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

少为人知的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先生也曾赴朝，参加战争。

王淦昌的简介（王淦昌中学）

70年前的某天，王淦昌先生接到一项非比寻常的任务。没有丝毫犹豫，在做好准备之后，他奔赴一线，用自己的方法参与了这一场战争。

01

"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

威力很大，怀疑是原子炮"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同时命令其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组织了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战场。

1952年4月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丁瓒约见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所长的王淦昌。

王淦昌

丁瓒同志说：“据志愿军方面消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威力很大，志愿军怀疑是原子炮。上级命令中国科学院派人到朝鲜战场上进行实地考察，院里决定派你去。你有什么考虑吗？”

王淦昌没有丝毫犹豫：“好，我去！”能够到朝鲜战场为抗美援朝作一点贡献，王淦昌感到很兴奋。

同时，他也觉得有些担心。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到战场上去，况且还承担着一项特殊的任务。

02

自己动手制造便携式探测器

探测原子弹产生的放射性，就要对原子弹的效应有所了解，要有相应的探测器，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和仪器都十分缺乏。王淦昌手头关于原子弹的惟一的资料仅是一本《TheEffectsofAtomicWeapon（原子武器效应）》。用于探测放射性的仪器设备也不多，而适用于野外使用的便携式仪器就更少了。

当时，近代物理所研制出的仪器有三种：一种是乳胶片,一种是剂量笔，一种是真空管盖革计数器。

王淦昌接到任务后，就根据自己对工作的理解，亲自动手制作便携式盖革计数管。这对王淦昌来说，可谓驾轻就熟。

王淦昌有自己的诀窍：在管子中充入氮气时，加上一点酒精蒸汽，效果更好。但是，国内的条件远不能与国外相比，当时，国内没有晶体管，所以只能用电子管。

所用的电子管国内还不能生产，王淦昌就到无线电器材商店去购买，或者到地摊上去找。任务是保密的，在所里不能进行公开讨论，遇到困难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克服。

王淦昌所做的盖革计数管的外套是用黄铜制成的，钨丝是他自己拉制的。便携式仪器的外壳是用白铁皮打制成的。

为了保证仪器性能可靠，王淦昌对做出的管子挑选了再挑选。便携式探测器是利用耳机监听“咯、咯、咯”声音的密度来测量的。

03

对家人称要出差一段时间，秘密出发

去朝鲜战场考察美军是否投放放射性物质工作的，除王淦昌外，还有近代物理所的研究实习员林传骝、日坛医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吴桓兴教授和通讯兵部的一位年轻的常同志。在做好各种准备后，他们就告诉家里人要出差一段时间，从北京出发了。

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他们分两批行动。王淦昌与吴桓兴先走，林传骝和常同志后走。到了丹东（当时叫安东），到处可以看到战争物资，战争的气氛已经很浓了。

休整两天后，王淦昌与吴桓兴换上了志愿军的服装，感到非常兴奋，还照了相做纪念。晚上，他们乘火车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新义州。新义州受美国侵略者飞机的轰炸，遭到严重的破坏。放眼望去，一片空旷，连一座完整的房子都没有了。

1952年，王淦昌（右）与吴桓兴在跨过鸭绿江赴朝鲜战场前留影

04

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到了朝鲜后，他们就改乘吉普车。进入战区，公路上弹坑累累，吉普车在颠簸中前进，人的头部不时碰到顶棚。王淦昌紧紧抱着探测器，生怕这个“宝贝”受到委屈。

在公路的两边，随处可见被打翻、打坏的美军坦克、装甲车和大炮。王淦昌是头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他感慨：“志愿军能把美国军队打成这个样子，真是厉害！真是了不起！”

当时，制空权还掌握在美国军队的手中。白天，他们坐在车里还要提防飞机的轰炸，听到嗡嗡声，就停下来躲一躲，声音过后再往前走。所以，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在晚上行路。

晚上行路，汽车是不能开灯的。起初为他们开车的是一位中国司机，容易沟通，车开得也稳。后来，司机换成了一位朝鲜青年，一则语言不通，二则年轻人气盛。那次晚上行车，司机嫌行进太慢，索性打开了车灯。就那一瞬，吉普车周围就落下了七八个炸弹，车子也差点被炸弹的气浪掀翻。王淦昌回忆说，那是他一生中最为危险的一个时刻。

05

司令部设在山洞里

在朝鲜，王淦昌一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志愿军后勤卫生部。在这里，王淦昌、吴桓兴与林传骝、常同志会合。

休息两天后，他们又继续赶路。吉普车也只能在夜间行走，路上可以隐约看见画着白色美军图案的坦克，战争的气氛较前一段更浓。

经过一百公里的艰苦跋涉，他们到达了志愿军司令部。司令部设在一个山洞里，洞很大，但十分潮湿。

当时，彭德怀司令员回国内汇报工作，代理司令员、政委邓华和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接见了他们。

王淦昌、吴桓兴向志愿军首长详细汇报了在国内的准备情况、路上的经历和工作打算，志愿军首长向他们介绍了前线志愿军的一些情况。

06

"这些弹片不是原子炮弹的散裂物"

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的第二天，王淦昌就急于开展工作。试了一下，他发现带去的便携式计数管不能工作，心里一沉：“如果真是仪器的毛病，可就前功尽弃了。”

好在经过检查，发现问题是由于洞内十分潮湿，计数器受潮所致。于是，王淦昌、林传骝把仪器擦了又擦，再拿到太阳下面晾晒。经过这样简单的处理，仪器终于恢复正常。

王淦昌用盖革计数器将战士们从前线带回来的弹片进行了反复测量，没有发现计数有明显的增加，基本上处于本底水平。他判断这些弹片不是原子炮弹的散裂物，并向志愿军首长汇报了自己的分析结论。

后来谈起当时的工作，王淦昌说：“那时我们对原子武器的知识是很贫乏的。因为即便是当量很小的原子弹，由于爆炸后温度很高，是不会留下块状的弹片的。志愿军反映的杀伤力很大的炮弹，可能是一种叫‘飞浪弹’的新式炮弹。”

但是，据1994年曝光的一份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显示，1950年11月25日，美国远东军司令部曾制定了一项核打击计划，建议美军在朝鲜投放核炸弹，志愿军方面当时怀疑美军使用原子武器，是不无道理的。

07

获得抗美援朝纪念章

在朝鲜战场工作了4个月后，王淦昌回到了北京。他向丁瓒同志汇报了在朝鲜的情况后，就回到近代物理所，继续主持所里的日常行政工作和宇宙线的科研工作。

依然在工作中的王淦昌

通过赴朝鲜战场执行任务，王淦昌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体会到了翻身后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他还因此获得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颁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该文摘编自作者所著的《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一王淦昌》（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一书。

文｜常甲辰

编辑｜杨金凤张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