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社会学角度来解读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是：社会呈现“倒丁字型”形态，底层社会过于庞大；中国社会阶层间上层与底层“断裂”，中间阶层尚无法成为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底层上升通道堵塞；社会整体失序，公序良德无存。表现出来的问题是：民众面对各领域内的不可预期风险，攫取并储备大量资源，求稳防变；社会信任体系在个体、组织和国家层面逐渐瓦解；社会心理扭曲，犬儒主义和特权崇拜盛行。因此，重建社会信任体系、重建社会价值体系、恢复社会领域秩序、弥合社会阶层鸿沟成为今后中国社会改革和转型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社会结构；阶层固化；整体性失序

社会结构是一个在社会学中广泛应用的术语，但是很少有明确的定义。在当前社会科学领域中，这个模糊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广义地讲，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狭义地讲，在社会学概念中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本文中所述及的社会结构更多的是从狭义角度来进行分析，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就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及其表现展开讨论。

一、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

中国社会结构正呈现出诸多问题，并有恶性蔓延趋势。举例来说，单是医疗领域，远到哈医大附属医院，近到浙江温岭的恶性杀医案件层出不穷，这样的案例绝非个案，放眼国内，类似事件此起彼伏，已经令民众开始麻木，甚至见怪不怪。某网站调查的数据显示，六成多的被调查者对哈医大附属医院的杀医案件表示高兴或支持，这一方面可以解读为民众对医疗体制的失望，另一方面更体现出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单纯的用医患矛盾、人性道德这些概念来解读类似事件，是得不到完整图景的。与此同时，食品领域、教育领域、司法领域等等，几乎在每个社会生活领域，都在爆发各类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在新浪网的调查中，会有80%以上的网民表示在没有经济压力的前提下希望移民国外。

中国社会到底怎么了？

1、中国社会的“断裂”与“倒丁字型”结构

按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观点，中国社会出现了“断裂”（孙立平，2004），其中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形成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中国的社会阶层呈现所谓的“倒丁字型”（李强，），即处于社会底层的主要由农民、体力劳动者、低端服务业者等构成的人群占了大多数；占有绝大部分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话语资源的社会上层群体占的比例并不大；与此同时，更为致命的是，本应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在中国社会仍显孱弱，无论是人数还是占有的资源和地位，都尚未达到可以主导和影响社会主流话语权的地步。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方面已经可以被归入中间阶层的部分人群，他们在心理上仍然大多认同自己处在社会的底层。从去年在网上流行的“屌丝”一词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征。这表明了一方面民众大多高度认同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人们不愿意承认财富与地位也说明社会普遍的仇富心理。

“倒丁字型”结构下的中国社会阶层具有极不稳定的状态。人数众多的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尤其是那些“一穷二白”的人，丧失物质生活基础，受到社会歧视和贬低，从群体心理而言，他们产生仇视其他社会群体的心态无可厚非。对于社会结构来说，大量穷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因为他们没有从社会改革中获利，甚至于还被剥削了，比如青壮年农民工对于中国外向型出口制造业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增长正是来自于青壮年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红利。这一群体人数庞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人身制约，不得外出打工；务农所得又受到计划体制下价格剪刀差的限制，极其有限。一旦允许进城打工，无论工资如何低廉、工作环境如何恶劣、身体伤害如何严重，农民工蜂拥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社会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同样饱含着劳苦民工的血汗，在缺乏社会保障的环境中，他们的劳动报酬极其廉价，甚至都无法抵偿因劳动留下的一身病痛。他们将最富生产力的岁月贡献给城市工业之后，回到农村继续过着缺医少药、一无所有的晚年生活。一个社会中有两个年龄段群体需要社会负担，即老年人和儿童。农民工的这两个时间段都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的农村度过，换言之，这份人口红利对于城市来说是没有负担的，相信任何一个资本家都会为之动心。或许第一代农民工没有意识觉醒，挣了点钱之后继续回家务农；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不甘于被固定在社会底层、不甘于在富士康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农民工。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有没有给底层群体提供向上的通道呢？

2、阶层固化与信仰缺失

有调查称，近年来清华北大接收农村子弟的比例逐年下降。排除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比例本身就在下降这一因素，事实证明，农村子弟考取著名高校确实越来越困难，此外许多农村孩子自愿放弃高考，转而外出打工。与城市里富家子弟放弃高考出国留学截然相反的是，他们放弃的首要原因是对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条的怀疑。知识无法或很难改变命运，其中有高校教育体制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愈来愈固化，固化到底层社会无力改变、上层社会不想改变的地步。

每一次社会改革都要触及利益格局的改变。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为社会结构的固化已经非常严重，今天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上层结构希望固化现有利益格局和底层社会希望打破现有利益格局间的矛盾。上层社会，尤其是所谓的利益既得集团，希望把现有的利益格局固定下来，比如各地出现的公务员内招，甚至于地方官员“世袭”；但中下层社会，尤其是众多底层群体，迫切希望改变现有格局。一旦现有格局长期无法打破，底层社会看不到向上流动的通道，就会以各类突发性、暴力性、群体性事件出现；如果地方政府还沿袭以前“捂盖子”的做法，试图将问题大事化小，或者用强力压制，那么社会冲突只会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型”结构就面临撕裂的威胁，形成上层和底层的对立态势。

底层社会虽然人数庞大，但并不是穷人就会作恶，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存在。然而，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文革之后，领袖崇拜的信仰已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拜金主义，但同时也缺乏西方社会市场经济背后的宗教伦理。于是，当一个人物质基础被剥夺，基本的道德信仰丧失，那么单纯趋利的目标可以让人做出许多违背人伦的事情，比如毒奶粉、瘦肉精，不一而足。这样的价值观已不是底层穷困群体所独有，而是成病毒一样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许多人认为只要能达成目标，这个目标常常和金钱、权力、利益挂钩，可以不问原则、不择手段，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把那些还在坚持原则、遵从规则的人看做是“愚蠢”的。物质与信仰的双重缺失，无疑会令人陷入绝望的境地，无所顾忌就可以为所欲为，公序良德荡然无存。

3、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失序

由此，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来的是整体性失序。这种失序表现在多个领域、多个层面，仅以刚才所说的医疗领域来说，秩序感的丧失令医生和患者都心中忐忑，患者生怕医生开了不必要的药或检查，在治疗中没有尽心竭力，在开刀前是不是应该给一份厚厚的红包；医生生怕这个手术万一失败了，患者及其家属会不会兴师问罪。医生对于患者来说，就专业水平而言自然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虽然很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医生会有意收受甚至索取贿赂，但当个体面对不可知的专业领域时，即使是百分之二三的可能风险，对单个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有谁会去冒这个险呢？

类似的问题在教育领域可以得到同样的解释。为什么家长要给老师送礼，要请大量的家教？因为教育领域本应有的秩序没有了，老师在课堂上不倾囊而授，留着到晚上开小灶；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受欺负，给教师送礼。在司法领域、新闻领域和商业领域呢？概莫能外。

二、中国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表现

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社会秩序感的沦丧更会令人们在不同领域中遭遇高风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看病担心药贵，打官司担心法官收黑钱，吃顿饭也担心吃到地沟油。即使是医生，他也可能在其他领域遇到风险，也要托关系找人送礼；即使在不同领域都有关系或特权，每样东西都可以特供，唯独空气是很难特供的，罹患肺癌的风险是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中的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当社会各个领域的秩序都被打破，就形成了一套外在于现有成文规则的“潜规则”，整个社会越来越认同这样的“潜规则”，原有的秩序必然形同虚设。因此，在这样一个高风险社会中，无人能幸免；当这样的高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以某种突发性事件爆发出来时，我们都有责任。当厦门发生公交车爆炸案时，有网民惊呼，我们都在“一辆车”上，这辆车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1、不可预期的风险

社会秩序丧失，潜规则横行，直接导致每个人在不同领域面临不可预期的风险。不可预期性是市场经济的大敌。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需要的是可预见的未来，一个好的市场必须是有稳定的制度保障的。在一个完善的市场中，个体、组织和整个社会的可预期行为能够让市场运行的成本最小化。试想，如果合同条约可以不被遵守，企业任意提价垄断市场，那么市场交易就存在大量的不可预期性，成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桎梏。不可预期的风险更是社会民生的大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最终目标是服务于人的发展，当人们从小学开始为升学焦虑，升入大学为就业焦虑，踏入社会为结婚买房焦虑，步入中年为子女教育焦虑，白发上头又要为养老看病焦虑，我们的生活面对如此多的风险，人的发展又体现在哪里呢？不可预期的风险令如今许多人陷入焦虑、急躁的心态，所以“中国人总在着急”成为了社会常态。

2、资源储备与求稳防变

试想，一个理性的个体面对如此多不可预期的高风险，他会怎么做？动物过冬尚且知道储备粮食，一个理性人为了应对当前以及将来的不可知风险，首先要做的是储备资源，其次是求稳防变。

资源的储备包括许多方面，比如财富、权力、人脉等，储备的方式多种多样，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是在自己的领域中攫取尽可能多的资源。比如医生自然是向病人伸手，或者向医药代表收取贿赂，不过最后还是转嫁到病人头上；教师只能向学生和学生家长伸手，法官就向原被告或律师伸手了。凡是有权力寻租的空间，必然就有利益腐败的温床。当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富人会选择移民国外，以规避这些不可预期风险，一旦社会风险变得不可控时，可以随时跑路。

同时，为了防备不可预期的风险，人们开始不愿冒险，追求稳定可靠的生活是防备未来生活出现不可预知风险的最佳方法。于是，考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大型国企，成为了大学毕业生挑选工作时的首选；自主创业、合伙开店，往往被看作是“不正经”的营生。事实上，当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尤其是在未来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婚姻、生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生活成本时，年轻人中甘愿冒险创业的比例大大降低，转而寻求稳定的工作、安定的家庭。

3、社会信任体系的瓦解

在一个整体失序的高风险社会，社会信任体系逐渐瓦解。社会信任体系分三个层面：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首先，个体间的信任逐渐消失，每个人的戒备心理越来越重。公寓的防盗门越装越厚，邻居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小孩子放学必须有家长接送，碰到陌生人借两块钱坐车马上想到的是骗子。其次，组织层面的信任也在丧失。民众不相信奶企说“我们生产的都是放心奶”，不相信油企说“我们的油品质量很好油价不高”，更不相信慈善机构说“募捐来的钱花在了该花的地方”。最后，国家层面的信任更在瓦解。当政府机构出面澄清某件事的时候，民众是选择相信政府还是相信微博呢？政府部门的事后辟谣一再出错，类似“723动车事故”后新闻发布会上政府发言人的话，难免挫伤了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

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信任体系正在瓦解。还是以医疗领域为例，个体间冲突，上文已经提到的患者杀医生；也可以表现为个体和医院间，比如东莞支持医院配备钢叉、催泪剂等攻击性装备；更可以表现为个体对制度层面的不信任，医疗体制历次改革的失败、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都会令人们怨声载道、丧失信心。

4、社会心理的扭曲

在整体失序的社会结构中，人人自危，只求自保。人们虽然有着巨大的愤世嫉俗，面对社会不公、阶层分化，大家都在骂，却又无力改变，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不公，造成社会心理极度扭曲，形成了弥漫于整个社会中的犬儒主义心态。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仅凭个人之力无法改变现有的不公，于是苟活成为最合适也最功利的处世哲学；犬儒主义是一种悲哀的选择，反映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犬儒主义更是一剂毒药，它在侵蚀着这个社会的各个机体，使得它们失去了本应有的活力。

比犬儒主义更加可怕的，是人们对特权的崇拜。特权制度在中国社会随处可见，医疗体制有双轨制，养老制度也有城乡差别、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差别。许多人觉得特权离自己很远，其实当农民工子弟在北京上海读到高中以后只能考高职高专，而他们的城市同龄人可以远低于其他省市的录取分进入北大清华复旦的时候，特权就在身边。看到他人有特权，人们会咒骂和指责，但在咒骂的时候心里却在想，如果我有这样的特权该多好；其实人们咒骂的并不是特权本身，而是自己没能拥有这样的特权，有朝一日有了这样的特权，肯定是欣喜若狂地去利用这些特权为自己谋利。

三、几点思考

中国社会结构性问题积弊已久，改革之路牵一发动全身，但惟有坚定地推进社会转型，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

首先，亟待重建社会信任体系。中国社会的改革成功多是自上而下发端的。从国家层面开始重新树立公信力，以反腐、政务公开、经费公开、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为起点，挽回政府清正廉洁、高效亲民的社会形象。

其次，亟待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顺应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念，结合本国优秀传统思想，找准符合当前中国发展实际的核心价值体系。

再次，亟待恢复社会各领域之秩序。国家应以严刑峻法来规范社会领域秩序，监督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诚实守信，保障食品安全、商品质量。由此，师之为师，医之为医，官之为官，各人做好自己的本分，社会秩序井然。

最后，亟待弥合社会阶层鸿沟。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原则，鼓励社会创新，开拓底层上升通道；完善社会保障，实现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缩小各阶层间收入差距，缓解社会仇富心态。

解决中国社会结构性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也不必惶惶不可终日，中国社会的张力历来相对比较大。虽然今天许多民众会认为，中国社会存在极不稳定的危险局面，但绝大部分人仍然不希望中国社会出现剧烈动荡。当前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再一次实现社会转型的机会，中国理应有着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来完成这一艰巨而又重大的转型任务。

参考文献：

孙立平. 失衡：断裂社会的动作逻辑[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12月版

李强. 社会分层十讲[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