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爱”与墨子“兼爱”的差异探析

徐小婷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孔子与墨子面对混乱的社会局面，为调节人伦与重构社会秩序均提出“爱人”的伦理主张，但“仁爱”与“兼爱”在伦理动机上存在非功利与功利的性质差异；在爱人的顺序上存在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的不同；在爱人的手段上存在礼与利、义与利的争议；在爱人的标准上还存在情感动机与行为功效的检验差异。透过这些差异，两种爱人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分别适用于公私两个领域，对它们的准确传承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现代价值。

关键词：“仁爱”；“兼爱”；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变，如何安定政局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各种思想流派纷纷涌现。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主要是以孔子、老子、墨子等为代表的“十家九流”。随着社会的变迁、历史的斗转星移，后人提到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必称儒、释、道三家。由于墨学的衰微，一直以来对墨家思想的关注与研究甚少，其实墨家思想也曾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中亦有诸多精华。《吕氏春秋》说到：“孔墨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韩非子·显学》也说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就连抨击墨家之言的孟子也提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些都足以证实墨家在当时风靡一时，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并可与儒道学派相提并论的大家。基于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加自觉地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需要深入挖掘和阐发墨家思想。

“墨家除了极具原创性的科技思想，还拥有极富温情、极具智慧的人文思想。墨家学派针对当时不利于人民和社会发展的时弊，提出了‘兴利除弊’十大主张。”[1]其中，“兼爱”构成其十大主张之核心，其他思想则是“兼爱”在政治、经济、宗教、战争观念上的反映，并为其提供保障。于墨子之前孔子提出了诸多救世思想，构成了以“仁爱”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墨二人身处战乱年代、面对混乱的社会局面，为调节人伦与重构秩序均提出爱人的伦理主张，两者有异曲同工(即共同的目标指向)之妙。那么两者究竟异于何处，是值得深究的问题，这一点也关系到儒墨思想的发展走向。

一、“仁爱”与“兼爱”的内涵探析(一)“仁”的本质内涵即爱人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文本，为我们研究孔子思想提供了有益借鉴。“仁”一词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高达109次，远远超出“礼”“忠恕”等词。文中多次谈及“仁”，孔子对“仁”的解释因不同主体、不同时空而各存差异。“克己复礼为仁”“刚、毅、木、讷近仁”“爱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皆为对“仁”的不同释义；樊迟两次问仁，孔子所答各不同；颜渊、仲弓、司马牛、子贡等人问仁，其所得亦不同。尽管仁的具体含义不同，但其旨归是一致的。孔子的“仁”是抽象的，在不同的情境下又是具体的，但无论何种释义都指向人，其所要表达的都是人对人的虔敬与关怀，是能够给予人精神支撑的价值体系基础。所以孔学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仁，而爱人则是仁的主体内涵。

孔子坚持仁的统摄地位，还因为他将仁视为其他方面的准则，尤其当礼与仁两者发生冲突时须坚持仁，这一点可见一斑。“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2]35这里孔子以丧礼为例，认为无论礼仪多么周到，如若内心没有悲痛之情，宁可不要周全的礼仪。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是孔子所积极倡导的、所欲恢复的人性。此外，孔子不仅重视伦理范畴的仁，还将其上升至政治领域，“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2]246孔子的这种爱民、为政思想之后为孟子所继承并发扬为“仁政”，这一应用领域的扩大是孔子所独创的。综上，仁的本质内涵就是爱人。

(二)“兼”与“兼爱”的内涵

“兼”字从古文形体上看原是一手持二禾,本义是同时进行几件事或获得几样东西。“爱”是人类主动给予的或自觉期待的一种内心情感，是一种人性需求。古往今来，人们对爱的内涵进行着不断的阐释，但将“兼”与“爱”合论、提出“兼爱”之说的，墨子是第一人。墨子在《墨子》一书中所提的“兼”有“整体；同时具有两个或两方面；兼并、吞并；全都、全部；兼爱或兼相爱的简称”五层意思。[3]而与“兼”相对应的便是“别”，正如墨子所言：“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4]137两者最大的差异就体现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即爱与不爱，两者所指向的后果即利与害，故而墨子大力倡导“兼以易别”。

墨子将“兼”与“爱”圆融为一体，其含义在《墨子》一书中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爱人；相爱；爱利；周爱(爱的对象是除恶人之外的天下人)；体爱(视人如己、爱人如己)；竭爱(竭尽全力、尽其所能去爱)。”[3]墨子看到了现实社会的弊病与民生疾苦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4]120，所以大力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出反对侵伐攻略的“非攻”，反对奢华生活的“节用”“非乐”，反对繁文缛节的“节葬”“非儒”，借用“天志”传达应遵循的统一准则，借用“明鬼”宣扬善恶赏罚，及举贤任能的“尚同”“尚贤”主张。这十论之间丝丝相扣，一脉相承，构筑了一个以“兼爱”为伦理基调的完整体系。所以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5]15

二、“仁爱”与“兼爱”的思想差异探析

儒墨两家思想都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产生的，是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爱人作为基本的伦理思想，是儒墨两家共同的追求，然而两者在爱人的伦理动机、实施方式及落实标准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一)“爱人”伦理动机的差异性

孔子出生于礼仪较为完备的鲁国，自幼受到宗法礼仪的熏陶，深谙夏商周之礼，面对社会大乱，孔子将其归咎于社会精神的缺失，欲通过恢复礼乐中本有的人文精神使其重新焕发生机。“援仁入礼”是孔子解决社会失序的重要举措。之所以倡导“仁”是因为孔子认识到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强调人优于动物之处便是人除了能养父母外，更懂得孝敬父母。人的生命由父母赋予，人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养育，子女要感恩父母、回报父母，“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这是人的道德情感使然，是做人的根本所在。所以孔子所提倡的“爱”是一种人道主义道德，这种道德是没有功利性的。

墨子出生的年代战乱更加频繁，他将社会弊病追溯于“不相爱”，大力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初学于儒，后又弃儒不用，他的许多思想是针对儒家而提出的。墨子并不认同孔子将孝道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反而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4]，强调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从事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墨子从趋利避害的人性观出发，提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4]，强调一种“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互惠理念。只有自己先对他人有利，他人才会反过来利于自己，反之必遭灾祸，所以墨子强调爱人是基于为了得到他人的回馈、最终利于自己这样的目的才去实施的，这种爱带有明显的功利性。

(二)“爱人”实施过程的差异性

1.爱人的顺序不同

《中庸》中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学而》篇中提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所说的这两句话都主张爱人应该从最亲近的家人开始，由近及远，逐渐扩展至忠君、交友、大众等方面。依此很多人简单地将孔子的“爱”理解为是差等之爱，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确证。运用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可否认孔子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即在不发达的生产力与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孔子提出的爱人思想有阶级局限性。但是“其宗旨并不在于以狭隘的血亲关系来限制仁道原则,而是以此为基点,使仁的扩展具有自然的基础”[6]，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具备其实施的现实性与可能性的。随着后儒对其学说的修改、补充、融合，逐渐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儒家思想在施行的过程中造就了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所以，孔子虽然强调爱人有先后顺序，但并未将爱人局限于血缘关系之内。

与孔子不同，墨子将天下国土、天下臣民都视作同样平等的地位，“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4]23。所以墨子强调爱人是不分地域、等级、亲疏、贵贱的，所有人都应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4]126，也就是强调爱无差等。这种思想对改善人民的生活，打破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思想太过于理想化，不仅脱离了社会实际，也侵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致使其最终的命运只能是昙花一现。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兼爱强调周爱所有人，那么对于十恶不赦的坏人也要兼爱吗？对此，墨子给出的答案是“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无难盗无难矣”[4]389，他认为盗贼不是人，杀盗贼不算杀人，这种辩解犯了“白马非马”的错误。[7]68-70所以墨子的爱人虽然没有顺序之分，但是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2.施爱手段不同

孔子的“仁爱”主要是借助于礼来实施的，颜渊问仁，答曰“克己复礼为仁”，具体而言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78。面对宗法伦理崩溃、政治秩序失序的礼崩乐坏局面，孔子提倡恢复周礼并对周礼加以损益，首先提出“正名说”作为礼的补充，拨乱反正，纠正一切名实不符的东西；其次将周礼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转化成重视现实的人伦关系；打破周朝严格等级界限的束缚，使礼仪能够深入民间，同时简化礼仪，满足平民化需要；最后“援仁入礼”，丰富了礼的内涵，摆脱空洞的礼乐，将其上升为修身治国之礼。而墨子恰恰相反，他认为儒家的礼过于繁琐，强调“非乐”“节葬”。墨子的“兼爱”主要是以“交相利”为手段的，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其他“九论”可以看作实现兼爱的补充。

在墨子这里是非常重视利的，爱就是利，利即为爱。“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4]147，墨子强调我们应该主动去爱人、利人，然后才能得到他人的回馈。“三表法”中也强调“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4]286。墨子既贵义又重利，坚持义利统一的观点。“义，利也”是墨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义指的是公利、天下大利。“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强调牺牲个人而保存天下是值得的，这与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的功利主义相近。孔子则重义轻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56，“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104。其实仔细分析，孔子并不是完全否定人的正当利益的存在，这里的义与利是相对而言的，利在孔子这里多指个人私利，孔子强调的是在集体利益面前要懂得舍弃自身的小利。综上，两者对义与利的关系表面上存在差异，实质上是由其内涵的不同导致的。

(三)“爱人”落实标准的差异性

尽管孔、墨二人都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各自提出的思想，但这两种思想在落实要求与标准上也具有明显差异。

首先，孔子的“仁爱”更加注重个人内心的自觉，强调修身在己。“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178告诫弟子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孔子对于修身并没有运用外部的强制手段，而是强调自律、自觉，这样才能发自内心去真正提高自身的品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两者有机统一于一体，从积极与消极两个角度为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准则。孔子主张既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又要做到不强人所难,以不损人的忠恕之道来体现对他人尊重的“爱”。“这表明，‘仁’在主体意识中的确立有赖于主体的理性自觉和情感认同,唯有如此，‘仁’才能真正凝为主体的内在德性。”[6]这种“爱”侧重于内心情感动机，而缺少具体的衡量标准。

墨子的“爱人”对孔子有所超越，他不仅强调在思想动机上要“兼相爱”，在实际行动上也要“交相利”。首先从动机上来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4]273，将是否对他人有利看作衡量行动的标准，有利就实施，不利就停止，功利目的非常明显。其次在行动上，倡导人们“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4]79强调人人各尽其能、各尽其力从物质上去帮助他人，并以“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作为外在强制手段，从而使人们将道德情感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这是一种心理动机与行为功效相统一的爱，也与墨子提出的“合其志功而观”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不谋而合。尽管有时“志功”很难统一，但墨子倡导众人要努力去争取。

三、“仁爱”与“兼爱”的现代转型探析

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爱人的传统美德在当代伦理建构中的地位愈加凸显，孔子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对于解决许多现实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透过两种爱人思想的差异剖析，两者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关涉公私德之分，对它们的正确应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现代价值。公德与私德又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挂钩，两者的区分标准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学者从道德行为的主体身份、实施场域和行为的目的指向三个向度界定公德与私德[8]，为我们判定儒墨爱人思想的应用领域提供了基本借鉴。

首先，从爱人的伦理动机来看，“孔子强调爱作为一种情感，它可由自然的‘爱亲’之情不断地推广发展至‘爱人’，其发展是渐进的，其作用的方向是亲情由内向外的辐射”。[9]167这种爱人的伦理动机始于道德情感，缺少理性层面的考量。其次，在实施过程中是从孝敬父母、兄友弟恭着手，其行为主体的身份即子女、兄弟或友人，这种爱的实施场域限于家庭、朋友、邻居这样的小圈子，其追求的目标也仅仅指向和睦的家庭与和谐的亲友关系，没有对社会或公共利益带来直接的利处。这种爱的辐射范围类似于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所以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更重视私人生活领域。当今私人生活领域的有序开展有赖于良好的道德规范，我们应该注重从自身做起，时时处处严于律己，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养。

墨子没有为爱人设置先后顺序，而是提出“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4]2，不刻意区分道德主体的身份，将天下之人、天下之亲属、天下之国土视为一体，视作平等的地位，将私爱上升到了全人类、全地域的广泛范围，所以“兼爱”的实施场域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并且这种爱始终与利紧密相连，其行为的直接指向是利他，最终指向是“兴天下之利”，这一点与西方边沁、密尔重视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有所区别。所以，从总体来看，墨子讲“兼爱”更强调在公共领域的践履。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我们社会的和谐稳定，还是对于国际关系都有借鉴意义。社会生活中，面临“老人扶不扶”的情境，我们需要发扬这种平等之爱，不应吝啬自身所爱，使社会运行更加明朗向上。在国际关系上，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带动沿线各国共同发展，不断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这些都是“兼爱”在当今世界的具体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仁爱”与墨子“兼爱”的不同适用领域，是从两者比较的意义上来说的。当今社会公私领域的界限会因为不同主体的不同行为、不同影响而产生差异，而且公私两个领域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因此，需要两种爱人思想互为补充、双管齐下才能彰显更大的现代价值意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