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一场革命在欧洲爆发，这场革命的伟大程度丝毫不亚于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与十月革命，它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福祉是如此巨大，直至今日，我们仍旧沐浴在这场革命为我们带来的世界中，这场革命便是知识革命。

知识革命拥有足够丰沃的社会土壤：印刷与装订技术的提高，使得无数书籍与报纸被印刷出来，送到上万名读者手中；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更多人住进作为文化中心与流转站的城市；义务教育体制建立，人们的识字率大大提升，知识获得了足够的市场。

18世纪的沙龙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知识革命，比如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轴心时代、复兴古典文化的12世纪文艺复兴、开启近代曙光的15世纪文艺复兴……不过，18、19世纪的知识革命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是一次造福普通百姓的知识革命，知识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限于被上层人士们把玩，而是成为提高底层民众福祉的工具。

18世纪注重人权与自由的启蒙革命，以及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在欧洲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到了19世纪，他们在生产“知识”的时候，这些记忆不断地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人民的权力、各个群体的平等、宝贵的自由成为他们追求的对象。

在这种背景下，被文化人们忽视数千年的底层人民与各种弱势群体，在19世纪成为了重中之重。马克思与恩格斯为工人挥舞起笔尖，废奴主义者为黑人们高声呐喊，共和主义者手持尖刀刺向高高在上的贵族与国王……长期作为弱势群体而存在的女性也没有被忘记，在19世纪，知识分子将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视作社会是否文明的标志。

马克思除了关注工人以外，还关注殖民地人民与女性等各种弱势群体的权益。他在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声称：拿妇女当做共同淫乐的虏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马克思直截了当的表明：“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

马克思在之后的作品《神圣家族》中，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马克思

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穆勒在1869年写成的作品《妇女的屈从地位》中表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已率先采纳以妇女地位的提高或贬低作为从整体上说对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的最可靠的检验标准和最正确的尺度……改进的每一步都是那么确定地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同步的。”按照这种观点，文明程度越高、越开化的国家，会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女性，而野蛮国家会将女性视为奴隶。

约翰·穆勒

1876年，恩格斯在其撰写的作品《反社林论》中，声称“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恩格斯认为，女性的解放程度越高，受到的限制与压迫越少，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是个解放而自由的社会，不用再各种枷锁的压迫下苟延残喘。

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傅立叶在作品《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中，声称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他认为，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

傅立叶

地理学家威廉·伍德布里奇在其写作的《现代地理学》，点明了为什么知识分子们会将女性权益视作社会文明程度的评判指标。他认为文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知识和艺术，一部分是人与人相互对待的公平与仁慈。简单来说，知识和伦理是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而如何对待妇女，又是伦理水平的最好体现。伍德布里奇认为，野蛮和蒙昧的民族会迫使妇女像奴隶一样劳作。

伍德布里奇

女权主义，在现代的网络社会中，是个饱受污名化的词，似乎它已经成为女性特权的代表。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个词在19世纪是多么具有革命与进步性，那时的知识分子富有同情心与斗争热情，对一切不公开炮，对一切压迫呐喊，“平等”一词是那个时代最为响亮的口号，多少人在为其奋斗的过程中牺牲，又有多少人为了平等的实现而喜极而泣。即使是200年后的我们，亦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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