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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斗争的产物,与事实斗争,更与自己斗争

知识是斗争的产物,与事实斗争,更与自己斗争每个人所看到的事实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在与自己做斗争。

【本心推荐】:感谢公众号知无知授权本号转载。谌洪果:西安知无知文化空间创始人。北大法学博士,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发起人。因公开发表"决定不参评教授职称"观点,被众多法学"粉丝"和网民尊为"终身副教授"。

近代社会的诸矛盾中_近代诸多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是_近代诸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是

托克维尔具有贵族家族的情结,他留恋贵族时代的那种自由精神,又深刻体验到特权的危机;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民主革命带来的平等潮流,是势不可挡的,同时他又看到了平等带来的平庸等问题。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保守主义者。他对于新时代与旧时代,都是怀着矛盾纠结的心理。

其实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很矛盾的。为了让我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我今后也要更纠结一点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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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自《谌洪果·元史学系列课程》系列十五:

知识是斗争的产物,与事实斗争,更与自己斗争

托克维尔,1805年-1859年,活了54岁。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曾外祖父,就他爷爷的爸爸,叫做马尔泽尔,就死于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这个背景很重要,它深深影响到了托克维尔的人生经历,影响到了他的生命气质,影响到他对于历史和政治的基本理解。

托克维尔曾经说:“我是马尔泽尔布的曾外孙,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他是双重的榜样。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将来也不会忘记。”他的曾外祖父的贵族精神的血脉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人格。

马尔泽尔布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重要的上层贵族,当过大法官,也担任过出版局的局长。出版局局长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新闻审查、书报审查的总监,以及宣传部部长。但是马尔泽尔布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官员,作为新闻审查官,他多次保护民间的声音,能够捍卫基本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启蒙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狄德罗,狄德罗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百科全书》,非常有影响。这本《百科全书》也被政府直接列入禁令名单。但是马尔泽尔布多次保护狄德罗及其《百科全书》。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被捕和审判其间,马尔泽尔布担任了国王的律师,后来国王被送上断头台了,再后来马尔泽尔布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除了被处死的曾外祖父外,甚至托克维尔的父母也差点被送上断头台,幸运地逃过一劫。可以想象托克维尔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托克维尔具有贵族家族的情结,他留恋贵族时代的那种自由精神,又深刻体验到特权的危机;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民主革命带来的平等潮流,是势不可挡的,同时他又看到了平等带来的平庸等问题。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保守主义者。他对于新时代与旧时代,都是怀着矛盾纠结的心理。其实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很矛盾的。为了让我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我今后也要更纠结一点才对。

托克维尔作为历史学家,是悲剧的历史时代的见证人,但他本人不是一个有悲剧色彩的人,他只是个矛盾重重的人。可以对比一下。

悲剧性人物哈姆雷特站在丹麦新旧时代的十字路口,思考复仇正义和如何建立新秩序的问题,因此纠结无比,发出了to be or not to be之问。

中国的悲剧性人物王国维,处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他是纯粹的保守派,最终为灭亡的清朝殉情了。

但是托克维尔的纠结则是开放的、健全的。他在观念上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在人生气质上又是个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洞察到了民主的趋势,并为之做学理上的积极论说,可以说是最早宣告民主时代之重大的思想家。然而,他又极为珍视人的自由和高贵,他的保守主义就体现在对激进主义保持着一种克制。就如一个人内心很狂野,有很多为所欲为的冲动,但是作为一个有自由和责任的人,这时候他就会克制自己,压抑自己。在托克维尔身上,这一点是特别明显的。

在《论美国的民主》开篇,托克维尔宣称自己所创立的是一门新的政治科学。那么他的政治科学的新到底新在哪里呢?主要就在于他力图克服民主的平等带来的问题,包括普遍的平庸、个人主义的冷漠、缺乏公共性、多数人的暴政等。

托克维尔一生中最主要的关怀——他的政治关怀、他的人文关怀、他的史学关怀——就是在一个民主的平等趋势势不可挡的历史背景之下,如何去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抓住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就可以深入地理解托克维尔,不管是从史学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学、法学的角度。与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等并列,托克维尔被公认为伟大的古典社会理论家之一。有研究者说他们是在社会学这门学科创立之前的社会思想家,换言之他们可以说是历史社会形象的缩影。

但是,不能简单的把托克维尔归于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他是两边都不靠的。即便他在社会学的地位很高,那也是一个错用的标签。因为他的思想,具有整体性,贯注到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

从史学上将,托克维尔是一个悲剧的历史实在论者。这一概况很符合他的人生气质。我们可以看看托克维尔和米什莱、兰克之间的差别。

兰克是历史的喜剧论者,米什莱是浪漫主义者。但米什莱从浪漫主义走向了反讽。米什莱骨子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最后又走向了自由主义。米什莱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开端,极力美化,高唱赞歌。但是,在他写自己的史学著作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期了,米什莱有为此感到无比的落寞。这就形成了米什莱历史学思想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其实读这些伟大的经典著作,最有嚼头的就是这种矛盾性。

与此相比,19世纪公认的最伟大的历史主义学者兰克身上,就缺乏那种张力。兰克的成就巨大的,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但是,你很少感受到兰克有什么内在的纠结和斗争。兰克很自信,他认为他所了解的都是他确信无疑的东西,并且他能够以恰当的方法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兰克的史学有一种平静的一致性。当然兰克最后陷入了国家主义。

但在托克维尔这里,他的人生气质所体现出来的,就是知识是一种斗争的产物,不仅是与事实在斗争,而且是与自己在斗争。那么历史知识为什么也要与事实斗争呢?

首先,什么是事实?托克维尔、米什莱、伯克等,都在写法国大革命,但这些人写的法国大革命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跟事实做斗争。每个人所看到的事实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在与自己做斗争。米什莱的精神更动荡,更充满激情,也更具直觉,这些也让他显得更有魅力。

托克维尔也具有这样的矛盾气质,他拥有跟米什莱一样的伟大心灵。这种激荡来自于托克维尔与米什莱共有的两种情感,一是以超乎一切的容纳力,去同情与自己不同的人,二是担心过去或者现在最有价值的那些事物遭到破坏。

托克维尔致力于在一个平等的时代捍卫自由。平等与自由是有冲突的,虽然它们都是重要价值。有时候特权反而能够更好地捍卫自由,比如说在贵族时代,贵族有身份的特权,恰好是这些特权者捍卫了自由。

托克维尔一方面能够以一种容纳力去同情与自己不同的人,哪怕是敌人。比如他站在贵族家族立场,却能够同情民主和民主派。为了公共关怀,隐忍、克制自己的私人情绪。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过去有价值的事物被销毁或遭到破坏。过去的东西不一定全是废墟,全都要甩到历史的垃圾堆。他害怕革命的洪流把过去那些好东西都给甩掉了。他要在新的时代,去捍卫那些古老的、有价值的东西。

对于米什莱的浪漫主义来说,当法国大革命的黄金神话已经不在了。那么他该怎么办?那就恢复和重构过去。历史学家是过去的保管人。我不管它是好是坏,我都给它保留下来,保留它的完整性,多姿多彩的生动性,这就是米什莱的形式论。它强调特殊性和独特性。

但是托克维尔跟米什莱是不一样的。托克维尔并不是浪漫主义。米什莱的思想开始于浪漫主义,然后经过了对命运各种善与恶的斗争的悲剧性理解,最后停留在一种混合状态。换言之,就是浪漫主义加上反讽,这就是米什莱的发展。托克维尔的发展则是从悲剧性的历史途径逐渐弱化,最后进入到一种反讽,一种激进的层面。但是,他把激进给压制下来了。

我读托克维尔最感佩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压制自己激进。论激进他比谁都激进,但他用他的自由的道德精神——这个我们后面会批判——带着公共责任感去看待和呈现事实。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的说法,一个人的不同气质会创造不同的知识:林黛玉的哀怨气质就一定会写出藏花吟;苏轼的洒落气质一定会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白的豪迈气质一定会写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不同的气质会写出不同的东西。

托克维尔的气质鲜明体现在他的写作中。在当时奥尔良派治理下的法国,托克维尔在政治上是一个失意者。之前的伟大作家兼政治失意者比如马基雅维利、弥尔顿等,好歹曾经进入政治高位,也富有政治实践和论辩经验。但托克维尔在政治上一直就很边缘,地位不高。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我的思想比我的行动更加伟大”。他认为他今后会在历史上留下他思想的位置。他在近代社会思想当中,是一个先驱性的人物。他的思想的核心就是自由主义加上保守主义。但要注意,根据某种给定的意识形态标签(如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者某种给定的学科标签(如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并不能将托克维尔的的风格描述得详尽无遗。托克维尔作为一名史学家,他的作品的真正逻辑蕴含是激进主义。但在政治学社会学法学领域,没有人说托克维尔是激进主义。

为什么在史学领域把托克维尔定义为激进主义呢?因为托克维尔持有一种还原论的思考方式。他要确定,是什么东西导致的这样的现象。他也在探讨历史过程中的因果规律。就像马克思所说,发现规律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掌握了规律,就可以充当先锋队。这是因果论、还原论与机械论的史观。这样的论调一定会偏向于激进主义。托克维尔其实也有一种因果论与机械论的思考倾向,仿佛某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但正如刚才说过,托克维尔的人生气质,又不允许他放纵他的激进主义,这是他的迷人之处。

另外一点,托克维尔作为一个史学家,更偏向于社会史。换言之,他是一个历史社会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关于社会实在论的知识,明显是类型学的形式。也就是说,他在研究历史现象的时候,是从社会结构入手的。这是托克维尔跟别的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他先有一个结构和系统,然后把这些历史事实纳入到这个结构中。但是说到结构,它是个共识性的甚至是静态化的东西。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的民主的时候,主要就是一种结构分析。在他看来,美国这个社会其实没有真正的变革。它可能有发展,但是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变化,这是美国这个社会的重要特征。

换言之,这个民主的结构框架已经确立好了。在美国好像不可能发生各种革命。托克维尔评论说,为什么欧洲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更加激动人心?就是因为欧洲的历史还会发生革命,而在美国这个社会,你很难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激进革命。这也符合我们一般对英美革命与法俄革命的的不同的理解。

英美的革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保守主义的革命、改良主义的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根本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仅是改朝换代,还要改天换地,改造人心,这是社会革命或者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是深层次的社会革命。这样看来,英美的革命严格来说不能叫革命,因为它的革命只是在政治领域发生,它的社会没有轰轰烈烈的变革。虽然美国人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但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它它从殖民时期到现在,没有变化。

英国也是这样,英国的光荣革命承续《大宪章》1215年以来的传统,没有变化。大的封建主国王跟小的封建主贵族之间定立了契约,确定了边界,就应该世代遵循。双方之间有个权力的边界,国王不能越界,贵族也不能越界,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回到以前确定的边界,这哪里是革命呀。

法国革命不一样,它和俄罗斯革命都是革贵族自己的命。这些贵族太理想主义了,主动放弃自己特权,满足那种同情心和平等心。

比如托尔斯泰,他是个贵族,看到农奴那么苦,为自己的荣华富贵感到内疚,于是想要把土地分配了,解放农奴,自己过着粗布麻衣的生活。但最终革命的洪流要了贵族的命,以及维系他们命根的那种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全都被颠覆了。很多分析家都指出,法国革命最大的悲剧是破坏了社会结构。

本来法国有三个等级,中间这个等级的核心的是贵族。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是这帮贵族把那些启蒙者、文人、激进分子、革命家全部聚集在酒吧、宫廷、沙龙,给这些人吃喝、出版作品,让这些人聚集起来批判他们,说这个社会多么的腐败、多么的罪恶。最后,贵族把自己的命革了,这个等级结构完全被打破了。所以托克维尔说美国没有历史,因为它一直没有变。但欧洲、法国还在变。但内心深处,托克维尔反而对欧洲的革命充满了期盼的。认为欧洲的变革更有厚度。托克维尔认为欧洲的未来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精彩。而美国的民主发展下去,会导致各种问题,使得民主走向专制。

这就形成了与托克维尔人生气质吻合的一个重要观念,即人是游移于两道深渊边缘的存在。这两道深渊一个是指社会状况,即社会的现有秩序结构;第二个是人内心的幽暗,即托克维尔所言的魔鬼的本性。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这两种东西的约束。托克维尔具有这种深渊意识,反对人以一个理性的启蒙者自居。

托克维尔不像启蒙思想家或者那些激进分子一样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能够看透世界的奥秘。他说社会秩序就像神恩一样是一个谜,我们要对历史的神秘这一事实感到狂喜。他从来没有梦想要有拥有支配世界的知识,要能够为万世开太平。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是保守主义者,不会固守已经被历史潮流抛弃的东西,他承认变化是谁都阻挡不了的,所以说他说存在本身是一种神秘之物。托克维尔无法使思想陷入那种有关真正的历史科学的沉思,因此他就没办法把历史的过程和规律概念化。不像黑格尔的那些后继者,要么走向纯粹的保守主义,要么像马克思那样会走向纯粹的激进主义。

托克维尔非常喜欢黑格尔。但是当他发现黑格尔最后成为保守主义,他就不喜欢了。同时,托克维尔也反对黑格尔式的那种无节制的激进主义后果。托克维尔相信历史是有普遍性的意义的,但历史的奥秘,就是人类无休止的与自身的搏斗。

历史是神秘主义的。对此可以举三个古希腊的悲剧诗人为例。

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这三个悲剧思想家中,埃斯库罗斯代表了一种更美好的未来要作用于现在的自信行为,然后提示其危险。不管有什么悲剧,但是我们相信未来会作用于现在的失败。

索福克勒斯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往往是有限的和盲目的,但人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地与命运抗争。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则是反讽的精神,最后走向了一种消解生活意义的方向。悲剧到最后就是绝望,走向虚无。

托克维尔的思想发展可以说对应于这三个悲剧诗人,他有乐观,但能清醒认识到现实;他试图在民主时代挽救自由,具有抗争精神;他对历史有反讽性认识,但他的人生气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声称历史是毫无意义的。他既相信历史是有意义的,同时又相信这种意义要到人的自身的神秘本质当中去寻找。

换言之,历史的神秘本身是有价值的。类似于我们讲兰克的时候说的,历史是具有含混性的,但这个含混性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在这样的含混性、神秘性面前,人对历史要有起码的谦卑。从认识论上,我们有一种对历史的敬畏,从实践论层面,我们少了很多改天换地的梦想。

托克维尔的类型学很简单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一种是民主制的社会,一种是贵族制的社会。这两种社会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冲突?贵族制的衰落和民主制的兴起之间,是怎样的相互作用关系?如果说,贵族制的衰落就是民主制兴起的结果,或者民主制的兴起正是由于贵族式衰落,这样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它是一个闭合系统。

很多人认为托克维尔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学家,就在于他设置的是一个社会结构和系统。从贵族制走向民主制,就像是系统内部的调整。调整以后,新建立了新的系统,失去的东西要用别的东西进行替代。这个系统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可以用机械论和因果关系来进行说明。可是托克维尔所言的既不是机械论,也不是有机论。

有机论,比如黑格尔,以及兰克,他们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喜剧精神,会实现一种和谐。但是,在托克维尔这里,他看到的确实是一种紧张关系,是一种冲突。不过这是好事。

人类精神的总体发展得益于贵族的衰落与民主的兴盛过程中的诸多力量的较量。如今中间贵族势力失去了,剩下的势力一方面是集权国家,一方面是群众。所以说美国民主有可能走向集权国家,容易走向多数人暴政。为什么欧洲会好一些呢,就是因为欧洲在集权国家之外,有一个贵族传统。然后在纯粹的人民大众之外,还有一个革命传统。这样就会对民主本身进行抑制。如果没有贵族传统和革命传统对于民主趋势本身的制衡,那么民主的趋势和力量,就会导致宝贵的人性资源、智慧、道德、情感被不断的侵蚀。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新旧力量之间的一种悲剧性的冲突。

托克维尔在整个西方文明的视野之下,选取了两种样本,一个是美国的样本,一种是欧洲的样本,去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

他首先考察了美国。他考察美国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即一个优越的观察者的角度。他在1830年代还不到30岁,就是去美国绕了一圈,游玩了几个月,然后就写了《论美国的民主》的这本书,到今天都是民主观察的经典著作。他的洞察力是真的超乎想象的。他预测到了美国会发生南北战争,甚至预测到了到20世纪美国跟苏联会争霸。

当然,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历史学家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预测到什么。但你可以看出托克维尔的洞察力。他对美国的看法是一种温和的反讽似的腔调。他也看到美国的发展比欧洲超前。他认为欧洲今后也会走向美国的道路。

因此,作为借鉴,我们要提前看清美国民主的潜能和缺陷。

然后他又研究欧洲,重要的代表作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欧洲的分析,托克维尔提醒,虽然会有一种普遍的变化趋势和目标,但要认清背后的危险在哪里。一谈到欧洲,他的故乡,他的心情就比较忧郁,悲剧性的主题就直白地控制了他的叙事形式。不过研究法国的旧制度和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见地。他谈到了变化与变革,而《美国的民主》更像是一个僵化的结构,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到最后,两个作品的气质,仍然是充满了挫败与压抑。

所以,托克维尔最后走向了反讽。一方面他有革命的激情,另一方面他压制着激情,而保持一以贯之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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