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迎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伟大历史运动中【P1】。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形成了一个被人们命名为“参与治理”的民主新模式，但是，其具有“民主的不彻底性”。随之，一些学者提出了“公共治理”，以此破解参与治理的困境，但其往往会衍生“利益狭窄化”的问题。无论是“参与治理”还是“公共治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都无非是对近代以来民主名义下社会治理方案的补充和修缮，无法克服自身所带来的种种缺陷。为此，作者认为，在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中，合作治理将取代工业社会的治理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并且，合作治理有助于克服上述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缺陷，从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平等与自由。

张康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

作者介绍

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长期从事公共行政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专长为行政伦理学和组织理论。出版《任务型组织研究》、《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般管理学原理》、《公共管理学》、《行政伦理学教程》、《公共管理伦理学》等学术专著和教材20多部。

简介

该书分为六个部分，围绕“合作”这一关键词展开：

1.时代呼唤合作；

2.基于合作的社会建构；

3.作为共同行动体系的合作；

4.通过信任建构合作；

5.合作而不是民主的治理；

6.走向合作治理的进程；

第一部分 时代呼唤合作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迎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伟大历史运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如此不可阻挡地陷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之中，我们在此前几个世纪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特别是危机事件如此频繁地造访人类，让我们陷入应对危机事件的烦恼之中。虽然每一次危机事件的来临都让我们感到无比兴奋，让我们体验到动员起来的力量，让我们在成功地应对危机事件之中发现了合作行动的潜能。但是，如果危机事件发生的频率更高一些，如果危机事件在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更激烈一些，如果危机事件达到了我们能够有效应对的临界点，那么，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境遇呢？想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发现当前人类所遇到的最为根本的危机就是：人们对业已拥有的一切如此珍重，总也不愿意放弃既得的一切，当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宣告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深深地陷入了失灵状态时，人们却坚守着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按照既有的思维方式去认知世界，习惯性地去开展各项活动，以至于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去改变既有的一切。即使是在应对风险社会中特有的危机事件时，依然按照近代以来的几个世纪所赐予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去开展行动，每当我们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后便沾沾自喜，而前景将是怎样的，却不愿意去深思。当然，睿智的思想已然展开，“开放的、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理论”也不断地告诫我们，让我们关注我们时代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P3】。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学者们开始把视线更多地转向了伦理道德方面。从西方20世纪后期以来有影响的著述来看，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成了一个主旋律【P36】。

毫无疑问，“道德的普遍目的就是在社会联系中建立一种秩序”。事实上，道德也确实具有秩序功能。但是，当人类确立起法制的秩序功能之后，道德的秩序功能则受到了忽视。也正是由于道德的秩序功能受到了忽视，才使它的这一功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我们对道德的秩序功能给予充分重视的话，相信我们是能够找到合适的途径去强化它的这一功能的，从而不再依照法治的思路去考虑道德因素的引入问题【P38】。

第二部分 基于合作的社会建构

人类的一切群体活动中几乎都包含着合作，但是，合作的内涵和层次是不同的。广义的合作概念包括“互助”、“协作”和“合作”三个层次或三重内涵。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合作则是指与人类社会的较高级历史形态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不同于“互助”和“协作”的人类群体行动和行为模式。在农业社会，群体行动和交往过程主要存在于人的互助关系及其行为中；到了工业社会，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人们的群体行动一般说来都以结构化的方式展开，是通过组织而去开展的行动。在这种结构化的行动系统中，分工与协作是人们的群体行动的基本模式。在今天，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随着全球化把人们空前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我们需要努力建构的则是作为合作高级形态的群体行动和交往模式。这是一种基于实践理性的合作建构，排除了权力的支配。合作是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而提出的，在社会发展到了工业社会的顶点时，人们在对以往的群体行动及其交往方式的反思中表达了对合作的向往，因而，在理论叙述和学术探讨中，都给予合作特别的关注。近些年来，“合作”一词在我们的日常交往语境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这之中，显然包含着人们对合作社会的向往。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恰恰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必将走向合作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可以看成是合作社会到来的契机。对于合作社会的建构而言，合作精神是合作的文化前提，合作的制度和体制是合作持续展开的客观保障，社会的开放性是合作的社会基础，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为合作提供了技术支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走向普遍合作的历史进程，因而，政治哲学的全部努力都应集中在为了普遍合作的社会的到来而去做出制度规划和路径设计。其中，对合作的概念所进行的探讨，则是一项必要的理论准备工作【P54】。

第三部分 作为共同体行动体系的合作

在工业社会，适应社会分工以及市场经济的需要，人类建构起了一个协作体系。协作体系反映了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为人类工业社会中的群体活动和共同行动提供了空间，而且也可以说它是工业文明的体现。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都意味着人类正在遭遇伟大的历史转型期的阵痛，也意味着人类必须超越工业社会的协作体系，用一种合作体系取而代之。官僚制组织是协作体系的典型表现，而属于合作体系的组织形态应当是合作制组织。当我们建构起合作制组织的时候，也就使合作的社会拥有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合作制组织去开展的社会生活以及一切社会活动，都会拥有合作的性质和特征。合作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既实现了对等级制、身份制的彻底否定，也实现了对契约论及其实践的扬弃。在合作的社会中，人们之间获得了一种实质性平等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是一种合作的秩序，从而让人们在合作的秩序中体验着自由的社会生活。合作社会中的治理也将是一种合作治理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自治”与“他治”相统一的治理。我们正走向合作的社会，这也是全球化、后工业化所指向的未来。合作社会的建构应当是一场自觉的社会变革运动，人类在这场运动中所能够拥有的和能够发挥出来的自觉性首先应当体现在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中，那就是自觉地去探索合作治理方式，并努力建构起合作治理体系，用以取代我们既已拥有的这样一个在工业社会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P118】。

第四部分 通过信任建构合作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现在正走向后工业社会。与人类社会的这三个历史阶段相对应，存在三种类型的信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信任。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源，虽然它与自然资源完全不同，却是可以进行开发和利用的。但这只是对社会而言的，对于个人来说，信任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状态，是不允许把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当作一种资源来加以利用的，即不能够把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当作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在信任问题的研究中，信赖、相信和承诺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这几个概念与信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其古代社会的文化构成中都包含着信任的规定。这说明，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离不开信任的，不管人们的社会生活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都会要求得到人际间信任关系的支持。当然，群体活动以及共同行动的性质是与信任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在人们的互助行动中，给予支持的是习俗型信任，而在组织化的协作行动中，习俗型信任就不再能够提供支持，而是需要建构起契约型信任来为其提供支持。同样，在合作社会的构想中，我们也看到，合作行动作为一种既不同于互助也不同于协作的新型的共同行动模式，所需要的是合作型信任的支持。信任与合作是同构的，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而合作又反过来促进信任。近代以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充分地实现了组织化，正是各种各样的组织，编织起了我们的社会。对于一切组织来说，信任都是必要的基础性资源。但是，在官僚制组织的建设中信任因素受到了忽视，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自觉地认识信任的功能，并在信任的基础上重建组织，是当前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在信任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组织将是一种合作制组织。有了合作制组织，合作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也就确立起来了【P175】。

第五部分 合作而不是民主的治理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民主”一词是最具权威性的概念，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带有“神圣性”。但是，民主的实践从来都是不成功的，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民主在实践上所受到的挑战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事实上，这也引发了学者们对民主的反思。民主所代表的首先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它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建构起来的。在20世纪后期，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民主遇到了挑战，从而使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期。从80年代到今天，在民主的理念以及社会治理框架下，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们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三种模式。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中展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前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和超越。

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晚，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模式方面借鉴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以至于人们在政治以及社会生活方面也抱有相应的联想。的确，从西方工业化以来的发展经验看，市场经济是与民主政治相伴而生的。但是，中国是否在政治发展中也需要像经济模式建构那样模仿和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其实，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在中国启动了工业化进程的时候，西方国家则遭遇了后工业化的挑战，而且，与后工业化相伴随的全球化运动也将后工业化的压力带入了中国，从而把中国与世界都放置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都需要致力于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合作治理将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我们对合作治理寄予的期望是：高于民主而又包含着民主，是近代以来民主理想的完成形态。如果说西方国家在工业社会实现了形式民主的话，那么合作治理将致力于实现实质民主，即造就出一种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的民主政治【P233-234】。

第六部分 走向合作治理的进程

如果说后工业化意味着一场社会革命的话，那么，它必将以社会治理体系变革为切入点，即首先需要终结以管理行政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并朝着建构合作治理模式的方向前进。由于近代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在这场变革中，我们相信，将不会采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那种变革方式。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变革，必须选择构成主义的而不是结构主义的变革路径，而且，人类也完全能够在构成主义的路径中自觉地规划革命的进程。后工业化的社会革命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它的观念形态还是实践形态，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这场变革的基本目标将是建构合作的社会及其道德的制度。当然，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去谋求社会治理的变革，需要建立在对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治理体系及其结构进行全面反思的前提下。一方面，通过政府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去应对当下的风险社会；另一方面，建构起后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其中，首先需要突出的是合作的理念和行动，需要通过合作去应对风险。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运动已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其结果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营造一个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治理的局面正是改革的目标，而且，它也将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基本目标。所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合作治理模式建构的光辉道路【P284】。

最后，用作者的话作为结尾：“合作治理理论不指望政府教育公民如何去做‘好公民’，或者说，这个理论不刻意追求这样一种制度安排，那就是通过制度保障公民权的实现去提高公民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责任感，更不会去极力强调政府培养公民价值观、理想和信念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