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冬潮

阿尔娃·缪达尔（Alva Myrdal 1902-1986）是国际著名的瑞典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和政治家，198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丈夫卡尔·冈纳· 缪达尔（Karl Gunnar Myrdal）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迄今为止，夫妻双方都各自获得诺奖的，仅此一家。而更重要的是，缪达尔夫妇作为瑞典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的奠基人，为人类的发展留下了及其宝贵和丰富的遗产。对他们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在中文世界里，缪达尔夫妇至今鲜为人知。不可否认语言是阻隔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大部分的著作、文章及大量的书信往来等都是用瑞典文写就），而其它众所周知的原因也障碍着我们的视野。令人欣慰的是，近来终于看到了对缪达尔夫妇于1934年合写的巨著《人口问题的危机》的介绍【1】，以及卡尔·冈纳· 缪达尔的鸿篇巨制《美国难题》的书评【2】。来自北欧的理论旅行终于出发了。

阿尔娃·缪达尔

《人口问题的危机》被誉为瑞典福利国家的宣言书，几乎瑞典福利国家的所有改革都在此书中讨论过，但由于该书是用瑞典文发表（至今也未被翻译成英文），阿尔娃·缪达尔于1941年发表了《国家与家庭》（Nation and Family）一书，该书可说是《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的英文扩大版，在国际上的影响经久不衰，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其丈夫的《美国难题》。由于这两部部著作的写作都与他们访问美国有直接的关系，还得先从她们的美国之行说起。

第一次美国之行与《人口问题的危机》

1929年，缪达尔夫妇同时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于该年第一次去美国访学，到达之日正赶上华尔街美国股票市场崩溃，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危机给他们上了第一课。在美国期间，冈纳学习经济，阿尔娃学习心理学、教学法及社会学，应用社会科学是他们钻研的主要内容。这一年，他们基本上还是以“学生”的心态度过的。然而，在广泛地走访美国的大学、幼儿教育、学校等机构，与美国社会科学的顶尖人物深入接触之后，他们放弃了单纯走学术研究之路的计划，坚定了将学术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决心，并且确定了家庭、儿童和当代社会这三个研究的方向。

回国之后，面临着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瑞典人口危机更是雪上加霜，这些原因促使缪达尔夫妇加入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投身于研究与建设瑞典福利国家的政治与学术工作之中。这也注定了他们的研究与写作都不是远离现实的书桌上的沉思。

1934年，阿尔娃和冈纳合著的《人口问题的危机》出版了（阿尔娃是第一作者），这是他们从美国回来之后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部著作中，缪达尔夫妇试图将美国社会学家关于家庭的理念和社会变革的思想“翻译”成适合瑞典的语境，以瑞典当时最亟待解决的人口问题为出发点，来讨论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如何变革的问题。他们认为，现代的城市、工业化社会要求产生新的人类，因此就必须重新考虑家庭、工作、住房、教育、公共卫生和其它的社会机构。面对瑞典人口锐减，瑞典国将不国的局面（进入20世纪之后，瑞典的人口出生率呈现出一种“灾难性的下降”），他们对当时流行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单纯以节制生育来限制人口增长的人口理论提出批判，主张要平衡人口增长，要保证有充足的生产性的公民来支持非生产性的公民。缪达尔夫妇认为，不能把生育看作是只是个人的私事，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承担起社会压在他们头上的这些重负。因此，如何将妇女、儿童、及男人的力量，同时也是国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共同面对这一人口危机，成为了公共领域的大事。

《人口问题的危机》

为此，缪达尔夫妇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计划，为瑞典社民党的福利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蓝图。首先需要制定国家经济计划，保证充分就业和收入再分配，使低收入阶层摆脱贫困。在这个新的经济基础上，他们建议要制定特别的帮助家庭的政策：为有孩子的家庭减税并发放津贴补助，政府发放房屋补助，儿童医疗免费，提供学校免费午餐和课本，建立免费的公共日托中心。在他们看来，提出这些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政策，是因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瑞典农村传统的父权制大家庭已经解体，传统上由家庭承担的养育儿童的功能要由社会和国家来承担。特别令他们不安的是儿童如何健康成长的问题，他们认为孩子在那种封闭的核心家庭里长大，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而现代成年人（主要是妇女）留在家里照顾一两个小孩，完全是荒谬绝伦的做法。家长应该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别的小孩。同时，已婚妇女也能从小家庭里解放出来。【3】

《人口问题的危机》出版之后，立即在瑞典及北欧各国引起了强烈地反响。时任瑞典首相的佩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对此书立即表示了欢迎，或许如冈纳所言：我们对福利项目细节的铺陈与汉森所期许的人民之家【4】（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30年代执政之后提出的建国方略，瑞典福利国家的别名）不谋而合【5】。为了扭转人口危机，1935年瑞典政府成立了人口委员会，冈纳·缪达尔被任命为副主任（对人口问题更有研究和发言权的阿尔娃仅仅是作为顾问，可见当时妇女担任公职在社会上的阻力），三年之中，人口委员会出台了17个报告及各种有关政策。《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中所提出的各种重要问题得以在公共领域得到充分地辩论，各种鼓励生育的立法开始实施。

第二次美国之行与《国家与家庭》

1938年，冈纳·缪达尔接受了美国卡内基公司的邀请和丰厚的资助，从事一项关于美国黑人的大型研究，缪达尔夫妇再次赴美。此时的缪达尔夫妇与十年之前的状况大有不同，除了《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使之名声鹊起之外，他们都在各自的学术与政治领域有了相当的积累与历练。而这次美国之行给了他们广泛旅行、深入观察了解美国社会的机会，使他们领略了此时的“美国两难”。此时，美国的学术和政治文化还是沉浸在进步主义的遗产之中，民主和平等的启蒙主义遗产夹杂着政府的干预主义、激进的人道主义、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等等推动着社会和经济的转型。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繁荣，同时也引起了城市和乡村的贫富分化。这些现实在美国知识界引起了的不小的震荡，老一套传统的学术正在与此时盛行的实用主义较量，不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社会思想，都需要实验证实了再说。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建立在理性的、实践证实的计划可以使社会更具人性也更有效率。【6】这些社会的转型以及对知识界的冲击，为缪达尔夫妇美国之行的研究写作埋下伏笔。

1938年9月1号，穿着时髦的缪达尔一家人，在媒体的注视下，启程前往美国。到达美国的第二天，冈纳便去美国南方，着手进行他的研究，阿尔娃带着年幼的三个孩子留在纽约。按照原来的设想，阿尔娃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论文的写作。但对于已经在瑞典学术界和政界立足的阿尔娃来说，是否还要在美国当“学生”，真是心存不甘。同时，她也不断收到美国社会各界的讲座、会议的邀请，转型中的美国也开始想进一步了解来自瑞典的经验。

1939年秋天，二战的炮火已经在瑞典的周边国家打响，三个月之后，芬兰被苏军占领。凛冬将至，瑞典无时无刻会被卷入战争。阿尔娃人在美国，昼思夜想着祖国和家人，甚至觉得这时她待在了大西洋“错误”的一边。在远离祖国和美国的政治学术气氛中，阿尔娃放弃了原先做博士论文的计划，开始了《国家与家庭》的研究写作。

阿尔娃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战后。她想让人们看到，在战争硝烟尘埃落地之后，大面积的贫困、饥饿在所难免，但战时经济必将结束，经济复苏之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因此与家庭和人口问题有关的社会改革必将要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注。而1930年代在瑞典开始的这些社会改革在战后一定要让人们了解。

总体来看，《国家与家庭》延续了《人口问题的危机》的主题，该书主要讨论与家庭和人口问题有关的社会政策。打开书本，阿尔娃开宗明义，强调这本书按照传统哲学用词来讲，它是“实用的”或“政治的”，而不仅限于“理论的”和“事实的”。这个开场白，为该书定了调子。

为了讲好瑞典故事，阿尔娃充分利用了瑞典人口委员会关于人口问题的17个报告，瑞典的问题与经验得以在此书中展现与应用，并增加了新的思考和讨论。该书分成两大部分，一、问题与原则，二、瑞典的方案。

在《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中发展了两个重要的命题，得以在《国家与家庭》中展开讨论。第一个命题：从广义上来说，家庭政策就是社会政策。为什么？阿尔娃认为，在人口问题上预期的趋势早晚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不久人口问题会就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人们会感受到个人生活会由国家的福利所决定，它触及到个人的性生活和家庭的结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在瑞典，不论是街谈巷议、家庭里的议论，还是在国家议会和学术会议上，人口问题正在变成政治讨论的主题。当这个主题巨大的重要性变为常识，人们就会认识到，人口问题事关重大，它涉及到社会结构的基础，并要求社会全面的重新定位。如果实践的社会科学不这么看问题，明摆着的危险就在眼前，人口政策就会成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东西，所谓的人口问题专家拿出的药方，只不过是一会儿提出控制移民，一会儿又去鼓励生孩子。要避免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就一定要认识到上述做法的不足，一个人口方案一定是将该计划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全部结构之中，一定要渗透于社会变化的所有措施之中。因此说，家庭政策就是社会政策。

《国家与家庭》

第二个命题：建构一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需要有相关价值的知识和事实，需要以价值的眼光看事实。这一点也是缪达尔夫妇分析问题的重要核心：价值既不能是假定的，也不能仅仅是用来说说道道的。具体来说，如何评估一个对瑞典可行的家庭政策？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涉及到瑞典人民如何互相看待自身、看待儿童、看待政府，在此调查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方案。然后，据此提出的有关政策必需一定要满足将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的安排兼容。同时，家庭政策要推动社会的平等。民主与平等的价值观是其认识问题的基础。有了这些基本的认识，才能说瑞典方案对儿童、家庭、和婚姻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价值，并且创造条件来实现这些价值。

那么什么是积极的家庭政策或社会政策呢？阿尔娃认为，社会应担负起再生产年龄段的儿童的责任，同时也要担负起“后再生产阶段”——老年人的责任。当然，对属于再生产群体的青年人需要更富于想象力的社会政策，这些花费应该法定为一种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

阿尔娃的论证的逻辑非常清楚：如果现代社会不适合儿童的发展，就要再造社会以适合儿童发展，而不是迫使儿童以适应社会的制度。如果妇女因为出来工作无法结婚生孩子，就要给工作的妇女结婚生子的权利，而不是把妇女推回家庭。阿尔娃在《国家与家庭》中一再质问：一个国家关于人口的计划可以不鼓励个人的自由吗？这种计划一定要采取极权主义的办法吗？【7】瑞典试验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瑞典这些制度上、机构上的改革要服务于不同人群的发展，而不是反过来将人们强行按到某种不合时宜的制度之中。而国家，则要担负起对全民应有的责任。

阿尔娃提出的这些问题与原则，在该书第二大部分——瑞典的方案中都一一落实到具体问题的设想与落实之中。诸如：家庭计划：包括对年轻人婚姻生活的教育，建立家庭的经济准备等。住房：家庭的住房安排，包括各年龄段及残疾人等。全国食物供给：改善全民的营养、农业政策、儿童营养、学校免费午餐等。健康医疗：家庭和社区的医疗费用、公共医疗、儿童医疗、儿童的牙齿护理。社会保障：老年人的养老、住房、医疗。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妇女问题：已婚妇女在工作方面的问题。这些包罗万象的设想与计划看似事无巨细，但正是这些无所不包的细节成为瑞典福利国家的社会工程的蓝图。

1940年春天，当穆达尔夫妇怀着保卫祖国的目的，一家人冒着生命危险从美国回到瑞典之后，迎接他们的是战时灰暗保守的社会气氛，与他们去国之时的光明灿烂似乎换了个天地。冈纳·穆达尔在到达的第二天就请求政府首脑希望尽快建立经济计划，以收拾战后的残局，但没人理睬他的建议。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而阿尔娃回到了书桌上，在1940-1941年灰暗的冬天，继续书写《国家与家庭》。面对瑞典国家的民主制度可能即将被战火毁于一旦，阿尔娃的回答镇定而充满希望：

“我们的房屋可能被烧毁，但这并不能证明这所房子的基本结构有问题。这项计划仍然值得去研究。”【8】

《国家与家庭》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正值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当时会有多少人关心来自这个北方边缘小国的社会政策呢？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在美国遭到了冷遇。然而，生活在继续，缪达尔夫妇在《人口问题的危机》和《国家与家庭》中对福利国家的构想蓝图，终于在瑞典及北欧诸国战后的社会重建中变为了现实。而《国家与家庭》一书也早已在世界各地翻译流传，成为研究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的经典。

自《人口问题的危机》和《国家与家庭》出版，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但这些著作中所讨论的家庭、人口问题与我们今天的难题真是似曾相识。它告诫我们，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阶段，不论体制如何、大小强弱，人口问题或家庭问题是国家政策中回避不了的重点。瑞典以北欧式的福利国家的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1】关于该书的中文介绍可参考汪琦“人口危机及对策：1930年代瑞典丹麦福利国家的铸造”，载《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4期，第6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