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多元、市场发展等改变了原先简单的社会结构与生态，但由于社会矛盾的增生，民众的怨恨由阶级仇恨转变为因机会、收益不均而诱致的怨恨，而网络空间的出现为民怨的表达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大众社会的民粹主义的集体记忆再次被唤起。治理民粹主义需要借助多元社会团体的力量，创新社会治理。

【关键词】大众社会网络社会民粹主义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信息技术进步，网络社会释放出巨大的公共空间，政治表达和参与呈爆炸性增长之势，其中的民粹主义现象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学者们普遍意识到了网络民粹主义对政治与社会的危害，它根植于社会对立（多用两极分化、官民矛盾等描述）以及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与虚拟性等，解决方案多强调公民教育、舆论引导以及网络治理等技术性手段。①文章认为民粹主义镶嵌于近代尤其新中国之后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发展中，并随之发展，由此需要探索一种社会治理的解决路径。

大众运动与大众社会

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汹涌澎湃，马克思从中看到了社会变革的力量，并创立了社会革命理论：根据掌握生产资料的有无，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阵营，无产阶级在具备了阶级意识后，由“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他们采取革命行动，建立共产主义。这里阶级集体行动的关键是阶级认同，马克思认为阶级认同优先于或决定其他社会认同的，因为剥削关系决定了其他社会关系。而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完全呈现出新景象，各种以环保、反堕胎、同性恋、反全球化等为议题的集体行动此起彼伏，人们为各自的认同进行斗争，争取支持者，这种认同政治实际上是“小众政治”，他们只是多元社会中的一种少数人，既不同于19世纪的工人运动，也异于20世纪前半叶的大众运动。

大众运动表现为：在一定时期一个国家的大规模人口，受国家或精英的动员，积极直接地涌入公共领域。大众直接参与政治，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或价值，也不是哪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而要么是民族的或国际问题与事务，要么是抽象符号或者由大众媒体所传播的其他观念，其特点就是远离个人的经验和日常生活。②所以大众运动的结果往往是威权国家。一些学者寻根究源，形成了大众社会理论的两大知识来源：一是对欧洲（特别是法国）19世纪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反应，它们强调大众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出现，破坏了传统精英价值，使得社会堕落、混乱，属于贵族主义批判立场，代表人物如加塞特、勒庞等人。二是对20世纪极权主义的反应，特别是俄国和德国的，大众被政治精英操纵，威胁自由民主社会，属于民主主义立场，代表人物有曼海姆、阿伦特等人。③

托克维尔最早发现了大众的危险性以及人们日益平等化所致的社会脆弱性，“他们在自由平等出发走向无政府状态的大路的一旁，终于发现了一条不可阻挡地使人走向受奴役的小道。”④尽管托克维尔没有使用大众社会这一词汇，其思想还是被视为大众社会理论的滥觞。正式使用大众社会这一词的是曼海姆，“凡是在有机的公众解体的地方，作家和精英便直接转向广泛的大众。其结果，与通过被称为‘公众’的社会单位的那种中介来行事时相比，他们更易于受大众心理法则的支配。”⑤

20世纪50年代后，威廉·孔豪瑟在前人基础之上，将社会分为四种形态：共同体社会、多元社会、极权主义社会和大众社会。大众社会是指大众与精英之间相互影响或操纵的可能性都非常高的社会。极权主义社会是指精英容易操纵大众而反之则不可的社会，尽管结构上与大众社会一样，比如法西斯国家、苏联等。⑥

毛泽东时代的动员体制与民粹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要实现经济赶超，完成民族复兴。这两个任务都需要动员大众积极参与。中国大众社会的形成与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几乎同步，一方面要摧毁原有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要有新动员组织与机制来填补，形成新国家的治理机制。传统上中国国家政权向下扩张到郡县为限，由于管辖区域过大，以及政府能力和治理手段限制，为广大乡村社会提供了自治空间，由宗族组织、乡村精英以及宗教性团体与国家分享权力。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市民社会已具雏形，无怪乎共产党进驻上海不久就和资本家进行了一场遭遇战。不难看出，共产党根据意识形态和道德诉求进行国家建设，就必须清除旧有的社会组织和传统社群认同。经过改造后，社会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社会是高度均质的，人们的同质性在增强，国家将个体纳入了官僚体系，每个人直接面对各级国家机关，缺乏居间起缓冲作用的社会组织。

动员机制宝塔式网络化的组织体系为核心，以其周围的群众组织为辅助，他们可以从上到下、从中心到外围，将党和国家的号召传达社会每个角落和个体，将民众组织起来。这种严密的组织动员体制是由中国的社会结构决定的，“由于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够独自担负起重构秩序的重任，这就需要一种强大的以军事为后盾的政治势力，通过大规模的政治动员，组织最大多数的民众起而抗争，完成民族自决的历史任务。”⑦

综上所述，社会呈现如此景观：从上往下看，国家垄断了所有权威与政治及社会资源，等级制的官僚组织从顶层到底层建立起来，每个人几乎是组织的人，即“单位人”或“公社人”，权力或命令可以无阻隔地执行到每个人身上；从下往上看，每个人又是原子化的，变成了“大众人”，独自面对着国家及其在身边的代表，也必须依赖国家与组织才能生存，自然要接受号召和动员。

这种社会结构缺乏稳定性，康豪瑟认为“大众人”很容易被克里斯马型领袖动员起来。有人论证毛泽东思想中有民粹主义成分，⑧尽管有争议，但毛泽东时常借助于群众的整体性力量解决社会问题。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发生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计有68次。⑨这些运动一方面导致了政治肥大，不事生产，经济困顿；另一方面导致了社会萎缩，人权不彰，所以加塞特认为：“在任何一个公共事务秩序良好的国家里，大众的角色都不应该是自行其是，安分守己才是它的使命。”⑩虽然颇具保守气质，但过分积极的公民在自由民主国家是不可取的。

当下中国的网络社会与民粹化政治表达

截止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络尤其移动终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政治参与的便捷，郑永年称之为“数字赋权”。萨拉·基斯勒等人提出“社会线索缩减”概念解释网络行为，“计算机中介交流中的线索减少会导致更多放纵的和反常规的行为，而这将致使更多极端的观点被表达，……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去个体化，还可能是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信息而不是其他的社会背景”。

技术赋权和社会线索缩减均由网络技术所致，国内很多学者也常用它们解释网络民粹主义的起因与表现形式。为何网络技术比我们更先进，网络控制更松散，信息社会更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却无突出网络民粹主义呢？网络只是搭建了一个平台，至于表演什么剧目，还是取决于其社会提供剧本。因此，需要从网络社会与当前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关系寻找答案。

中国大众社会社会是否已经发展成公民社会？一是原有群众组织的发展情况，二是公民社会发展状况。

文革中官僚组织破坏严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和重建，动员体制得以恢复和发展。但与以往不同，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来，经济发展又需要秩序，所以动员体制的角色主要转移到发展经济和维持稳定上来，尽管它仍然保持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型的，这会严重削弱作为“体制内”的群众组织其成员的利益代表功能，比如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岗，工会要求工人站在国家立场接受命运安排。再加上难以避免的“寡头统治铁律”，以及官员腐败的多发，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公信力和认同。所以它们很难承担起公民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

公民社会发展如何呢？中国学者大多用公民组织数量及其活动指数作为指标度量公民社会发展程度，认为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俞可平认为到2007年社会组织有8031344个，其中工会等八大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数量为5378424个，……学生社团、社区文娱团体、业主委员会、网上社团等各种草根组织数量为758700个，其中占总数近67%的工会等八大人民团体，政府并不视其为民间组织，其他社会组织总体上看比较“高大上”，而近2.69亿农民工基本上属于无组织状态。绝对值虽大，但和13亿多人口相比，并不多。这些社团组织成员集体行动的频率以及其成员参与频率，反映了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的质量，但目前学者多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的行为对政治的影响，多以质性概述，缺乏数量统计。所以王名强调中国在“走向公民社会”。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形态仍然是大众社会。

原子化的个人，往往可能因为某个事件，受社会道义和公正感驱使，积极参与政治，线上围观，线下骚乱，这是网络社会新的表达形式。网络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由线上走向街头，每每遇到中外紧张的事件，便会挑动大众的神经。当然网络对政府也是公平的，他们也可以动员民众支持，但由于政府公信力下降，除了在民族主义议题上有操控能力外，很难一呼百应了。

民粹化表达充满着反体制、反精英和破坏性。比如“药家鑫事件”。公民制度化的表达空间是狭小的，而原子化的个人的力量又是弱小的，网络空间为无力、无奈的个人提供了表达机会，为了赢取旁观人的支持，形成多数压力，诉诸民粹主义话语是非常好的选择，借助直觉正义和怨恨，能够很快地将旁观者动员起来，而且矛头对准了体制以及为其辩护的专家，支持他们的专家则赢得一片“赞”，容不得质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左派思想兴起，采用革命话语，美化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仇富、骂官、反智为其标签。民粹主义动员起来的大众，诉求的不是利益而是公正，所以不接受妥协，即便政府合理处理了事件，并不能消除社会怨恨。

社会治理创新

民粹主义属于底层民众的反精英体制的意识形态，软弱原子化的个体需要借助“超我”即伟大的集体人格“人民”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与诉求，人民在道德上是至高无上的，人民标签下的民众任何行为便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民粹主义在特殊时期虽然有些合理性，但诚如上面所做分析，它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巨大政治风险，因此需要社会治理创新做好防范。

基于以上分析，有节制地发展中间社会团体，赋予其相对独立空间，让其代表社会某群体利益，建立“忠诚反对”的制度，是个比较理性的选择。否则就是国家借助官僚体制对社会与个人实施“全景式”监控，完全做到是非常困难的，监控成本、经济与社会代价是难以估量的。赵鼎新认为化解民粹政治在于发展制度化集团政治，“国家既需要有弹压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又要有开放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的发展、缓解社会矛盾并将社会矛盾的表达和解决制度化的手段。”

虽然非政府组织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维持平衡关系有特殊作用，但网格化管理应更适合当前国情，由巡警、城管等构成的网格管理员，快速地将社会情报传送到信息中心或相应部门，从而实现对城市“无缝隙”监管。因此网格化管理在群体性事件预警和危机应急处理方面应用广泛，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

此外网格化管理可能会抑制社会自主性成长，同时公共产品仍然由政府垄断供给，不可避免地增加行政成本和财税压力。于是近几年在美国兴起的网络化治理，可以借鉴。斯蒂芬·戈德史密斯网络化治理模式具有专门性、创新性、迅捷性、灵活性和扩大的影响力等优势，它是第三方政府、协同政府、数字化革命和公民选择四种治理形态的整合发展。当前推进网络化治理，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建社会治理结构；二是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扩大公民参与，促进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个人的协同治理；三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既要克服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的弊端，更要防止把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全部推向市场。

（作者单位：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注释】

①陈尧：“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聚集到社会运动”，《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②③⑥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9, p43, p21, p40.

④［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80页。

⑤［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9页。

⑦郭为桂：“群众路线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东南学术》，2011年第4期，第19页。

⑧［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100页。

⑨张云：“共和国前30年‘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4期，第61页。

⑩［西］加塞特：《大众的反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t20140721_47437.htm.

［英］亚当·乔伊森：《网络行为心理学—虚拟世界与真实生活》，傅小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4~35页。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第16~17页。

王名：“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与趋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5~11页。

赵鼎新：《民主的限制》，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孙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32页。

陈胜勇，于兰兰：“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的公共治理模式”，《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