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 杨茂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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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茂庆，江苏溧阳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史能兴，江西吉安人，硕士，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

【摘要】社会融入的实质是身份认同的过程，身份认同是个体找寻文化群体并获取归属感的过程。基于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存在经济身份认同、制度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三大困境。可通过重构认同观念，确立多元身份观；优化认同结构，提升跨文化适应力；深化认同目标，建构本真性理想确立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困境的自我突破策略；通过社会制度支持以消除群体边界；社会文化支持以澄清社会价值；社会结构支持以构建“学校—家庭—社区—网络”四位一体的支持体系，形成促进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外部支持策略。

【关键词】身份认同；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社会融入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8,29(03):101-107.

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是指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城市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少数民族少年儿童。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0-17岁少数民族少年儿童规模约为3063万人，占全国儿童总人口的11%，其中全国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达318万人。[1]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愈加明显。研究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多重身份和多元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社会融入的实质是身份认同的过程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社会融入。虽然社会融入在人类群体中具有普遍性，但个体在面对新环境时所表现出的融入和适应程度会有不同。个体或群体间社会融入状态的差别不是由于单方面个体因素或社会因素所导致的，而是综合因素的结果，这种综合因素在个体身上的集中体现就是“身份”，以及自我和外界对这些“身份”的看法。

关于社会融入最早的论述出现在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自杀论》中，他认为较好的社会融入可以防止社会原因导致的自杀。柯林斯（Collins）认为社会融入是一种关于社会如何整合（Integrate）与和谐（Harmonious）的理论，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团结，关注的是如何让每个社会成员在遵守社会规范、法律的前提下充分地参与社会，不被社会所隔离和疏远。[2]融入强调公正的社会秩序，强调融入主体的主动性、社会大众的包容性，融入是在社会中融入，社会是融入的现场。社会融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即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其中，经济层面的融入主要是城市就业和收入，也就是职业上的转换；文化层面的融入主要是指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方面的市民化；心理层面的融入主要是自我认同和心理归属。[3]

从个体互动论的视角来看，社会融入就是指个体与城市社会两大主体间理解接纳和融入的过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融入”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社会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生活中拥有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还意味着机会以及社会成员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4]在一定意义上，公民资格就是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等，即“身份”。个体都是多重身份的集合体，身份是个体在社会情境中与他人互动的基础，同时也对个体的自我建构产生深度影响。身份受到个体和社会因素的交织影响，具有典型的社会性，又隐含着个体的特性，是群体形成的依据。个体社会融入的关键在于找到所属群体，并获得归属感，个体的归属感来源于自我的认同与群体的认同，这个过程就是身份认同。社会融入的实质就是个体认识、比较、接纳和认同社会身份的过程。基于身份认同理论关照社会融入，厘清个体与社会互动的发生机制，系统分析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二、身份认同的蕴涵

从词源上讲，“身份认同”来源于拉丁文“idem”，意为“同一”。后来在英语中用“identity”表示，具有“认同”和“辨异”两重含义。个体通过与他人或群体进行比较发现不同或相同以确认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这就是个体确认身份的过程。因此，“identity”具有的深层次含义就是身份认同。起初，身份认同属于哲学范畴，强调意识与自我的一致性，理性与世界的合一性，认为“人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统一个体”。[5]米德（George H.Mead）强调自我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建构的，研究者由此开始转而关注身份的社会建构性。赫伯格（Will Herberg）1955年出版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Protestant-Catholic-Jew）一书中将“寻找认同”作为其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开启身份认同理论研究之路。1960年出版的《认同与忧虑》（Identity and Anxiety[6]此后研究者以身份认同研究黑人问题、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逐渐出现“认同危机”一词，并被广泛运用。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认为解决“认同危机”是人青春期成长的关键。在不同的哲学逻辑和研究视角下，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多种理论流派争鸣的格局，如以米德为代表的符号互动理论强调自我身份是在与他人进行符号交流和互动中形成的，以谢里夫（Muzafer Sherif）为代表的群体冲突理论强调客观的利益关系对个体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以泰弗尔（Henri Tajifel）为代表的社会认同理论特别强调群体成员资格的获得对于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至此，身份认同理论主要出现了以自身为主体的结构主义和以社会为主体的建构主义两大派别。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呼唤着身份认同去中心化、去主体化，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整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身份认同提出惯习理论，认为身份认同是“身份化的社会结构”。[7]

身份认同一方面由主体自身建构，另一方面由客观社会建构，主动建构与被动建构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身份认同困境，引发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认同过程是“我”与客观身份相互作用，并为客观身份构建意义的过程，整个构建过程是从认识到认同的运动过程。身份认同源于主体与客观身份的不统一，是主体身份焦虑引发身份反思，从而逐步实现身份认同的完整的心理过程。个体不断努力与客观身份趋于同一的过程就是身份认同的过程。在个体的身份认同过程中存在两种身份状态，即过程性身份和目标性身份，过程性身份代表身份认同的现状，处于不完满的状态，目标性身份是身份认同的结果，即身份认同的理想状态。身份认同是过程身份向目标身份无限趋同的过程，且目标身份受到政治、文化、种族、语言和宗教等因素影响，是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结构。究其本质，身份认同是个体探寻自身与群体、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即个体的身份认同是个体找寻文化群体并获取归属感的过程。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大体上包括生物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政治关系。因此，个体的身份认同可以分解为生物身份认同、经济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认同4个过程，但其实质是文化认同。

三、基于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

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困境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属于时间、地域、文化的三维空间移民，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时间移民，从农村地区到城市领域的空间移民，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到汉族聚居区的文化移民”。[8]因此，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面临空间环境适应、文化适应、教育适应等难题。空间地域的流动、民族文化的变迁以及现代社会制度的限定致使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在文化群体归属和身份意义构建上具有多重性和矛盾性。影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制度政策、经济水平和文化资本，在互动过程中体现为经济身份认同困境、制度身份认同困境和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一）经济身份认同困境

经济水平是身份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集中体现了个体的社会阶层。个体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位置，而且一个人的经济水平基本体现在外在行为，如穿着、饮食以及消费习惯等。根据《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显示，我国还存在5575万贫困人口。[9]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来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家庭经济贫困，父母为了生计来到城市发展。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父母在城市中大多数从事着收入低、不稳定的工作，根据对552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父母职业”的调查结果显示，父母“无业”的有249人，占总人数的45.1%，从事“个体”的有195人，占总人数的35.3%，“农民”的有108人，占总人数的19.6%；[10]（P.67）关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富裕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3.6%，经济条件中等的有128人，占总人数的23.2%，贫困的有404人，占总数的73.2%。[10]（P.68）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后，将面临上学、交友等问题，较低的家庭经济收入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学校教育、社会交往、消费习惯等。在城市中，接受学校教育的经济成本较高，这对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家庭来说存在困难，导致一部分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学校学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方面存在就学困难、适龄入学少、超龄入学和学习成绩差等问题。[11]在消费社会中，学校也不是一个同质空间，在同一个学校或同班级中依然存在着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儿童群体，儿童的学校消费水平存在差别，他们在认识与对比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我的经济身份认同。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通过认同与辨异的过程建构自己的身份。

由经济水平所决定的社会互动模式构成了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对自身经济情况的认识，影响其经济身份认同过程。总的来说，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经济身份认同的困境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自我经济身份认同困境，由于家庭经济资本不足，父母不能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提供与其他城市儿童一样的生活条件，限制了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社会互动范围与层次，经过比较与接纳后将自己归属于贫困群体，导致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缺乏自信心，而与相对来说较为富裕的城市儿童群体划开了界限，影响其身份认同；二是他人经济身份认同困境，身份认同是自我建构与他人建构统一的过程，辨异的过程能够加强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对他群体的排斥感，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在与他人互动中表现出经济差异，容易受到他群体的贴标签行为，甚至排斥行为，不利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

（二）制度身份认同困境

身份认同具有受限性，“认同是某个个人与某种独特的价值之间的联系，而这种价值是由某种独特的历史孕育出来的”。[12]个体认同由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所决定，身份认同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始终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户籍制度是当下社会权利结构的集中体现，是构成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户籍制度是个体身份确立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被认为是身份转变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行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导致我国形成了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社会结构。被城乡二元制度分隔而形成的城市流动儿童，其历史记忆与想象和所在城市不一致甚至冲突的事实，是城市流动儿童多重身份认同并存与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源，引发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制度性身份与文化性身份的矛盾，构成身份认同的主要问题。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来自农村，制度的规定给儿童的身份转变带来很大障碍。“农村人”是大多数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与生俱来的身份属性，这个身份在他们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很大影响。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生活时间越长，了解与接受城市文化的可能性越大，而户籍会成为他们在城市群体中的特殊之处，这种差异会影响他们对社会身份的认同，构成身份认同困境的内在矛盾，导致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限制，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作为外来群体进入城市，部分城市群体认为其分享了有限的城市资源，因此容易对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产生社会排斥，不利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

（三）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变迁与交融是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的具体表征，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使个体初始文化身份面临再认识，引发作为文化族群中的个体对于身份的反思。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化变迁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由于文化资本的不足，常常成为弱势文化群体，面临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

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现代性变迁中的个体，不仅承受着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变迁的考验，还面临先赋民族文化的再选择。文化认同是身份认同的实质，文化多元和文化变迁引发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反思。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有其特殊的环境、家庭、记忆和流动轨迹，流动到城市场域，感受到经济、文化和规则的变化，初始的认同结构与外界的文化环境不契合，导致认同结构的失衡，面临着新的认同挑战。另一方面，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有学者对552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父母进行教育程度调查显示，“父亲没上过学”有169人，占30.6%，“母亲没上过学”有192人，占34.8%，“母亲只上过小学”的有219人，占39.7%，父母是小学文化程度的232人，占40.1%。[10]（P.67）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父母文化资本的不足，严重影响到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文化认识和文化修养，不利于其在城市中的文化交往。

身份认同的实质是文化认同，是个体的文化改造。个体处于多元文化之中，自身携带的文化与外界文化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个体的文化矛盾。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关注文化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认为个体认同外界文化需要经过文化翻译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通过“阈限”空间来完成。“阈限”是一个模糊混杂的文化地带，个体通过它进行文化转换与身份协商。“阈限”的混杂性决定了个体在面对多种文化时难以做出选择，总是不断的重复与确定。因此，身份问题不是单纯地定位于某一种身份，而是建构一套或者一系列身份。“这与‘多重身份’存在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占据几个不同的关节点，可以从一个关节点移动到另一个”。[13]

四、基于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

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困境的突破

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包括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两部分内容，其中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自我建构通过自我的觉悟、调适与确认来完成，而社会建构需要得到社会结构体系的系统支持。

（一）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自我的突破策略

1.重构认同观念：确立多元身份观

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且不断演进的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与群体间关系密切地交织，个体身处浩大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面临着多种文化群体归属和多重身份选择，身份认同变得复杂而模糊。身份在个体与社会交互中的影响日益突显，“单一化”的身份认同成为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现实情境中，人们由于身份中的某种因素如民族、宗教、血缘等与他人形成差异，从而采取与其他文化群体保持分离的方法，建构强烈的自我认同。人口流动虽然打破了文化隔离的空间格局，而文化不适应的心理格局仍然存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群体的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固守单一身份认同的人们内心开始出现不确定感，陷入不安和焦虑中，原有的身份认同开始受到怀疑。在这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原先的心理归属感变得疏远，身份认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每个人身上都有多重身份，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尤其需要反思“我是谁”。多重身份带来的是个体不再只归属于某一种身份群体，而往往归属于多个文化群体，这就要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理性地认识身份和选择身份，保持认同的多元性。我们追求的并非强化对某一种身份的认同，更不是对某种单一文化或文明的认同，而是认识身份的多重性与多样性，选择性的强化或消解身份认同，防止因身份认同所带来的社会排斥感。

2.优化认同结构：提升跨文化适应力

认同结构是个体从认识身份到认同身份的心理系统，包含认知、评价和情感三个维度。布迪厄所提出的惯习结构属于解释认同结构的一种理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需要调节自身结构从而实现与外界的平衡，其实质是提升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跨文化适应力。一是提升自身素养。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需提高自身的知识涵养、技能专长和行为修养，如加强学习普通话、遵守城市礼仪规范和培养兴趣爱好等，缩小与城市儿童素质之间的差距，促进其与城市儿童的互动；为自身融入城市社会积累文化资本。二是承接集体记忆。记忆对于个体塑造身份起着关键的作用。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而言，集体记忆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是认同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记忆”是指后天的习得和传承，它通过家庭、阶层、学校和媒体传承，内容取决于中介者和培养者对历史史实所做的取舍。[14]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带着集体记忆来到城市，身处新的环境中面临记忆结构的断层，需要找到记忆的归属与连接。为了搭建跨越记忆断层的桥梁，形成继承性的集体记忆，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应当积极参加学校与社区活动，分享在城市社会和谐相处、快乐生活的故事。三是提高情绪弹性水平。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容易滋生心理问题，如缺乏自信、焦虑迷茫等。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应加强与父母、教师以及同学的交流，通过社会交往增强社会情感密度，提高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情绪弹性水平。

3.深化认同目标：建构本真性理想

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是制度和文化所决定的身份称谓，属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身份群体，具有历史性和过渡性。某种意义上说，身份只是作为人存在于社会的一种证明。身份是社会发展与个体理性综合的产物，是流动、变化的，并非永恒不变和与生俱来。“在身份认同之前，人们究竟以何种方式理解把握现实生活世界，实际也就表明它以何种方式表达着关于人的自我理解”。[15]人在身份之外，还有本真自我，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应回归自我去思考人生价值所在。“每个人都有一个原创的做人方式，这一观念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发现自己之所是”。[16]作为一个完美的个体，应勇于突破世俗的划定标准，明晰自身的独立性与完整性，敢于在所处的身份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体验。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重新审视自我，回归作为人的儿童时期的原生态自我，摆脱城市和农村环境差异以及民族文化间差异的束缚，寻找自我价值实现的出口；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作为当代儿童，应将个体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扎根于本民族，立足于本国，建构自己的本真性理想，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建构本真性理想的目的在于突破各种身份和文化的限制。

（二）客观社会的支持策略

1.社会制度支持：消除群体边界

边界运作理论认为，边界对于群体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群体边界分为符号边界和社会边界，符号边界是指由社会行动者所制造的概念差异，社会边界是社会差异的客观化形式。[17]通过消除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群体的边界，减少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异质性，从而促进双方群体的交互融入。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观念和制度，分别属于符号边界和社会边界范畴。观念的转变需要社会制度的导向，促进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城市社会融入关键在于社会制度的优化。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作为外来群体进入城市，被赋予了特殊群体的符号概念，应消除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群体的符号边界，促进其与城市儿童融为一体。

群体冲突理论认为，群体利益的现实冲突会导致群体间对立，同时也可以增强群体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8]因此，应倾斜于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丰富农村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缩小农村与城市的教育资源差距；从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权益，改善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家庭的生活状况，提高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在城市学校中入学的机会，通过法律保障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

2.社会文化支持：澄清社会价值

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具有少数民族文化属性和儿童属性，文化的现代性变迁使其身体内部的文化结构面临挑战，儿童属性决定了其容易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不仅影响着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同时也影响着外界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观念，是影响其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社会文化的核心是其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影响社会中个体的价值选择。通过共享符号影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身份认同过程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建构。通过政治宣传、文化反思、制度引导等多种方式构建有利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的社会价值体系，帮助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获取更强的自我认同，获得文化自尊与自信，实现超越性发展。建构多元共生文化生态。多元与共生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性变迁的因应之策，采取多元与共生的文化态度是符合自然规律内涵和理性思维逻辑的唯一选择。

3.社会结构支持：构建“学校—家庭—社区—网络”支持体系

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受到社会制度、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具有流动儿童的一般特征，不同的是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在城市融入中有其特殊性。了解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特殊性，借鉴一般流动儿童工作的经验，构建“学校-家庭-社区-网络”四位一体的支持体系为其提供适切性教育、引导和服务，促进其城市社会融入。

第一，学校场域的构建。教育融入是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主要方式，学校是教育的主要阵地。因此，学校是促进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主要场域。学校应承担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的任务，创建平等多元的校园文化。通过知识讲座、专题辅导、互助活动等形式提高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自身素质；通过城市本地儿童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结对帮扶的形式促进其与城市同辈群体的深度交流互动，加强文化互通；通过开设校本课程，开发符合当地特色和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课程，如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民族文化传承课程。通过开设心理诊疗室，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引导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解决心理不适应问题，并以心理关照为方式对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施以情感补偿教育。

第二，家庭场域的构建。家庭是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生活的港湾。家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不足，情感支持缺乏，严重影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通过开设专业技能培训班帮助其父母获取专业技能，进而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庭经济资本。通过家校合作等形式提高其父母的综合素养，更新教育观念，唤醒其承担家庭教育的责任。维护良好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父母的关爱是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需要加强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沟通的频次与深度，及时了解成长动态。

第三，社区场域的构建。社区是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活动的重要场所。邻里关系的不熟络和周遭环境的陌生感易导致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缺乏归属感。通过改善社区管理和社区文化构建促进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融入的社区场域。例如，定期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宣传少数民族文化知识，让社会了解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加强关爱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社区设立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真情服务站、心理诊疗室等，帮助其疏解心理困惑。社区设计开发项目、课程、游戏等形式消除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加深与城市社会的联结。

第四，网络场域的构建。网络是少年儿童活动的新兴阵地，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也不例外。网络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提供便捷的信息沟通渠道，是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学习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媒介。通过网络传媒引导社会了解和关注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消除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偏见与歧视。开发少数民族儿童的普通话、礼仪规范、民族文化等网络课程，满足其学习需求。搭建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网络社区，提供交流与倾诉的平台，促成其完善自我、认同自我，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参考文献

【文献引用格式】杨茂庆,史能兴.身份认同理论观照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入与身份建构[J].民族教育研究,2018,29(03):101-107.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执行主编：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