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1日，韩国釜庆国立大学全球地域研究所副所长、韩国海洋社会学会会长芮东根教授应邀访问我院，与我院签订了2024年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釜庆国立大学全球地域研究所联合科考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学院401会议室举行，郭未副院长代表我院签字。陈家建、沈毅、杨渝东、金毅、李爱红等老师出席签约仪式。在签约仪式之前，芮东根教授对参加本次科考的营员进行了“如何在釜山做好国际科考”的培训。

5月13日下午3-5点，芮东根教授在社会学院401会议室发表“海洋与艺术相遇的地方：如何从海域视角分析社区”的讲座。杨渝东副教授主持讲座。以下是本次讲座的实录。

芮东根老师首先讨论了釜山作为海洋城市的发展历程，以及在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和艺术传播中的重要地位。釜山在成为海洋城市的过程中吸收了日本文化，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釜山作为世界第五大港口，因其重要的码头功能促进了国际交流与贸易。早在三至四百年前，韩国特别是釜山就与日本展开了文化交流，派遣大批使者前往日本进行交流。这些使者不仅带去商品，还有韩国最知名的知识分子担任使者，传授政治、历史知识，并展示文学才华。这种交流有助于日本接触和吸收朝鲜文化，尤其是毛笔字和诗歌。

釜山作为海洋城市的发展，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经过长期的形成。自从1995年开始地方自治后，韩国地方权力增强，市长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市里财政大部分用于地方发展。釜山作为韩国第二大城市，被视为海洋首都，依托其海洋资源、造船业和海洋研究，发展成为经济体量和地位都较高的城市。为了打造品味独特的海洋城市形象，釜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强调国际交流、提升海洋城市的形象等。

而海洋视角对于研究和理解文化交流、社会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釜山作为一个海洋城市，展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和海洋文化的特点，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的可能性。在艺术领域中，首尔很少作为交流的目的地，而更多的是与香港、台湾、大阪以及上海、北京等地进行交流。其中，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是釜山国际电影节。釜山在艺术和电影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许多国际电影节都在釜山举办，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

釜山作为海洋城市，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同时与大陆有着紧密的交流关系。釜山的海洋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国际性，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在釜山，各种文化在这片海洋之城中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对于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从海域的视角来探讨社区与大陆的关系，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海洋作为一个平面，拥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海洋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国际性，为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釜山自二战后发展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心，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和难民。釜山的文化包容性和国际性使得各种文化在这里得以和谐共存，并且促进了新兴宗教的发展。它的文化具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氛围。

因此，芮老师认为海洋是去中心化的。因为它具有极高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第一，生物多样性。海洋表面看似平静单一，但其下却隐藏着地球上最为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从热带珊瑚礁的绚丽多彩到深海沟的奇异生物，海洋生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构成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部分。这种生物多样性不仅体现在物种数量上，也体现在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作用的多样性上。第二，文化的多样性。海洋作为天然的交通渠道，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迁徙、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不同民族和文化通过海洋相遇、交融，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海洋文化。釜山作为案例，其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战争时期的临时首都和接纳大量难民的地点，导致了多种文化的汇聚与融合。韩国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与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文化的相互影响，形成了釜山独特的多元文化，这种文化融合体现了海洋的包容性特质。第三，国际性与开放性。海洋的广阔无垠使其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天然平台，海洋法和国际协议的制定（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了国家间在海洋利用和保护上的合作与协调。海洋的开放性鼓励了国际贸易、技术交流和国际合作，使得海洋区域成为全球经济和政治互动的关键领域。釜山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发展历程正是海洋国际性与开放性的体现，不同国家的文化、经济活动在此交汇，促进了城市的多元化发展。第四，适应与包容的哲学。“海纳百川”的比喻不仅指海洋的地理特征，也寓意着海洋文化中蕴含的包容与接纳精神。这种精神鼓励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们和谐共存，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在快速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海洋文化中的包容性尤为重要，它教导我们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共性，在多样性中促进相互理解和尊重。

此外，芮老师认为我们需要更加注重新型空间模式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物理空间的变化，还要重视社会空间和外来文化的结合。必须要有创意和艺术元素的引入，才能使空间活跃起来。我们可以借鉴成功的案例，如甘川文化村模式，但要注意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空间再造的成功与否，需要综合考量物理空间改造、社会关系空间、外部文化结合等因素，并且要以可持续发展为评判标准。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评价空间再造的效果。

因此，芮老师介绍了他的第一个案例——釜山甘川文化村的空间改造过程及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与创新解决策略，主要聚焦于该村庄如何在面对经济困境、社会需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多重挑战下，通过文化艺术的再生实现社区转型。

首先，釜山的甘川文化村空间改造伴随着两个背景原因，第一是金融危机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资金短缺，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空间改造，特别是在3D空间设计上，成本过高。第二是社区现状恶劣，该地区人口密集但极度贫困的区域，居民面临饮用水短缺、生活环境恶劣等问题，类似于贫民窟状态，对出租车司机等外来服务人员缺乏吸引力。

在空间改造的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团体都积极参与。釜山政府提出“三福道文艺复兴”计划，旨在利用地区独特景观进行文化改造而非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政府投资基础建设，如下水道、公厕和文化资源，总计56亿韩元。市民团体积极参与，放弃了传统地产开发模式，转而采用文化改造方式，强调居民自治与专业人士的结合，形成了新的组织结构——自治委员会，其中包含一定比例的专家成员，以提高决策的专业性。

因此，在改造之后，发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给的改善。第一，组织与合作模式革新。从村民自决转向专业团队引导，采用股份制合作，允许外来专家和政府更深入地介入，改变了以往的决策和执行机制。第二，以文化艺术为核心。重视艺术创作与教育，引入艺术家进行创造性活动，提升当地的艺术氛围，并培训居民成为艺术村的解说员，增强教育功能。第三，生活服务质量提升。关注居民日常需求，如提供洗衣服务等，通过细致入微的关怀提升居民幸福感。第四，信息与法律框架。建立居民说明委员会，通过法律依据和居民说服工作，确保改造项目的合法性和居民的参与度。

甘川文化村案例深入描绘了一个韩国村庄如何通过创新的社会组织、经济模式和文化策略实现社区的全面转型与复兴，尤其是在面对老龄化、经济困境和疫情挑战的背景下。

在社区转型特点上，首先进行了资金运作与制度建设，社区内的团体有效管理资金，年收入约2000万人民币，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强调制度的重要性，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其次是组织变革，社区转变为自治委员会模式，融合外部专家和政府资源，形成制度化管理，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在人力资本提升上，通过雇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平衡老龄化问题，同时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居民生活水平，老年人在轻松的工作环境中获得尊严和收入。在经济模式创新上，实行“阳光经济”，即日间经营，尊重原住民生活，同时疫情期间创造“月亮经济”，如夜间灯笼节吸引游客，灵活适应经济状况。在文化与艺术活动中，邀请艺术家入驻并与居民互动，通过开放工作室等方式促进文化交流，同时保持物价低廉，拒绝连锁店进入，保护本地经济生态。在基础设施改善上，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房屋修缮、交通服务（如公交车），并增设公共澡堂，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在信任与社群纽带中，保留传统信任文化，如钥匙托管象征着高度信任，尽管这种传统逐渐减少，但仍可见社区内部紧密的联系和互助精神。

由此，甘川文化村的经济复苏，即便在疫情期间也能保持社区运营，经济逐步恢复，成为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此外，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软硬件设施的改善和人文关怀措施（如洗衣服务）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在社区参与与教育上，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如艺术创作，同时注重教育，提升居民对社区价值的认知和解说能力。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通过艺术工坊和体验活动，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文化多样性。

之后，芮老师介绍了第二个案例，就是锤子村。这是一个充满变迁与重生的叙事，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点的演变史，更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动态交织的缩影。从一个繁荣的船舶修理基地到经历经济衰退的空壳，再到通过艺术与青年力量的注入寻求新生，锤子村的转变轨迹映射了城市更新与社区激活的复杂过程。

故事始于20世纪初，锤子村作为日本填海造地项目的一部分而诞生，其核心功能是船舶修理，特别是在大正时期达到鼎盛，成为船只维护与水手聚集的繁忙之地。那时，锤子村不仅是经济活动的热点，也是社交与情感交流的空间，水手们的日常生活和家庭联系在这里交织。随着时代变迁，特别是80年代新港口的建设，锤子村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面临经济衰退和人口流失，变成了一个萧瑟、空洞的地带，充满了旧工业时代的遗迹与时代更迭的痕迹。

面对这样的困境，从2015年起，包括市政府、当地居民、市民团体及艺术家在内的多方力量开始探索锤子村的复兴之路。他们意识到，要让这个地区重焕生机，关键在于吸引和激活年轻群体，通过艺术的力量重塑空间，使其成为一个既保留历史记忆又充满现代活力的地方。于是，“锤子”作为一个象征，不仅代表了这个地方曾经的工业身份，也寓意着以创新和创造力“敲打”出新生活的决心。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政治环境的支持、原住民的参与、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创意和能量成为了推动变革的核心动力。艺术不仅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一种策略，旨在吸引年轻人回归，将废弃的空间转变为创意工作坊、艺术画廊、独立咖啡馆等，这些场所不仅仅是消费的地方，更是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平台，每一家店铺背后都承载着对专业深度的追求和对生活美学的独到理解。

总而言之，锤子村是一个集文化、艺术、历史与现代于一体的综合性再生案例，它生动展现了如何将一个传统的工业空间转变为充满活力且富含文化底蕴的艺术社区。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改造措施，如设立街道博物馆、展示工业遗产、引入艺术创作等，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工业风貌，还赋予了该地区新的生命力和审美价值。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把握住了“混杂性”与“国际性”，将不同文化元素、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以及现代艺术创作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独特的空间体验。

而“锤子”作为象征性物品，从实际使用的工具转变为博物馆中的展品，再到现实中依然可见的使用场景，这种并置使得参观者能够直观感受到历史与现代的交叠，增强了对当下与过去之间连续性的认知。这种设计策略不仅提升了空间的层次感，也让人们对文化传承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同。

此外，芮老师强调的“海洋视角”为项目赋予了新的解读维度，不再局限于陆地上的固定视角，而是从海洋连通性、开放性和流动性出发，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个村庄的价值与潜力。这样的视角转换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发掘本土文化的独特价值，并通过艺术与创意将其呈现出来。

整体而言，锤子村的转变不仅是一次空间的重塑，更是一场文化与艺术的觉醒，它告诉我们，通过创意和文化的植入，即便是曾经衰落的工业区也能焕发新生，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地标。这种尝试和探索对于其他类似地区的再生计划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紧接着，杨渝东老师进行了深刻的点评。他认为芮老师的分享非常深入且富有启发性，将芮老师的讲述与个人观察、理论思考相结合，揭示了海洋文化视角下地方重构与身份构建的复杂性与魅力。他提出的几个关键点尤其值得深思：第一，海洋视角与文化心态。芮老师提到的海洋居民特有的心态与陆地居民的不同，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心与边缘的认知，为我们理解地域文化提供了新视角。从而想到了泉州这个城市，它也展示了海洋城市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交往模式，建立自己的文化中心地位，这种自我中心化的过程与内陆地区的历史叙事形成鲜明对比。第二，去中心化与地方重构。釜山电影节的案例揭示了在去中心化趋势中，地方如何利用自身特色（如海洋资源）构建新的身份和中心地位，这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创造（making place）的实践。这种过程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文化身份的重塑和全球网络中的定位。第三，社区与传统延续。海洋边村庄的重建体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留社区凝聚力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国，潮汕地区可以说明即便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共同体意识仍能以新的形式持续，如金融互助等，反映出深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传承。第四，产业转型与艺术化。从锤子村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传统产业在面对现代化挑战时，通过艺术化和文化再生找到了新的生命力。这种创造性转化不仅保存了历史记忆，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新的认同感和生活愿景。第五，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芮老师最后提到的“魂”的概念，即村庄的核心精神和传统技艺，与现代性之间的对话，是地方发展中的核心议题。如何在变迁中既保留历史底蕴，又不失现代活力，是所有处在转型期社区共同面临的挑战。总结来说，杨老师认为芮老师分享的内容触及了海洋文化视角下的地方身份、全球化与地方性的互动、传统与创新的融合等多个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考材料。

会议在大家激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社会学院 | 图文

刘婉佳 | 编辑

杨渝东 | 审核

郭氏未名 |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