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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塞德里克.迪朗：技术封建主义，陈荣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

1982年，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在短篇小说中杜撰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后来他的小说《神经漫游者》让此词广为传播，逐渐成为通用的常见词汇。

显然，电脑背后、网络设备中并没有某种物理空间，赛博空间只是既有人类想像力的隐喻。但是，它却给网络文化以及研究网络的思想家大量的灵感和启示。赛博空间究竟是什么呢？有一种类比是“数字土地”，即赛博空间是数字形式的土地。从经济的角度看，土地上有农业资源、矿产资源，当然还可以作为宅基地盖楼。数字土地呢？它有数据。在元宇宙中，可以炒作“元宇宙房地产”，但本质上仍然是数据。

这便是所谓技术封建主义理论的基本灵感，即数据成为数字封地，新科技公司则是赛博领主。于是，数字平台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在搞“数字封建主义”。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技术决定论为底色的当代资本主义批评理论。在它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与20世纪80、90年代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已经不同。转变从何而来呢？新科技发展决定社会形态的演变，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兴起改变当代社会的基本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来，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演变。生产力有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三要素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者。在生产力当中，科技发展很重要，对生产力三要素都有影响，尤其是以劳动工具水平为标志。但是，劳动者（人的影响）而非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因素。

插一句，现在讲新质生产力。它不等于AI生产力，或者说，不是AI+就一定是新质生产力。AI发展要服从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而不是反过来。

即使抛开技术决定论对错不谈，也必须论证数字经济与封建主义经济的相似之处，“技术封建主义”概念才能成立。迪朗的《技术封建主义》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第一，西方智能社会的发展与意识形态宣传明显不一致。

迪朗将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归结为“硅谷共识”或“加州意识形态”。总结一下，主要内容是：1）乐观的技术决定论（典型的如e/acc，即有效加速主义），即技术加速能解决所有问题。2）崇拜技术创新、科技英雄以及独角兽企业，万神殿里坐着的是乔布斯、马斯克和奥特曼。3）强调个人能力，主张市场资源，反对政府干预。4）数据至上或数据崇拜。

迪朗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反主流文化（本身根植于政治激进主义的沃土）与加州新企业家对自由市场原则的热情拥护相结合的产物。”然而，硅谷共识在现实中却没有结出它所宣扬的果实，相反出现了迪朗所称的5个悖论，即新科技公司经济垄断日益严重，对个体消费和精神状况控制加剧，社会流动性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的急剧扩大），技术创新加速并没有带来经济持续增长，适度政府干预而非完全自由化、私有化的国家取得了成功。

第二，西方智能社会数字管控日益加强，民主陷入低迷之中。

迪朗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是数字统治的社会，管理资本主义兴起，新科技公司蔑视自由民主。于是，运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社会控制迅速升级。在他看来，赛博空间中，新科技公司正在进行各种社会控制实验，比如控制人的消费偏好，控制人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等。“数据采集为算法提供信息，算法反过来又指导行为，两者在反馈循环中相互促进。”

第三，新科技公司以类似地租的方式，来获得所谓“无形资产的租金”。

显然，网络空间类比土地，就要解决“网络空间的地租何在”的问题，因为地租是土地经济学的基石。迪朗认为，控制数据无形资产的新科技公司通过4种方式来收取租金：1）知识产权租金：专利、版权、商标获利。2）自然垄断租金：和铁路网络物流网络一样，信息通信网络形成自然垄断而获利。3）形资产的级差地租，即不同数字平台规模差别导致收益不均。。比如“苹果税”，加入Iphone公司的价值链就要多出钱，也能多赚钱。4）动态创新租金，即数据集中化导致知识垄断，从而带来的利润。

第四，当代数字经济运行方式与封建主义有类似之处。

迪朗以为，封建主义的关键在于贵族统治权、农奴制、封臣制以及暴力封建战争。这导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有三个显著特点——直接生产者对部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他们在组织工作过程中的自主权，这些工作过程基本上是单独和分散的；最后是与工作过程本身相关的世袭征税的不连续性”。

然后，按照他对封建主义的理解，迪朗认为当代数字经济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有共通之处。比如，封建社会地主不劳动，现在数字平台只是提供信息交流平台。数字灵工单独工作，自带劳动工具，这和封建农奴相似。封建社会农民向领主交税，但领主战争经常换领主，数字灵工离开不了平台，但每次提供劳动的雇主并不相同。

每个人对封建主义的理解不太一样，迪朗的理解也很特殊，不过他对数字经济的分析除了用上封建、农奴等术语之外，并没有太多惊人之语。并且，他自以为高明的一些见解很成问题。

典型的比如，数字经济中“投资的目的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掠夺的力量”。他以为，封建领主并不发展生产，而是暴力掠夺农奴的劳动成果，将剩余财产用于非生产性目的如争夺封地的战争。虽然不太懂封建主义，我明显感到这种观点很牵强。封建社会怎么不发展生产呢？那些休养生息、黄老之治的措施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吗？封建领主提供给农民的稳定秩序，当然是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

至于为了论证这一点迪朗引用的凡勃伦，基本上是错误理解。凡勃伦认为，社会由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组成，前者以掠夺为生，又被称为有闲阶级，后者是弱势的劳动者。在他的理论中，并非只有领主才是捕食者，资本家同样也是捕食者。因此，迪朗的分析违背凡勃伦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些都属于剥削，只是剥削方式不同。所有的剥削均以阶级暴力为支撑，但直接表现出来的是制度安排。数字时代的剥削，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从总体上看，迪朗的论证说服力很一般。比如，在封建社会中，农奴依附于领主，是因为分封之下暴力横行，没有地种只能饿死，只有在领主封地上讨生活。那现在数字灵工的人身依附性何来呢？《技术封建主义》一开始就提到当代社会很混乱，尤其是生态崩溃，这个无序的结论很牵强。而且，这个结论与他后面说的数字控制加强相悖。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技术成瘾导致不能摆脱数字平台，但是将成瘾问题引向对数字平台的人身依附性和阶级性，我以为是过度诠释。

然而，不能否认“技术封建主义”“数字封建主义”的概念，近来在学界很流行。大家知道，批判数字社会的理论很多，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也很多。技术封建主义理论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新意呢？迪朗用“封建”这个词，想表达数字平台的兴起让当代社会发生了某种历史的倒退，尤其表现在智能社会依附性、控制性加强上。智能革命方兴未艾，他却认定西方社会进入大倒退，大家活得不如之前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说法算是惊人之论，至于具体的论证，并没有多大新意，而是大家都讲到的东西。

在“封建主义”名头下，迪朗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以一种清晰明了的社会评论形式表达出来，充满故事、例子和轶事，适合更广泛的受众，具备明显的畅销气质。我以为，学人们在这一点上要向他学习。今天的社会不缺乏思想、不缺乏理论，更重要的是如何证明自己所从事的理论工作的技术合理性，即向更广泛的社会进行更好的学术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