义刘、王、何，革里窦氏……人脉蒂结，抱成一团。笔山书院是他们研学议论，商量大事小情之所。

其三是地利。兴义背靠滇、桂，远离省城，山河阻隔。王文华堂长在笔山书院兴办体育学会，大举操练兵马，凝结军事力量，准备响应辛亥革命，这些实情，省巡抚或有风闻，但未必在意。如果省县两地相近，刘显世率领的500徒手兵，便没有空间和机会在芦荻哨“易帜”，从而问鼎贵州军政。主政黔省却长期依托于云南军阀，成背靠之势。

笔山书院，从乾隆十一年（1746）在黄草坝水井坡麓草创，历经东门外吉安会馆，老城街文昌宫，土城北老鹳坟，到于今，正待全面恢复重建的第五所笔山书院，已然历时274年，就像一盏漫漫长夜里摇曳明灭的灯，忽暗忽明，若隐若现。一边是鼓角争鸣的血腥战场，硝烟弥漫；一边是清静幽雅的梨花院落，书声琅琅。曾经是山高路险野水深谷，榛莽乱草埋落日，而今两江潮涌四通八达，飞机越高桥，展翼托朝阳……

感谢三位编著者的辛苦付出，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厚实的大书。这篇拉杂之文，同样写了一些与笔山书院相关和不太相关的内容，不知是否可以交作业与尊著相谐而为序？（文/熊洪斌）

（《笔山书院》一书，将于近期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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