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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浅析

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浅析近年来,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愈来愈多,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也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如不及时有效解决

近年来,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愈来愈多,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也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如不及时有效解决,不仅会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成长十分不利,而且会危及社会公平,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主要体现在流动儿童对其自身身份认识的模糊性上。就流动儿童而言,他们如何定位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或者两者都不是,而处于混沌状态。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许多流动儿童对于"自己是哪里人"这样一个问题而深陷困扰,他们难以鉴明自己的身份,①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也就由此而生。

表1-1你现在觉得自己是哪里人?

从表1-1来看,能够明确回答"现在自己是哪里人"的流动儿童人数所占比例,单就持"本地"或"老家"回答的百分比而言,不算高。而就持"说不清"的流动儿童所占的百分比来看,整体上要明显高于上述二者的任何一方。

表1-2你是否为自己的身份而苦恼?

再从表1-2来看,尽管有平均超过80%的流动儿童回答并没有为"自己是哪里人"而苦恼,但也有平均将近20%的流动儿童为"自己是哪里人"而苦恼,这表明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已经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据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会融入"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我觉得自己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老家那里的人"这一陈述,11.2%的流动儿童表示符合自己的情况,15.9%表示不能确定,72.8%表示不符合自己的情况。另据一份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的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学校学习中因为自己是'外地人'或'乡下人'的身份感到自卑,在城市生活中的适应性不强。这个比例对于我国现有3000万流动儿童的规模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弱势群体。他们随父母和家庭流入城市,要面对和接受的是与家乡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城市语言、不同的生活。"②另据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0%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城市人了,68.5%说不清自己现在应该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11.5%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农村人"。③这表明,一些流动儿童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困惑和矛盾,他们已成为城市的"双重边缘人"。在这种非城市亦"非"农村的合力作用下,流动儿童就极易陷入身份认同漩涡之中,给他们带来的将是长期的隐隐之痛。

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越来越多。

二、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遭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排斥。社会排斥起源于对贫困问题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已成为解释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不仅仅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解释更为深入,而且对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制度排斥是我国结构性排斥最为核心的方面,这种社会排斥由国家或某些组织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造成的,是一种政策制定本身的导向所形成的,还有一些是无意识的政策失误或不正当的政策导向所引起的,而这种排斥还受到国家政策、法律、社会习俗的认可。在我国,社会劣势群体被制度性安排所排斥的情形十分突出,最严重的排斥性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由制度的不完善与滞后所造成的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这里主要指的仍旧是城乡户籍差异制度。这种制度曾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起过一定的积极性历史作用,但也正是由该制度造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由此农村与城市就形成了两个"文化区隔体",城市人与农村人也成为了两个身份标签不同的群体。在这种二元户籍制度的作用下,人一出生就被刻上"市民"与"农民"的身份标签,这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赤裸裸的血统论的翻版。长期以来,农民在中国一直被看做是"二等公民",并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客观地讲,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身份制度,由此带来的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实质上是身份制度歧视的体现。这种由户籍制度差异所造成的政策性的偏见与歧视,极易使流动儿童产生一种被剥夺感,感到心理失衡,且产生自卑感与不信任感,从而在心理上抵制、排斥、仇视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及城市群体,最终造成流动儿童孤独自卑与人格障碍的形成。

户籍制度人为地利用了城镇和农业户口的区分,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建立起一道屏蔽作用的藩篱,户籍从此成为区分社会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标签。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当前户籍制度下,户口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而且还是一种终身身份与世袭身份。身份的固定性如此之高,变动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个人的户口身份由父母户口性质来决定,而与他后天的努力及机遇基本无关。除了考上大学、参军入伍并获取晋升军官机会、政策照顾等为数不多机会且在政府每年严格控制的指标之内才能进行农转非,才能实现户籍身份的变更。然而,每年的农转非指标是少之甚少,通常只为城市居民的千分之二,这就使得绝大部分人(当然也包括流动儿童在内)仍然只能是扼守于农民的身份,而无法与城市市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政策。

受户籍身份的影响,流动儿童并不认同自己是城里人,或是农村人、或是外地人亦或哪里人都不是。不管自己是在流入地出生,还是等父母在流入地站稳脚跟之后把自己接到流入地来上学的,"由于长期在繁华热闹的首都生活、学习与居住,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熏陶,对于农村文化的感受与印象并不是很深,对农村的认同感也在减弱。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从先辈继承的身份,并有意识地形成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但又面临着未来在城市生活前途的不确定性,面临着必须回老家参加中考和高考的现实,这让流动儿童产生出深深的不适应。虽然身处城市,却不是城市里的人,远离了农村,不再是完全意义的农村人,而成为一个处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夹缝者'与'边缘人'"。④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SimmelGeorg)在其著作中提到,"外来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启动来去的自由"。⑤流动儿童诚如格奥尔格·齐美尔笔下的外来人一样,如同他们的这个称谓一样,他们跟随着父母离开了有着几亩地的农村老家,进人城市。不管他们在城市生活了多长时间,当谈到他们在城市里的身份时,他们将自己视为与城里人相对的"农村人"。"调查问到'你认为自己是哪里人',流动儿童回答是'农村人'的占到71%,还有约15%的儿童回答'哪儿的都不是'和'不知道'。后来经过对个别同学的访谈,问到怎么样才能算是北京人呢,他们的回答是'户口必须是北京的,或者即使户口不是城市的,但必须得从小在城市长大,才能算是城里人'。"⑥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犹如利刃一样将中国人口划分为两大身份类别--市民与农民。作为族群的场域边界,这种人为划分的身份类别将以社会性地、政治性地亦或文化性地植入个体潜意识之中。在此基础上,再加之以社会比较与社会认知,以期使其内化,从而成为族群成员身份认同的重要思想依据。在平常生活的叙事及话语言说的反复作用下,这种身份指称将不断得到强化与固定。现行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动儿童与城市市民的身份认同边界,换句话说就是,城市市民在涉及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二元户籍制度的身份划分标准,来构建与流动儿童及其父母的关系,这就使得户籍制度成为区分"我群"与"他群"的族群边界,以延续地位族群的排他性,并最终形成流动儿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对峙身份认同。流动儿童也因此而失去成为城市族群成员的机会,致使流动儿童身处城市局外人的位置,沦落为城市社会结构体系之外的族群。

由此可见,作为正式制度所设置的户籍身份往往成为流动儿童自我身份认同的强有力依据,在他们眼里,身份证、户口本的功能,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的社会分类标签,而且是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可见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所划分的社会分类已经根深蒂固地植于流动儿童的思想意识当中,成为社会共识。

流动儿童不知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

三、解决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的对策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认为,"身份之所以必要,因为它是道德责任的基础"。⑦随着社会环境与社会角色的变迁,流动儿童有关个人在情感与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族群成员及隶属于某个族群的认知发生了转移。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身处流动儿童这一介于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角色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如何处理自身的身份认同?

1、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消除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现行户籍制度不仅是城乡资源享有权的凭证,也是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基础,更是社会身份的象征。故此,要想消除在这种社会结构上所建立的身份分类,毫无疑问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完善身份证管理制度,探究灵活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剥离那些与户籍制度相挂钩的一系列相关制度。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应建立平等地适用于全体公民的制度安排,让流动儿童能真正享有与城市儿童同等的各种公共社会服务,从而消除心理和身份距离上的隔阂,以平等的身份入学就读,并进一步获取城市社会的接纳和认同。此外,从法律及相关制度上也应给予流动儿童有效地支持,这样流动儿童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城市市民,进而产生对城市社会的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

2、完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与服务,为消除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危机提供有效支持

学校承担着社会化、社会稳定、社会参与等多项功能,是流动儿童主要的学习与活动场所。学校要在流动儿童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应该在教育管理及服务上转换立场,务必坚持"以生为本",改善学校对流动儿童的管理方式、管理理念,深入贯彻人性化的管理方针,对流动儿童的管理应做到从规制式向引导式的管理转变。在微观的学校教学管理过程中,作为教育过程参与主体之一的教育工作者应对流动儿童格外关心,不论学生家庭背景、学习成绩好坏、教养程度,都应予以一视同仁,及时消除他们的自卑感,并逐步增强流动儿童对学校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以期使流动儿童尽快融入学校。

3、加大群体间的互动频率,为消除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注入催化剂

城市居民对流动儿童的偏见与歧视,往往源于这两大群体间的误解与隔离。所以,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减少大众媒介对流动儿童的消极负面报道及宣传,转而以增加尊重、重视流动儿童为主题内容,特别要对流动儿童中自强不息、德才优异、考取大学等典型事例,予以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大力宣传,扭转并改变城市居民对流动儿童的偏见与误解,让他们意识到流动儿童将是未来城市居民,二者在同一城市空间生活,两大群体之间只有相互信任以及相互帮助,彼此才能过上理想的生活,并能在心理上接纳和认同流动儿童,进而以平等的态度正确看待流动儿童,为流动儿童打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以及舆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城市各社区单位还应采取各种活动方式,促进城市居民与流动儿童及其父母间的交往互动,以拉近彼此间的情感距离,加深彼此的了解,改善二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促进群体间的相互融合,进而建构城市居民与流动儿童共同的社会认同

4、扭转流动儿童的非理性认知,为消除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植入本源

现代大众传媒塑造了一个"城市神话",提到城市,很多人马上联想到的便是无忧无虑的生活、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交通便利、通讯发达以及高品位的人际交往等。迫切渴望获取城市身份,又不想回到农村,再加上城市的拒绝,使得流动儿童更是迷恋上了这个神话。其实,公众传媒在塑造"城市神话"过程中,给了我们只是城市的"半边脸",却掩盖了城市的另外半张脸。城市其实存在着不少阴暗面:大气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犯罪率高、工作压力强、工作程序呆板……或许在这些阴暗面当中,最可怕的恐怕是冷漠、尔虞我诈、单调、无聊及焦虑。教育要竭尽所能帮助所有的人,尤其是流动儿童要清醒地认识到,身处都市繁华,身边的每一个人,远处的每一扇门,既是一种邀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从而帮助他们从城市的迷恋中清醒过来,认识到农村生活也有其美好之处。如果每一个流动儿童都能够清醒地直面"城市神话"的虚幻性,从而规模性地回归农村之时,消除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的希望也就为期不远了。■(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院)

注释:

①2010年4月至6月,课题组针对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1200份,其中:武汉市400份,回收387份,有效回收率为96.75%;黄石市200份,回收189份,有效回收率为94.5%;宜昌市200份,回收200份,有效回收率100%;舟山市200份,回收194份,有效回收率97.5%;丽水市200份,回收197份,有效回收率为98.5%。发放对象为各市有代表性的民工子弟学校以及城市公办学校。文中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于本次调查所得。

②马良,孙宝瑞:《融合还是排斥--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研究》,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3-40页。

③尹书强,马润生:《城市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困境及对策》,山东:山东省团校学报,2008年第1期。

④徐玲,白文飞:《流动儿童社会排斥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当代教育科学,2009年第1期。

⑤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⑥徐玲,白文飞:《流动儿童社会排斥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当代教育科学,2009年第1期。

⑦乔治·劳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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