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首次出版于1895年，距今已过百年，虽被誉为大众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但关于这本书的争议从未停止。百年以来，读者们对于作者古斯塔夫•勒庞的评价也不一而足。

思想是一面镜子。作为旧制度下的封建贵族，勒庞的思想来源囿于其身份背景，且天然地带有一定局限性。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笔者冀图在时代背景下简单分析勒庞思想的成因及其关于群体特征的偏颇之处。

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于英国兴起，18世纪，在法国形成高潮。这场浩浩汤汤的启蒙运动为人类带来了理性之光，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而就在这一阶段，反对启蒙运动的呼声亦相伴产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反启蒙运动的成员倾向于将大革命中的暴力、流血及恐怖事件视作启蒙运动的产物。他们对于大革命的解释趋于极端化，将其视为一场哲学家们的阴谋，并否定了大革命的意义。这股逆时代而行的旋风席卷了一部分思想家，一如马莱、雷纳尔等 ，不少人也加入了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者行列。

18世纪末期，自法国大革命始，法国国内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一事为“世纪末”现象拉开序幕。法国人民经历雅各宾派专制、热月政变、雾月政变、拿破仑执政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普法战争，巴黎公社……政权的频繁交替，政局的飘摇不定，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人们开始质疑理性与工业技术是否确如领袖们所言能够带来幸福生活。反启蒙运动进一步扩大。“一些学者开始围绕‘进步还是衰退’‘传统还是现代’‘个人还是集体’等展开论战。” 对于群体行为的质疑也越演越烈。

时代的狂潮推波助澜，时代人物的出现亦同时引发关注。

19世纪的法国有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伊波利特•泰纳，对勒庞的思想形成有深刻影响。勒庞本人对于泰纳亦十分推崇。泰纳认为，艺术是对于现实的模仿，是对主观对象的反映。他提出了“三因素”说，认为艺术作品是人类心理的记录和反映。人类心理状态的形成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艺术创作及其发展趋势其实是由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者决定的。

勒庞对于种族的看法受到了泰纳学派文化心理解释的影响。 勒庞在书中直言不讳地表达出种族主义的倾向。他认为“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赋”，因此，种族的先天秉性决定了不同种族群体的优劣。“在每个国家，当选者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禀性”，“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禀性支配”。

勒庞在书中提及托克维尔的观点——“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由行文来看，勒庞对于此是持赞同态度。他以法国大革命作为案例，分析了群体的心理特质，指出群体的轻信、极端及情绪化反应等特点。他怀疑群体的能力，又对群体的崛起同时充满恐惧与不屑。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国民主时表达出对于“多数暴政”与“社会平庸化”的担心，在勒庞的观点中依稀可见。因此，其中的承继关系可见一斑。

正如泰纳所言，人类的心理状态的形成，主要是外部环境因素主导的。

勒庞出生于法国诺晋特勒卢特鲁郡，中世纪时期这里曾是佩尔什的首府，伫立着圣约翰城堡（Château Saint – Jean），其主人治理着这个小镇。作为封建贵族的他，曾是学医出身，周游过欧洲、非洲和亚洲考察民族问题，写过不少考古学和人类学著述，后转入研究群众心理学。在其言论之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旧制度的遗留——较为强烈的传统主义立场。勒庞对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个人主义甚为赞赏，因此他为群体缺乏这样的品质而表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而忧心忡忡。他向往18世纪的英式民主，然而他认为法国人民并不具备建立英式民主的同等资质。勒庞在书中写道，“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他们的性格，而不是他们的政府。”然而，在法国的历次改革或革命，“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助于国家”。

时代洪流之不可逆，在多元观点的交锋中真理才会越辩越明，亦正是有各个流派思想先锋的敢言与论证，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前进，社会制度方才日臻完善。在此过程中，赞美与批评必须共存，思考与反思必须兼具，因此，正确与错误不得不同在。

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能体会到的勒庞观点，其思想来源主要出自于种族主义、对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留恋以及传统主义立场，三者皆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而勒庞本人的旧封建贵族身份也成为孕育思想的沃土。内外因素的结合，促使勒庞思想观念的形成，使其成为当时的先锋者，同时也透露出其局限性。他崇尚个人主义，极度不信任群体，因此他在此书中对于群体特征的描写中充分表现了对社会群体的怀疑与轻视。而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并非是完全正确的，其自身也充满矛盾。

在勒庞笔下，当时的时代进程是正在步入一个群龙无首过渡阶段的关键转型期。那时，宗教信仰与社会信仰被毁，政治制度崩坏，而在理性的主导下现代科学与工业技术带来了许多新的发明。人类社会正在迎来一个群体的时代。然而，他认为群体的时代却孕育着盲目和极端的危险因素。勒庞认为，个人在群体中的责任感会消失，有意识的人格也会被无意识人格压制，丧失理智，易于接受暗示并会相互传染。群体有着专横、保守与专横的共性，屈从于强权与世俗的等级制度，恐惧新事物，道德水平低劣。群体人数越多，制衡力量越弱，且群体不受理性指引，其意见具有多变性，若有一种意见取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接受，那么它便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从而轻而易举地消解自由讨论。

不得不承认，勒庞的这些观点就针对法国大革命而言，是有一定准确性的。甚至在此后的许多年，群体性事件的发酵和爆发时都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勒庞的经验式陈述恐怕是将问题过度单一化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观点，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正如勒庞在书中提到的，群体信念和意见的多变，其中一个原因是“报业的发展，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

在社会这个公共空间里，不同的人共同存在于此，是无法做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反之亦然。然而，为何多变的意见会产生？又如何产生有足够声望的意见？勒庞用“暗示”与“传染”来解释。笔者更倾向于以“传播”来解释这个现象。在传播学中，诺依曼曾经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持少数派意见的人们由于害怕被孤立，基于“准感官统计”观察了群体中的“意见气候”，迫于多数派的压力，抑制或放弃自身的少数派意见。因此，多数派意见日渐强大，少数派意见逐渐衰竭，呈两极分化状态。然而，有学者对此作出批判，指诺依曼忽略了意见与个人的相关性。的确如此。那些为自己相关利益而发声的人们与那些事不关己发声的人们，是有一定区别的。

勒庞所言的“普通信仰具有催眠作用”，所谓普通，笔者认为大约可与事不关己划上等号。

在这个信息化社会，在互联网这个新的舆论场中，“沉默的螺旋”理论，已并不适用。在各类网络平台上，事实被公开讨论，思想经过交锋，呈现多元化趋势，“反沉默的螺旋”现象正在兴起。群体聚集在一起，不再是绝对的“冲动”、“愚蠢”、“狂暴”，而是出现理性、智慧、正义。勒庞近乎武断地将群体归因为乌合之众，欠缺考虑。

当今社会，基本做到话语平权，在人人均有发言权的状态下，融入群体，但凡讨论者与被讨论对象有丝毫相关性，群体是决计不会如勒庞所言，失去理智走向偏执。别忘了，真理是越辩越明，或许过程冗长，但并不妨碍智慧在言论的激荡中诞生。古雅典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能为后世带来启迪，一是它相信了群体的智慧与能力，二是它无惧于民主最大的敌人——效率。

借用勒庞的一段话，“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同样，群体又何尝不是在试错中走向正途，进而再被替代，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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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智，大革命时期的反启蒙运动，浙江学刊，2008年第6期.

[2] 段艳，“世纪末”与勒庞思想体系的形成——由《乌合之众》说开去，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4期.

在读此书前，被舆论的烘托使我对这本书，对勒庞是盲目仰视的。然而真正读过此书，进而对勒庞其人略加了解之后，才发现他如同此书一样充满争议，勒庞更像是个“学术妄人”——其研究成果固然有重要意义，但观点过于极端偏激，现摘取一二：

对历史：

“历史著作应该被视为纯想象的产物。写这样的书绝对是浪费时间。”

对宗教：

“群众信念的特征有：盲目服从、从强烈的褊狭、狂热宣传的需求，所有这些特征都寓于宗教情感中。”

对“群众领袖”：

“群众的情感有夸张的倾向，唯有极端的情绪才能打动他们。”

“希望鼓动群众的演说家必然滥用强硬的语言，主观武断。”

“病态紧张、容易激动、半疯半癫、近乎疯狂的人特别容易成为群众领袖的候选对象。”

“为了让群众怀有敬畏之心，就必须与群众拉开距离。”

“夸夸其谈、信口雌黄，总是对领袖有利的”

......

书中充斥了如此极端和偏激的思想。不知这仅仅是勒庞对自我研究结论的自信，还是身为一个“妄人”的盲目自大。如果对号入座的话，狂热民族主义、邪教和极端独裁者完全符合了他的说法。当然，这无疑也成了这本书的一大卖点，适应了很多人的猎奇和对现实不满的阴暗心理。在此书《译后记》中译者对用“乌合之众”这个略带贬义的词语作为书名，心中尚有纠结。我想，如果勒庞会中文的话，他会觉得“乌合之众”这个词绝对说到了他的心坎儿上！无疑比直译“群众心理学研究”更准确，也更吸引眼球。尤其要说明一点，北大版在正文后附录了1960年美国学者罗伯特.默顿的《的诸多矛盾》一文，在我看来这篇长文比较客观的评价了这本书，让读者从多角度，更宽更深的认识理解《乌合之众》和勒庞。

其实从历史的眼光看，《乌合之众》作为心理学名著的地位是肯定的，但如今有太多不切实际的追捧，甚至分析当今社会问题以引用勒庞的极端观点为傲。用当今的角度评论古人是可笑的，然而用极端、过时的观点来评论当今也大为谬误，重新发现经典著作是好事，但“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切莫做了《乌合之众》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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