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愈发感知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要矛盾是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我们有必要从现实依据、理论内涵、历史回溯和实践把握等四个方面作一些必要的考察。

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表述的现实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符合当前我国实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首先，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这一表述转变的依据是，一方面经过多年的艰辛奋斗，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总体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品质更高、范围更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出现了多样化、更高层次的要求，“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表述不足以囊括人民各方面丰富多样的需求。另一方面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在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强烈。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社会矛盾就会越积累越多、越来越复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时机也日渐成熟。还有一点，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的一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决不仅仅是物质不丰富即生产力层面的问题，而往往是生产关系甚至是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是属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这“五位一体建设”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如，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不满、对收入分配过大的担忧，对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的渴求，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切身利益的关注等。“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新的表述，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

其次，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转变。社会生产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而发展则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特别是生产力方面已基本摆脱了落后状况，我国的社会生产水平包括总量、速度等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和飞跃，社会生产能力在一些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并正在向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从生产关系方面讲，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国际社会愈发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价值观的魅力。由此，再把我国当前的社会生产称之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与实际不大相符，突出的问题已转化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从宏观上讲，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区域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上；从微观上讲，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上。而发展的不充分，则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发展的不充分上，体现在其相互之间关系的不充分不协调上。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这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新的重大提法表明，新时代我们既要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又要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将对我们今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产生重大影响。

在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理论的指导下，在经济领域我们应主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努力发展经济，更要同时改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科技化含量、性价比和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要。而在社会领域，则主要应是解决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要共享改革开放物质和精神成果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指经济领域方面的问题，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则主要是指社会领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共享，特别强调要努力做好扶贫工作等。

二、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内涵

只有先从理论上弄清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各自内涵以及它们的联系和区别，才有助于真正弄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这就需要弄清以下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存在的基本矛盾。一定的生产关系要适应一定的生产力，一定的上层建筑要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任何适应即平衡都是相对的。任何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都是绝对的。正因如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任何社会形态其中包括既有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与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必然存在的基本矛盾。只不过在原来的原始社会、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将不带阶级冲突性质，而表现为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核心。这一基本矛盾的外延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样是任何形态社会都会永远存在的基本矛盾。

2.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社会各种具体矛盾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其他矛盾则是非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一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相同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共产党人应该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之中来调整认识，适时提出和正确处理社会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

3.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生产与人类需要这一根本矛盾又具体化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任何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之中，也表现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这两个矛盾之中。在社会基本矛盾之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方面，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实践形成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基本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由此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也就是说，社会生产与人类需要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亦即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同属任何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而不是特定社会形态及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研究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联系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有着实质上的不同，在同一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比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各有不同。土地革命时期，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蒋介石集团围剿红军与红军要打破围剿之间的矛盾。而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党与蒋介石集团和封建开明士绅要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随着蒋介石集团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共产党所面对的主要矛盾随即又发生了变化。任何一个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状况与关系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在正常时期，一般是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相对稳定与相对变化相统一的；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变化剧烈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往往会发生大的根本性历史变化。在社会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主要矛盾决定和影响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但次要矛盾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因素，也影响和制约着主要矛盾，二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互相转化。

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历史回溯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也经历了反复和曲折。

过渡时期的认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已经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后，“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在毛泽东此时的语境中，是把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主要矛盾）与工作重心、中心任务、工作重点相区别而使用的。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的批语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1页） 以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依据，1952年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成功地指引全国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党的八大前后的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确定今后的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工作中心的重大问题。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1956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论述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导致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发生改变。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上，第223—224页）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确认了毛泽东的判断：“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这个论断，背离了八大一次会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并且把“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进一步延伸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发展到极端就是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改革开放后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首要一条，就是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联系中心任务回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82页）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在重新肯定党的八大的路线及其关于矛盾变化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值得指出的是，决议中把原来八大决议中“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表述改为“落后的社会生产”。社会生产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了生产关系。这样的表述，就更为准确和周延。

党的十二大确认了决议的提法，并载入了党章总纲，党的十三大、十四大继续确认了这个提法。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更为完整系统的表述，就主要矛盾的地位作用、贯穿的历史时期和范围进行了新的概括。指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基本上沿用上述关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的提法。

党的十八大基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认识，提出“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都坚持了“三个没有变”的基本判断。

但是，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1356—1357页）邓小平在20世纪末就抓住了发展起来后也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

党的十八大之后的认识。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同采访党的十八大的中外记者见面时就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他还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他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共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与落足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享、共富的论述比比皆是。从这一系列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到，党的十九大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的表述，已现端倪并呼之欲出了。

四、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1.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最为根本的政治原则，顶层设计、综合解决。党的十九大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各项战略部署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全部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不能就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而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全局，统筹考虑。

在经济领域，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稳妥解决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朝着共同富裕方向迈进。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上直接和根本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国家和民族才有美好的前途。

在政治领域，必须坚持“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把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紧密有机结合起来，为逐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在文化领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2.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仍然没有过时，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我们各项工作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个中心”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所要求的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新中国成立近70年，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自立才能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提供前提条件。有的人仅仅是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以GDP为中心，甚至是以招商引资为中心，从根本上忘记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有的人认为改革开放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甚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改革开放的束缚，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有的人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甚至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等等。这些都不仅无助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而且还会引发新的更大更多社会矛盾的出现。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我们在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过程之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出发点与落脚点。

3.要警惕社会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非正常相互转化的问题，防止社会非主要矛盾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在各种矛盾之中”，“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同上，第322页）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我们在牢牢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也要高度正视并处理好其他非主要矛盾即次要矛盾，以防止一些次要矛盾，在特定条件下干扰和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４.要始终扭住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放，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绝不是短期内能轻易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既然是起着领导和决定的作用，它必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应找准“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不同领域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关表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也明确指出：“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比如，经济领域：“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政治领域：“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社会领域：“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生态领域：“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党的建设领域：“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这些困难与挑战恰恰是我们在各个不同领域急需认识和解决的问题。只有抓住了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的不同表现，并采用不同的办法，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才会打开一个崭新的天地，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５.要坚定信心，居安思危。坚定信心、居安思危的精神贯穿党的十九大报告始终。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深刻认识上述“两个十分”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十分重要。前景光明，是因为我们不仅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又有了一张十分切合实际的宏伟壮丽的蓝图，更因为我们拥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同样，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绝不是在敲锣打鼓、觥筹交错中就能轻易实现的。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做好应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的准备，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一定能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作者：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