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刚好在阅读关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社会民主党的相关资料，看到这个问题觉得可以强答一下。

《布拉格宣言》是SoPaDe在纳粹的极权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颁布的，相当于是社民党的一份新纲领。这份宣言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反思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改良主义和议会制度内斗争政策的失误；一方面在新形势下进行政治动员，对抗纳粹德国并争取支持。从长期视角来看这份宣言延续了社民党在共和国末期政治极端化的情况下左转的趋势。从纲领的内容上看它的态度更近似于魏玛共和国初期的独立社民党，并且在局势不得不如此要求的情况下认可了革命社会主义的方针。当然社民党的这份宣言和它在德国的地下抵抗（核心人物是朱利乌斯·勒贝尔）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果。而根据纳粹德国时期反抗纳粹的情况来看，长期遵循议会民主路线的社民党人尽管在共和国时期有左翼政党中规模最大最完善的组织，但抵抗的强度还是不如战斗欲强烈的德共和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的。

社民党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危机当中的问题在于它几乎始终坚持遵循议会内政策，担心议会外政策会招致公权力的干预损害自身的安全和保卫共和国的能力。作为最坚定的共和国支持者，社民党与议会（宽泛点、也可以说是共和国）体制是高度适应的，它在这个体制当中确实也为工人阶级争取到了不少利益（比如不减薪的八小时工作制、工会参与collective bargaining的权利etc.），它试图通过这一体制达成自己的目标并维护共和国的存续。但仅靠这些做法在稳定时期是没有问题的、在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就不够用了。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社民党的选举策略。魏玛共和国时期社民党选举策略的核心内容在于通过理性的方式争取选民和通过对选民进行“启蒙”来获得选民的支持，在实际操作上集中在出版物和集会等比较保守的竞选策略上，完全无法与纳粹对集体心理的鼓动相匹敌。当党内的新人Carlo Mierendorff（这位年轻党员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可以说是德国所有共和派政治家中最早认识到纳粹危险性的人）向党领导推荐采纳新的竞选策略，包括大规模游行、示威、使用标志性举手礼和散发符号等方式时遭到了“钢铁阵线”和党领导的抵制（讽刺的是这一套策略同纳粹的策略是高度相似的）。他们抵制的原因是认为这样会招致“警察的麻烦”，但彪悍的德共职业街头暴力那么久了也没被警察查水表，而等到最终采纳这一包含大量议会外（extra-parliamentary）模式的策略时已经无法抵抗纳粹战车的前进了（倒是有止损上的作用）。

当然并不是说社民党采取的议会内政策有严重的弊端。事实上在社民党在保卫共和国上已经做得很好了，对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对手布吕宁内阁的“容忍”政策使得布吕宁内阁能够在缺乏议会多数的情况下奇迹般运行两年多、在普鲁士压制极端准军事组织的活动和建立一支共和派主导的公职人员队伍都是值得赞赏的，而1933年3月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毅然对授权法投下反对票也是难能可贵的。社民党对巴本和希特勒采取“观望”的态度并试图通过国会选举挽回败局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共和国存续的关键节点不在社民党的掌控之中，1925年台尔曼选择参加第二轮总统选举、1932年布吕宁失去兴登堡的信任和7月20日的普鲁士政变才是对共和国的最终命运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社民党在共和国末期所能做出的最好决策可能也不会和历史上相去太远。

以上说的是对保卫共和国失败的反省，这一宣言还有对于在不改变现有秩序的情况下通过议会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的理念的破灭。从当时SoPaDe的视角来看，社民党一手缔造的议会民主制度非但没能实现社会主义，还间接导致了纳粹的上台，是非常让人失望的。即使没有纳粹的崛起，由于无法单独执政、社民党在政府中一直受制于执政盟友的限制而无法执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策（挪威工党在1928年表演了强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后果），对选民的启蒙结果是选民越启蒙越少了，而社民党也缺乏一套独特的经济政策、就算执政也只能和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实行类似的平衡预算和反通货膨胀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对温和的改良主义的信心的丧失。SoPaDe的一系列要求对于魏玛时代的社民党来说是完全不可能写下的东西，但从本质上这同共和国末期党内的左翼少数派（比如全德自由雇员总协会的主席西格弗雷德·奥夫豪泽）的诉求是存在连续性的。不过这一套纲领并没有被坚持下去，联邦德国建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这一套话语也被弃之不用了，而社民党又重新回到了魏玛时代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