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水利工程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古代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要精耕细作，填饱百姓的肚子，而商业则有助于经济发展，则水利工程及漕运成为极其重要的一环。因此，自古以来，历代王朝就极为重视水利兴修。

留存至今的古代水利工程中，京杭大运河是它们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征集民力创造大工程、大奇迹不是难事，难得的是，京杭运河这样一个工程，被历代承袭下来，而不至于重蹈阿房宫、秦始皇陵的覆辙。然则，京杭大运河对于封建社会，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和作用呢？

秦始皇陵

京杭大运河非一朝一夕之功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我们熟知的是隋炀帝杨广修建大运河，龙舟下江都的荒唐事，然而，运河这样一个工程，实在并非一时一代之功。简言之，京杭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代，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

春秋时期，吴国为伐齐国，在扬州附近开凿了一条引江水入淮的运河，称为邗沟。这就是史书称隋炀帝之运河借重天然河道和前人所开凿的运河的开端。也是历朝历代修建大运河的先声。

到魏晋以来，经济重心难移，江南的军事行动日渐增多，为农业计，也为养兵打仗计，封疆大吏和朝中贞臣开始重视运河和漕运。《水经》说陈敏于中渎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以改变湖道的状况，缩短了江淮间的航程。“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这些都是地方上自发的开凿运河水道的行为。

晋元帝

隋代，天下重归一统，开皇之治使百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力到达一个高峰，又因为文化西迁，经济南移的状况，开凿运河的工程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起，而且事实证明，祸于当代，功在千秋。

唐承隋制，对运河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固然是河清海晏，物阜民安，故而天下英才聚长安的结果，也迫使政府将南粮北运提上日程。大都市长安聚集达官贵人、游历学子，万国商贾，其产粮状况着实堪忧，供不应求。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多民族政权并立的现实促使政府和民间更加重视运河，后期政治中心的南移更让运河出现千里的盛况，可谓空前。

宋代运河

元代以后，江南的经济地位更加不可撼动。北方统治者坚持草原本位政策，河洛疲敝，粮食供不应求。而“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江南之粮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这就使统治者学习历代经验，与民生息，动起了运河漕运的主意。

自然，他们的尝试也是有挫折的：“初，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劳费,卒无成效。”愈挫愈勇，成就了元代的京杭大运河。可以说，这是明清运河的基础。

明清以来，漕运愈发完善，京杭大运河经历了战乱、饥荒、天灾、人祸而绵延至今，其历史是很值得探究一番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隋代、元代的运河尤其重要。隋代是承前启后，第一次由国家组织力量进行开凿的运河

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意义

1、联通南北：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

沟久远，姑且不提，自隋唐以来，京杭运河就是南北联通的大动脉，而联通南北，不仅出自掌控一个庞大帝国的需要，追根溯源，还有其时代性。

自永嘉之乱以来，五胡乱华，中原大地战火纷飞。面临北方异族的威胁，统治阶级分别选择了三条道路。一是南渡。南渡的东晋小朝廷保存了江左风物，不与刘石通使，对抗异族。二是西迁。西迁的张氏建立西凉，成为一方净土。

三是东归。东归的司马越等人最终落入石勒之手，衣冠士族被而死。其后果是西方的关陇文化崛起，继承了河洛文化，若干年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为中原正朔；江南经济得到发展，其文化融合吴地特色，扬弃创新。

五胡乱华

这样，到了隋代，贵族面临的问题是，百姓认可的正统在中原，北方依旧在政治军事上占据无可替代的优势，在经济上却是凋敝，不得不重视南方的发展和需求。南北之间存在难以避免的“割裂感”。对此，政府的应对是，首先，打击地方割据政权，其次，统一南北经学，第三，调动人力物力，修建运河。

将南北联通，不仅能够缓解京师庞大的粮食需求，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而且能够促进南北之间的人力物力流动，增强地区之间的认可度，这与当时开放包容的国家政策也是相匹配的。

大运河

2、经济发展：客商云集，物资山积

上文说过，水利工程是农业发展的利器，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之中，京杭大运河也有相应的农业价值。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灾害频繁的大河。京杭大运河的出现，贯穿了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对北方黄河水患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同时，京杭大运河也造福了周边的土地，灌溉良田。

对于古代的商业来说，京杭大运河也至关重要。可以说，商业促进了国家的大一统，商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国家大一统之下稳定的环境和及时维护的基础设施。

黄河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提出经世致用、工商皆本……都发生在运河两岸，有着运河文化的刺激。所谓“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永嘉学派推崇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讲究实效，主张经商要义利并举、以利和义，解决了义利之争，为商品交流提供了学术上的理论依据，这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堪称一大解放。

京杭大运河的衍生周边——青帮

宏观上，京杭大运河是统治阶级为稳定南北，维持统治而出现的，然而在社会上的意义却不应局限于上层，市井百姓因京杭大运河而出现的变化同样值得探究。比如说，大名鼎鼎的青帮与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就密切相关。

青帮

京杭运河鼓励了商业行为，这是对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反正，对“学而优则仕”这样一种成功人生模式的突破。

同时，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江浙一带经济实力卓越、百姓在明清易代的过程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清朝前中期，中央政府对江浙人民有所歧视，这对运河两岸的百姓情感上造成损害。闭关锁国在明清的实施又迫使沿海人民的经济活动重心从海运转向漕运。

这些潜在原因加上漕运官兵的“外包”，机缘际会，造就了青帮。青帮早先是清代漕运水手中的一种行会性秘密结社，初衷在于保卫自身利益，与官方作斗争。始建于雍正年间，徒众昔皆以漕运为业，故称粮船帮。

清代漕运

青帮首先是运河沿岸漕运发展繁荣的结果。起初，运河的漕运功能是为供给京师，官方占主导，有浓厚的政治作用；其后，漕运越来越私人化、商业化。漕运运输私人财物和载客的功能首先被百姓发掘，然后被朝廷追认。帝国南北互通有无，船舶连绵不断，港口、会馆等极为发达。这样，就出现了一批靠运河吃运河的百姓甚至失地的流氓。运河两岸的流民、水手、脚夫……构成了青帮庞大的底层教众。

其次，青帮也是商业发展以来市井对中央政府反叛的一种表现。

明代，朝廷设置了漕运总兵官对运河漕运及漕运官兵进行统一管理。但朝廷不提供造船、疏通河道以及工资等花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运河官兵们在地方缴纳粮税的基础上额外征收一部分“耗”，作为漕运的费用。

清代漕运

清代，军户制度解体，漕运的油水逐渐分给一部分百姓，在制度层面出现了突破。青帮分朝廷之利，内部规矩严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治，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末期伴随着地区经济发达而出现的对中央政府反叛的萌芽。

事实上，在此之前，百姓的叛心未必小。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运河两岸经济发达，更加容易滋生啸聚的水匪。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出现城市、资本主义萌芽等新的因素。粤若稽古，春秋战国时期私商出现，也出现了一些经济职能突出的城市和经济中心。而运河的发展，则容易将城市带动成为城市群、经济带。

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城市的出现，比之其他古代文明，算不得早。商品经济发展而聚集的城市，对安定的小农经济和保守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冲击，自出现之初，就有脱离中央自治的倾向。因此，城市的出现对经济社会是一件好事，但以儒家重农抑商为基本逻辑导向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必定不能容忍地方对中央的离心。

呜呼，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大一统的出现，而大一统王朝往往抑制商业的发展，？

因此，这一节以青帮为代表略陈鄙陋，是为尽量阐释京杭大运河在联系南北，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之外，对“离心”现象的一点作用。毫无疑问，京杭大运河对整个中国之内人力物力的流通，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大有裨益，然则修建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这一体制，而也有潜在的突破、反抗原有体制的作用。

京杭大运河

我们知道，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同一时期，欧洲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并非巧合，应当说，在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发展。中国有突破原有体制进行民主改革的先声，当有运河之功，但最终没有突破，实在是“不是我军弱，是敌军太强”。

总结

综上所述，京杭大运河联通南北，促进了全国范围内人力物力的流动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同时对民间结社活动也有一定影响。在封建社会皇权强盛的时期，京杭大运河能够稳定统治阶级的统治，在封建主义中央集权衰落的时候，京杭大运河同样孕育着反叛的精神。

一言以蔽之，京杭大运河作为历代王朝坚持的工程，能够促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新陈代谢。

参考文献：

1、《京杭大运河》

2、《青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