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经验，既具有社会治理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和强大活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东方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赋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重大使命任务。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孕育形成的重大经验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枫桥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到矛盾不上交，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就地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新人的经验，即“枫桥经验”。1963年11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的同时，与公安部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毛泽东同志指出，公安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依靠群众的思想，即毛泽东的群众观。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枫桥经验”发展成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时期“枫桥经验”。新时期“枫桥经验”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稳定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孕育形成了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情系枫桥，对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和批示，指明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战略目标、价值取向、实践路径、重大任务、鲜明导向、重要保障、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系列重要论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战略与战术相贯通、传承与创新相统一，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凝聚着思想的伟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枫桥干部群众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形成了党组织领导的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不变的精髓，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尊重人民创造，以民意为导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矛盾不上交，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初心和本义，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来带动全局工作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矛盾法则和辩证思维回答和解决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党的领导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最本质的特征。新时代“枫桥经验”最鲜明的特点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基层创造和高层推动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把“枫桥经验”置于党的发展历史和全局工作之中来审视、谋划和推进。早在2003年9月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全省县委书记交流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枫桥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是我们浙江出的经验，虽然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一样，但其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精髓始终不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多次写入党内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特别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写入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全会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标志着新时代“枫桥经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党建统领，以党建带群建，提高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善于把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全面推进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

“枫桥经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应运而生的，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以创新发展，形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既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现了由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八大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党和国家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基础即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新人，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枫桥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教育改造“四类分子”，创造了“枫桥经验”，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965年公安部给中央的报告，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治安情况最好的一年，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是建国以后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起步阶段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粉碎“四人帮”之后，枫桥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进行评审摘帽，推动了全国对“四类分子”的评审摘帽工作，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日报为此刊发了《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记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的长篇通讯。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叫做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早在2003年11月2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使‘枫桥经验’在维护我省社会稳定中显示更强的生命力，在加快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和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赋予了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小康社会服务的时代使命。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写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赋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时代使命。因此，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现“中国之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优秀文化滋养孕育下形成的成功经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枫桥经验”的产生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生长基因和良田沃土。可以说，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注定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必然要走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时代“枫桥经验”只有扎根于中华大地上，才能够根深叶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都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长的渊源和博大的智慧。如矛盾、民为邦本、平安无事、平安是福、国泰民安等都富有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高度契合、一脉相承。如“矛盾”这个词可以追溯到《韩非子·难一》一书中《自相矛盾》的寓言故事，深刻揭示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生动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平安无事”“平安是福”“国泰民安”等朴实的愿望，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希冀和期盼，反映了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来概括表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带着泥土的芬芳，朗朗上口，入得脑，记得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容易唤起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激发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精神。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表述体现了中国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在中国的语境下，用“不”“无”等语言的表达方式源远流长，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当对一个概念进行定义时，如果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外延有无穷可能性，无法用正面、肯定的方式来定义，或者用列举的方法也无法穷尽的时候，一般采取“不”“无”等间接、否定的方式作出清晰的解释。比如《论语》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记载“贞观之治”的繁盛景象。邓小平同志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党的历史文献当中，“不”的运用也是很普遍的，如“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就提出的，并在《论十大关系》中再一次作了阐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继续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概括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就是这个方针在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成功实践中转化为经验的概括和表达的。同时，“不”“无”也是国际惯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的，“自由”是指个人的生活状态，对这个状态本身是无法给予定义的。哈耶克认为，对“自由”规定性最严谨的表述，就是作为生活状态反面即“不自由”来解释，尽管这是间接的表达方式。

枫桥人民在“枫桥经验”产生发展创新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枫桥地域文化现象，孕育形成了以“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造精神，以民为本、春风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决、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为基本内容的“枫桥精神”。“枫桥精神”是枫桥地域文化的精华。“枫桥精神”是红船精神、建党精神、民族精神、浙江精神等与枫桥特有的地域文化相结合，根植于“枫桥经验”的伟大创新实践中不断孕育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经验、东方智慧。只有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只有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我们要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同时，坚持经验自信，守正创新、自信自强。既要胸怀天下，坚持文明互鉴、兼容并蓄，借鉴国外管理和治理的理念和做法，又要防止盲目照搬、食洋不化，如果完全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对不上号、行不通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我们要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总抓手，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还要致力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建构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解释范畴，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