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三大部类产业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产业构成、主导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以及各自产业发展的趋势等诸多角度对中俄两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异同作了分析,认为两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征对双方经济关系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决定了自发贸易(即市场主导的商品交换)的空间,即产业互补,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俄罗斯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二是引发了两国经济合作的长期可持续性问题。现有的产业结构为两国的经济合作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两国的经济关系必须从互补性贸易走向战略性合作。这种战略型合作模式不是立足于静态比较优势,而是立足于国家整体利益和动态社会收益。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合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F512·74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8)01-0049-(06)

产业结构对中俄经济合作的影响

分析产业结构对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影响,主要基于两条线索,一是现有产业结构特色如何影响到当前两国的经济合作模式,这是一种静态分析视角,有利于我们理解现阶段两国业已形成的合作模式,并为我们提出构建两国新型的经济关系提供基础。此外我们还将依据对两国产业结构未来发展演变方向的预测来分析产业动态发展态势长期上对于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后者更多涉及政策选择问题。

概括而言,产业结构特征对中俄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决定了自发贸易(即市场主导的商品交换)的空间,即产业互补,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俄罗斯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二是引发两国经济合作的长期可持续性问题。因为二者产业互利贸易模式的实质是利用各自的“天然资源禀赋”开展交换,但两国的充裕资源从长期上看都是有限的,自然结果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逐渐走高并被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类似产品所取代,而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则逐步枯竭。因此现有的产业结构为两国的经济合作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两国的经济关系必须从互补性贸易走向战略性合作。

1、中俄两国经济合作概况[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经济合作的主要实现方式是贸易与投资,尤其是双边贸易。基本情况是:1992~1993年中俄贸易额年均接近70亿美元,超过苏联时期两国贸易额最高年份的43亿美元,可以说,中俄贸易往来的开局不错。但从1994年起两国贸易开始萎缩,1998年降至54.8亿美元最低点。1999年中俄贸易转向升温,迄今已保持7年的连续增长。其间,2001年双边贸易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2004年突破200亿美元,2005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91亿美元。不过,中俄贸易规模的现状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目前双边贸易在俄罗斯外贸总额中仅占5%左右,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更小,为2%左右。双边直接投资的情况更不尽如人意: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俄累计在中国投资4.45亿美元,仅占俄对外投资总额的0.3%;而中国对俄协议投资额为6.82亿美元,仅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8%。回顾两国的经济合作历程,我们对两国经济关系的基本认识有两点。

(1)中俄经济合作迄今处于低水平状态实属正常。

19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面启动经济转轨进程,这是分析两国经济合作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宏观背景。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普世化,对于中俄两个转轨大国来说,意味着彻底告别计划经济体制而与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接轨。转轨初期,由于中俄两国严重存在“制度缺失”,“干中学”合作对象的搜寻必然主要瞄准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后者具有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和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合作,有助于转轨国家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并推动本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因此,中俄两国对外经济联系更多地朝向西方发达国家,确是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客观约束使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转轨,还意味着转轨国家的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序到有序的发育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要发生很高的费用,而较高交易费用的存在直接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中俄之间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要远远高于各自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跨国交易的费用;二是只有那些实力雄厚且以全球经营为目标的大公司才有愿望、有能力进入转轨国家市场。这两方面影响的最终结果是,中俄两国市场的较大份额被西方跨国企业所捷足先登。

(2)中俄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

在承认中俄经济合作迄今仍处于低水平状态这一基本事实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两国经济合作业已出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中俄贸易轨迹的“V型曲线”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佐证:1990年代,中俄贸易总体上呈下滑态势。世纪之交开始回升,2001年突破100亿美元。而后,仅用3年时间即2004年实现了倍增,超出200亿美元。一系列积极因素的出现,使我们有理由对中俄经济合作的前景持乐观态度。首先,经过1990年代为期10年的“干中学”,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能力大为提高。与此同时,两国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这两个方面的积极变化是推动中俄经济合作的根本动力: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大大降低了中俄跨国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两国经济强有力的增长态势,大大提升了彼此之间的供给与需求能力。其次,两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加强双边合作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仅从政治上为经济合作扫除障碍,而且还在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为两国的合作拓展空间。最后,中俄两国具有进行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展开分析。

2、互补型合作模式及其局限性

关于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模式选择,人们习惯用“互补性”概念来作解释,即认为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决定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具体而言,中俄经济合作应立足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选择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分工与交换。具体而言,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价格低,而俄罗斯拥

[1]相关内容参见程伟:《中俄经济合作应从互补型走向战略型》,第三届中俄高级经济论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俄经贸合作”会议论文。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中国应该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鞋帽等),换回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木材等);中国在低端制造业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而俄罗斯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拥有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中国应向俄罗斯出口家电等日用工业品,而从俄罗斯进口某些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军工产品。

由于强调资源(生产要素)丰缺性以及现有产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互补型合作框架下中俄两国很难在知识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有效的合作,因为资本和技术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和俄罗斯来说都是稀缺的。所以,互补型合作的隐含判断是,中俄之间只能进行产业间贸易,而投资与科技合作只能面向西方发达国家。

我们认为,尽管资源和产业“互补性”可以部分解释中俄经济合作的实践,但却不能涵盖全部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互补型合作模式具有内在缺陷,不适宜将其作为发展中俄经济关系的长期战略。具体而言,中俄两国互补性经济关系存在如下问题:

(1)合作空间有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俄互补型合作只能局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开采和加工行业;部分低端制造业———少量高技术领域,诸如此类。合作空间有限必然制约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不利于提升两国的经济进而政治关系。

(2)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差,难以长期维系。中俄互补性贸易的特殊性是,中国的出口产品(如服装鞋帽)对于俄罗斯而言是高度可替代的,而俄罗斯自然资源的替代性则较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对等决定了双方关系的不稳定。另外,贸易理论揭示,长期国际贸易的结果是各国要素禀赋价格趋于均等,最终国际贸易的动力势必消失。具体到中俄贸易,一旦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至足够高的水平,或者,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储备量下降至一定底线,两国贸易必然萎缩甚至中断。

(3)不符合中俄两国各自的长远利益和战略方向。中俄都是世界性大国,均致力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于中国而言,长期坚持低工资政策不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相反却可能加剧两极分化。俄罗斯也不会满足于永远“靠天吃饭”。因此从长期看,生产和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开采品不符合中俄两国各自的长远利益,并且这样一种生产和出口的主导模式也必将发生改变。上述缺陷提示我们,仅仅依据互补性开展中俄经贸合作不仅拓展空间有限,而且这种模式本身是不能自我维持的,所以我们还必须开拓新的、更可持续的合作领域。战略性经济合作即是可供选择的新模式。

新型合作模式下,中俄两国开展经贸交流的理由多样化,而不仅仅基于资源禀赋的差异,甚至不仅依据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而是根据动态比较优势;不是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是着眼于长远战略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说,战略性合作是立足于国家整体利益,主要目的是获取动态收益递增与较高的社会收益。如果说源于知识积累的动态收益递增仅仅局限在产业内部的话,那么,社会收益则是考量某一部门或行业的发展对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认为,除了传统的互补型产业,中俄两国还应大力推进在投资、科技与服务领域的合作。显然,由于超越了资源互补性的局限,战略型合作的领域更为广阔,而且具有较高的边际社会收益。

互补性合作强调市场的作用,因为资源禀赋和静态比较优势在分工和交换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战略性合作则不同,由于立足于未来的动态收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现阶段私人经济主体可能没有足够的动力参与这种合作,因此政府在推动企业参与战略性合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一种视角的逻辑起点是,转型经济体的市场体制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因此,较之于成熟经济体之间以及成熟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经济交易而言,转型经济体之间的交易费用过于高昂,以至于具有较高社会收益的合作项目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这样一种分析视角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降低交易费用才是提升中俄经济合作水平的关键。

3、战略型合作模式与政府的作用

概括而言,战略型合作不是简单停留在传统的商品交换模式上,而是要进入生产领域,转向生产要素结合或联合生产模式;不满足于以静态比较优势理念参与国际合作,而是以动态发展的视角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进行分工合作。因此,战略性合作模式下相互投资应该成为中俄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

这里将遵循上述理论框架具体分析中俄投资合作问题,重点讨论俄罗斯引资或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我们将结合辽宁省同俄罗斯的投资合作实践进行具体分析,这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具体案例有助于我们更详细地了解两国的投资合作状况,另一方面,作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省份并且与俄罗斯地理位置接近,关于辽宁案例的详细分析可以为两国地区间经济合作提供有益参考。[1]

我们依据的资料是2004年8月辽宁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及辽宁省人事厅联合发布的文件“辽宁 省与俄罗斯投资合作推介项目”(共461项)。这份文件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中俄罗斯向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推介的投资合作项目82项(简称“俄罗斯项目”),辽宁省拟对俄罗斯投资合作项目38项(简称“辽宁省项目”),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向辽宁省推介项目341项(简称“科技项目”)。这里重点分析的是两国合作产业的选择问题。互补性分工框架下,中俄经济合作只能局限在两国各自拥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领域,资本的相互输出不是合作的主流,因为两国都是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即使进行跨国投资,选择的主要产业也只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俄罗斯的资金同中国的劳动力相结合,资源型产业———中国的资金同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以及部分军事工业的生产合作———中国的资本与俄罗斯的技术相结合。但现实情况却与上述预测截然相反,两国企业寻求在多样化的产业领域进行投资合作,并且重点是知识和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而非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

(1)尽管自然资源利用项目仍占有相当比重,但两国合作的主要领域是更高科技与资本含量的加工制造业。

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意向与中国进行投资合作的项目中,加工制造业项目要远远超过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项目的数量,二者分别为33项和17项,在全部项目中的占比分别为41%和21%。加工制造业中较高资本和技术含量的项目数量较多,比如食品和服装加工项目只有两项,而机械电子类10项,化学和生物工程类5项,二者合计在制造业项目中的比重超过了45%,在全部俄罗斯项目中占比接近20%。

资源型产业中,没有一项是简单的开发业务,全部都是天然资源的加工制造项目,其中渔业资源项目最多,为9项,其次是森林木材资源项目(5个),而矿产资源项目只有3个。

反观我国企业的投资计划,却仍囿于互补性框架下的分工模式,比如辽宁省拟对俄罗斯投资的项目中近40%属于资源加工项目,其中仅森林木材资源加工(9项)和矿山开采(1项)两项就占到了资源型项目总数的67%;技术合作项目(11个)尽管也占有相当大比重(30%),但全部是辽宁省各级政府引进项目,并非企业自主选择。这至少反映出我国企业尚未充分了解俄罗斯的经济潜力,也没有形成与俄罗斯经济关系的清晰定位。

(2)技术合作内容广泛,但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进展缓慢。

观察俄罗斯向辽宁省外国专家局推介的科技项目可以发现,中俄两国技术合作潜力巨大,并且技术领域的合作涉及的产业结构同上述生产投资项目的产业结构类似。 俄方提出的技术合作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动植物养殖技术以及材料工艺技术,还包括医疗制药技术,环保技术,冶金和机械制造,森林、地质、气象控制技术,以及激光、红外线、信息控制和核能等知识密集型工艺技术。

通常“高新技术”指的是尖端科技,比如宇航、航天和军事技术,也包括一些信息、生物工程等技术。高新技术对于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专家们普遍强调应重点推进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指出,“我们两国之间经济联系的未来将首先存在于高新技术领。”[2]但实践中这一领域的合作进展并不快,比如辽宁企业的投资意向中没有一项涉及高新技术,俄罗斯推介项目中也只有一个(通讯领域),科技合作项目中有一些核能技术合作意向,但总体上高新技术领域尚未成为中俄经济合作的主流。

这提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高科技与一般技术的关系。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很多时候范围有限,比如仅关涉有限产业以及特定企业或地区,并且这种合作主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所以如果单纯将目标锁定在高新技术领域不利于扩大两国合作范围。事实上,俄罗斯不仅在一些高科技领域拥有领先技术,而且在许多民用技术方面拥有世界先进水平,比如机器制造、石油化工、建筑等。[3]所以,中俄两国在注重进行宇航、航天、核能和军事领域合作的同时,不应忽视一般民用科技领域的合作。

(3)两国在建筑领域的合作空间巨大

随着俄罗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建筑与房地产市场加快发展,这为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俄罗斯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包括道路、桥梁、港口、商贸中心和仓库等基建工程)共13项,仅此一项就占到了全部项目总数的16%,另外,旅游项目也多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两项合计占全部推介项目总数的1/3多。基础建设不仅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而且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以及种类繁多的建筑材料供应,因此我国建筑劳务的对俄输出以及在俄境内建立建筑材料生产企业将大有可为。我们也高兴地看到,无论是俄方还是辽宁省的企业都有意向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4)服务业合作有限,但发展潜力巨大。

俄罗斯推介的投资合作项目中,服务业内容单一,几乎全部是旅游项目,其他服务项目———比如金融、法律、文化、体育、艺术、医疗服务等,几乎是空白。辽宁省企业的对俄投资计划也没有一项涉及服务业。这一方面提示我们,未来两国在这些领域尚有很多可开垦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制约两国经济合作水平提升的症结所在,要知道,只有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才能产生相互了解和信任,只有金融和法律等基础服务设施齐备才能降低跨国交易的费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服务业合作的滞后制约了两国经济交流规模的扩大。因此,积极开展两国文化体育交流、教育合作以及旅游等服务贸易,显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类交流不仅可以直接扩大两国的贸易规模,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与互信。这是属于生产性的软资本,拥有较高的社会收益。

(5)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得到体现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俄罗斯的引资项目 中,相关产业数量很少,比如服装生产仅有一个项目。也许我们所利用的资料中,重点是吸引中国资金到俄境内生产,而俄罗斯的劳动力成本过高,以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合作不经济。但这种分析只考虑了劳动力成本一个因素,事实上影响跨国投资决策的还有很多考虑,比如出于避开贸易壁垒尤其是配额的限制,或者干脆是开发当地市场的考虑,后一种情况下,在俄罗斯境内设立研发设计中心,而将生产环节留在中国国内就是可行的选择;再比如为了便利商品的出口,到俄罗斯境内设立贸易促进机构,甚或设立批发市场,建立直接的供销渠道,这些都会带动我国优势产业的资本输出。从这个角度看,未来仅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的跨国流动一项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辽宁企业就有类似的投资意向,到俄罗斯境内建立果品贸易市场、农产品物流系统和轻工产品批发市场。

总之,互补型合作模式下,中俄两国相互的资本输出不是主攻方向。这种静态分析事实上忽略了两国经济的长期动态增长前景,也忽略了要素跨国流动与结合可能产生的新增收益。事实上,资本输出的原因不仅是考虑对贸易关系的替代,也不单纯由技术生命周期决定,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开发当地市场、绕开贸易壁垒的限制,以及克服技术贸易的局限等等。正是在多种因素的结合作用下,中俄投资合作的领域远远超出互补性分工模式的限制,进入更为广阔的领域开展经济合作,并且科技与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合作的主要方向。

综上,中俄经济合作应突破互补性框架的限制,努力拓展新的合作空间,重点推进科技、投资与服务领域的合作。以辽宁省为例所做的经验研究显示,现阶段双方的合作已经超越了互补性分工框架的限制,不仅合作领域多样化,而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合作的主要方向。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不足,比如双方仍缺乏关于对方经济成就和发展潜力的充分认识,也没有形成关于双边经济关系的明确定位,并且高新技术领域以及服务行业的合作仍进展缓慢,等等。

为解决上述问题并推动两国走向战略型经济合作,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事实上,政府的积极作用是战略型合作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战略型合作模式不是立足于静态比较优势,而是立足于国家整体利益和动态社会收益。那么政府该选择怎样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合作进程呢?

传统观念主张加大政府补贴和财政支持的力度,但这样做无疑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转型体制下受制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政府可能无力提供规模庞大的财政援助。中国发展早期阶段所采用过的靠给与优惠政策吸引资金投入的道路也存在问题,因为政策竞争会产生很高的信息成本,另外歧视性优惠也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不相符合。

我们的政策建议与此不同。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给资金不如给政策,给政策不如给信息”。简言之,政府主要应该从降低交易费用的角度推动两国的合作走向深入。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政府做出努力:

(1)积极推动两国的文化与学术交流活动。

毋庸置疑,两国人民之间缺少了解和互信是制约经济合作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加强两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与艺术等领域的交流就成为一种生产性的投资。显然,由政府主导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是最为经济和有效的形式,今明两年分别举办“俄罗斯年”和“中国年”就已经产生出巨大的反响和效益。

在经济研究领域,中俄之间已经就加强双边经济合作的研究达成了协议,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重要的是,应将中俄双边经济合作研究项目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使其成为制度性、经常性的专家咨询机制,并通过论坛等方式定期向社会宣传或者发布。还应该拓展合作研究的层次和范围,比如两国特定地区间以及特定合作项目的研究,以便为两国经济合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2)完善政府职能,提供廉洁高效的政府服务;促进两国在金融、结算体制以及司法体系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3)加强信息建设,引导资源投向战略领域。

前已述及,中俄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关键因素是较高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信息成本则是交易费用最主要的部分,换言之,关于两国市场供求信息的缺失直接阻抑了两国企业的合作。所以加强政府的信息服务职能是推动双边合作的重点。以辽宁省与俄罗斯的投资推介项目为例,两国政府负责收集、整理并推荐投资计划,这既节约了单个企业收集信息的成本,又为两国企业提供了更多合作机遇。当然仍有改进的余地,比如为降低投资风险能否提供关于合作企业和商业计划更详细的信息?答案是肯定的,并且也不一定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比如由权威机构出具关于企业上缴税金、出口、国内市场占有率、就业和社会公益等情况的资信证明即可。事实上,加强政府作用并不等同于增加财政负担,就比如完善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效率本身就是中俄两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议题,而不是额外的付出,只不过这种努力还会“附带”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而已。那么,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