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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主义的

理论形态、社会运动及其局限

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4年第2期【专家特稿】栏目，全文可在“知网”或“超星”下载。欢迎学术公众号转载，请在本文下方留言，我们会及时授权。

摘要：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催生了由技术变革而引发的社会主义理论思考。“数字社会主义”“赛博共产主义”“交往社会主义”等理论以其敏锐洞察力，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数字革命进程中的革命性因素，对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做出预测，为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提供了借鉴，促进了社会动员和互助。不过，数字化时代新型社会主义理论，尚未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的颠覆效果。

作者简介：杜敏，法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依托数字生产劳动、积累的知识经济愈发成为以物质形态产品生产为基础生存条件的人类社会之重要组成部分。而21世纪的信息技术发展及其经济效益的开发，则加速了人类社会迈进数字化时代的步伐。数字化技术描绘出新的时代变革技术符号，在深深改变整个世界的交流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同时，也给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世界体系变迁、制度变革带来了巨大思考空间。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西方左翼学者在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去物理边界的思考中，发掘出令人欣喜的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数字社会主义理论。

01

数字社会主义三种理论形态

自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逻辑关系开始向左发展，出现了凯文•凯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保罗•科克肖特、理查德•沃尔夫、迈克尔•莱布维茨、叶夫根尼•莫拉左夫、理查德•巴布鲁克等左翼学者。他们着力于把数字技术变革的技术效应囊括于社会主义理论范式中加以考察。在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共同推动下，学者们在研究探讨数字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发展可能性过程中，产生出了赛博共产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交往社会主义等理论形态。

国外左翼学者对各种理论形态及其称谓并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和类型学研究，甚至有混用的情形。笔者认为，赛博共产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交往社会主义属于广义上的数字社会主义类型，它们都是在数字变革和互联网时代的新型社会主义理论。不过，就其本质而言，赛博共产主义、交往社会主义与狭义上的数字社会主义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理论志趣。本文尝试从各种理论发展路径、形成的逻辑动力入手，对数字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几种社会主义理论形态进行类型学区分，对每种理论类型本质、属性特征进行界定，从而厘清数字革命中几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向。

（一）政治、计划、资源配置：“赛博共产主义”

“赛博共产主义”是随着20世纪中后期互联网发展而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韦森特•摩惹诺•卡萨斯等人将“赛博共产主义”理解为依托信息和通信技术运作方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杜绝了私有财产权的社会计划体系。“赛博共产主义”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表现为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合理计算，辅以当前的计算机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高效实时配置的社会形态；同时，个体可以选择自己的消费偏好，进行民主的集体决策，通过知识使用来解决决策所需面对的复杂性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赛博共产主义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科克肖特强调大数据、网络等数字技术对前苏联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修正可能，认为赛博共产主义是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计划共产主义模式。除了部分学者对“赛博共产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赛博共产主义”往往指称与计划经济相关联的高度发达技术状态下的共产主义社会类型。

“赛博共产主义”源自对苏联时期共产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即计划管理体制的修正，其理论来源于理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理论思考，以及当代科技发展条件下回溯计划经济可行性问题时的再探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并于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否保证计划经济的有效性与科学性，“经济计算”在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变得尤为重要。多数右翼思想家否定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合理性，认为种种算法的运用依旧难以实现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精准性。在这些质疑的声音中，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最具影响力。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委员会缺乏消费者相关知识、信息，所以无法确立正确而有效的政府计划。米塞斯对计划经济持否定态度源自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中价值尺度的认同问题，即他认为缺乏货币的流通中介作用与市场存在，测算供需之间的平衡无法完成。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复杂性和数量庞大而导致其无法计算。右翼理论家质疑声音同样集中于计划经济时代有关算力的问题上。对计划经济运行中对象复杂性问题的质疑有一定的合理性。

20世纪中后期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代大数据技术运动和算力的不断提升，为左翼学者在回溯计划经济时代的算力和可行性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为“赛博共产主义”理论兴起提供了机遇。科克肖特对用数字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去配置资源的做法及其可行性充满信心，并以数字技术进步中的“赛博共产主义”回应右翼理论家对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科学性的质疑。按照科克肖特的观点，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积极回应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存在的问题。信心满满的科克肖特曾在2017年7月24日发表《大数据和超级计算机：赛博共产主义的基础》，阐发了共产主义阶段是需要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阶段，同时回应了米塞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合理性的歪曲。科克肖特认为米塞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可行性否定的原因在于：前者主张只有货币才能为比较成本提供合理的基础，用劳动时间来计算则需要列出并求解几百万个方程，完全不切实际；后者强调只有市场才是搜集分散的决策信息的有效工具。针对他们的看法，“赛博共产主义”提出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可以让这些质疑得到解决，其解决路径是：其一，大数据可以让分散的信息得以集中，从而为规划提供基础数据；其二，超级计算机的出现及其几秒钟内解决数百万个方程运算能力，足以使米塞斯担心的算力不足问题迎刃而解；其三，电卡支付方式可以用不可转移的劳动积分代替现金。

总而言之，数字革命解决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运行能力不足、运行方式技术掣肘的问题。在与右翼思想家的论争中，科克肖特坚持并积极宣扬马克思主义，以“赛博共产主义”的乐观和前瞻性，意识到新的信息技术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计算模式做出了生产力准备，其结果也将促使新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形成，并消除阶级差别，恢复技术进步和人道主义。

（二）社会、非物质劳动、共享：“数字社会主义”

狭义上的“数字社会主义”，最早是2009年由凯文•凯利提出的。通过借用“社会主义”的理论术语，他描述了网络信息时代无数进行无偿数字劳动的劳动者在“集体劳动”中结合而形成的非资本主义虚拟社会理论。“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大众在数字化生活中可以拥有多元化的生活、生产选择，同时产生了种种社会主义因素与积极社会影响。与“赛博共产主义”理论相比，“数字社会主义”概念提出及理论发展略晚，而且两者有着不同的理论路径与旨趣。相对于“赛博共产主义”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修正而言，“数字社会主义”侧重于对网络虚拟世界塑造社会主义可能性的阐发。“数字社会主义”以积极的社会主义话语范式诠释虚拟世界中出现的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类型，并对其进行伦理意义评价。

20世纪末期至今，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促使了互联网连接而成的虚拟世界从理论上突破商品生产、消费流通在地域范围中的物理界限，创造了新经济发展模式和虚拟的社会空间。除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外，依据先进的微电子、计算机、数字通信技术为基础形成的网络中枢系统成就了财富、权力和知识创造的多维度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来“新技术范式与社会组织相互作用”而产生“社会结构概念化”的网络社会。社会结构概念化的网络社会，之所以被称为“数字社会主义”，是因为网络社会中的全新景观特征和样态。“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理论支点是“非物质劳动”与“共享”。

“非物质劳动”是有别于机器工业时代以实物为劳动对象以及生产产出的劳动方式。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技术发展、劳动方式相比较，数字劳动以物质条件为生产手段，而其劳动产品表现为数据、信息、社会关系等非实物因素。信息时代工人劳动跨越了以机器生产为主要劳动方式，以体力消耗为劳动力的消耗方式以及依靠网络和网络平台进行生产的“非物质劳动”情形。泰拉诺瓦•蒂齐亚纳提出“非物质劳动”可以从劳动结果即商品的信息内容和文化内容两个方面来探讨。就前者而言，“非物质劳动”涉及越来越多的网络学、计算机技术的技能；而后者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更少涉及通俗意义上“工作”应包含的文化、艺术标准、时尚、品位、消费规范等内容。福克斯将“非物质劳动”称为“数字劳动（工作）”，它的“非物质”性特点体现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的数字化形态上。数字时代为消费者所熟知的脸书、谷歌、抖音、知乎等数字平台，其背后是大量在线用户为之提供数字劳动支撑和“产品”供应，即数字劳动者在人脑、数字媒体和语音的帮助下组织人类经验，为其创造具有在线信息、意义、社会关系、人工制品或社会系统等新产品。这些数字产品不同于机械生产流水线上生产物质形态的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它的产出对象表现为“数据”“信息”等非物质化的数字形态。在网络、数据技术的双重叠加以及依靠网络为组织架构的网络世界中，劳动者主动参与数字劳动的时空限制缩小，成就了广泛的自主生产的产品丰富性。除生产的知识、信息对象外，甚至还包括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所谓的“交流”“关系”“情感”“反应”等“非物质劳动”产品的活动。

“非物质劳动”产品之所以可以成为“数字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点，在于“非物质劳动”产品易于复制的特性和排他性占有、使用上的困难，从而为资源“共享”确立基础条件。实物形式的商品在其使用价值被消费后，其价值和物理形态往往会灭失或发生转移。而以“信息”“数据”“知识”等为表现状态的“非物质劳动”产品则极易于复制和广泛传播。巴布鲁克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数据”“知识”载体的变化对其传播效率的影响时指出，不管是纸张文本，还是影像技术都有着远超网络数据传播的成本要求，而工业4.0版本的发展时期，除了相关数据初次生产时所耗费的人力付出外，之后的每一份副本在网络系统的复制与传播，其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除非这些“非物质劳动”产品被国家（数字经济）以强制的方式商品化，否则就理论上而言，“信息”“数据”“知识”等数字化产品无休止地复制和传播，可以让每个人免费分享。数字“非物质劳动”产品的“共享”是数字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表明了在分配方式上拥有的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完全不同的“血统”。当然，“共享”也反映出“所有制”类型的社会主义色彩。

“数字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凯文•凯利，把“数字社会主义”理解为拥有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新”集体所有制下的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集体”不是指“集体农场”“国有工厂”，而是与虚拟合作社相连的桌面工厂，分享的劳动产品是应用程序、脚本，而不是共享钻头、镐和铲子等生产工具，从而保证“非物质劳动”产品无限的丰富性和共享的基础条件。所以，在“非物质劳动”产品属性定位中，网络集体主义营造出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去中心化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乌托邦景象：从开源主义到维基百科的群体共建，集体生产、“非物质劳动”产品与资本对网络殖民的博弈，在免费生产、免费分享、免费使用集体软件农场的过程中乐观地畅想未来资本主义替代的历史趋势。

（三）民主交流、关怀伦理、资本主义替代：“交往社会主义”

如果说“数字社会主义”是对数字化“非物质劳动”产品的共享为核心的理论范式，那么“交往社会主义”则是“数字社会主义”的多样性主体存在、交流以及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式的功能化呈现。“交往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网络化现实为物质基础条件，从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网络体系视角考察网络通信社会关系而形成了社会主义理论认知。“交往社会主义”的“交流”特性反映出与“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旨趣的差异，同时从社会主义的前瞻性视域审视、批判了“交流资本主义”悲观情绪，表达了对“交流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等领域殖民化现实的反抗。

2005年，乔蒂•狄恩在《交流资本主义：流通与政治的止赎》一书中提出“交流资本主义”概念，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狄恩指出，“交流资本主义”是网络通信技术下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形态概念化表达，而且它还正在经历“去政治化”的发展过程。狄恩所说的“去政治化”的原因不是因为人们不关心或不想参与政治，而是“因为我们的参与形式最终赋予了它本应抵制的人以权力”。数字网络的贡献者、在线参与者缺乏网络斗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处于现实社会弱势地位的人们，即使能通过资本殖民下的网络世界“重申了现实生活中的斗争”，但只要他们重申了这些斗争，他们就会被烟波浩渺的网络声音所覆盖或被掌控的舆论导向所取代。对数字革命下的资本主义批判，狄恩并不是单枪匹马。沿着狄恩的资本主义批判轨迹，“平台资本主义”“监视资本主义”“数据资本主义”等理论范式的出现，对以网络交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及其所掌控的网络交流、资源分配的世界反思一直不曾停歇。

上述资本主义批判范式表达了对数字革命中网络通信营造的虚拟世界被资本殖民化的悲观情绪。与此相反，“交往社会主义”反思“交流资本主义”腐朽本质的同时，尝试从社会主义的未来预期中颠覆资本主义的现实，创造共产主义的未来。为此，“交往社会主义”尝试从技术拜物教——关怀伦理、硅谷私有制——反馈基础设施重建、公共服务——激进的改革主义传播政治等三重维度夺取资本主义在数字革命中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霸权。

文字、声音和图像是人类早期主要的三种通信形式。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统通信形式之间融合为互联网通信方式的创建和扩展。网络通信以声音、文字和图像及其综合的方式成为“表达自我”“娱乐他人”的重要渠道。资本对网络世界的入侵及殖民化，在增加网络社会关系生产性的同时，产生了乔蒂•狄恩所谓的“凝结”“置换”“止赎”技术拜物教形式，更加造就了大众网络参与中的类似“害怕失去自己”的焦虑感等网络异化现象。在知识开放和维基经济学的共享机制被商品化的意外中，“交往社会主义”的理论防御出现了由政治领域转向“身体生产”、主体性等“非物质生产以外空间”的倾向。多娜泰拉•德拉•拉塔把“非物质生产以外空间”具体化为被自动化所接管的人类生活的相关领域。按照拉塔的观点，隶属于这些领域且长期从事着被剥削以及低酬和无酬工作的廉价劳动力，每天都需要从事敏感工作而身心受损的人们，他们是交流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往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交往社会主义”把“关爱伦理”引入交流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试图从集体和关系性的世界存在模式突破新自由主义对弱势群体的侵蚀。

02

数字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

“赛博共产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交往社会主义”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运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数字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科学技术以数字化为时代符号形式标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同时又以强大的变革力量，在网络信息领域渐渐地塑造着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形势。数字社会主义各形态以“共享”“公共”等社会主义属性为数字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理论借鉴，在促进政治组织构建、扩大社会动员和明确社会变革等方面的社会斗争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一）促进政党组织构建

在政党的政治生命历程中，数字化时代的网络与大数据扮演着重要角色。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竞选团队通过大数据的精准分析与推特的定向宣传为其赢得选举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在组织构建方面，数字化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年印度人民党采取了“只要拨打一通电话，就可以直接入党”的举措为其扩充了大量成员。

同样，数字革命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思潮以对现实的敏感性和理论自觉反映出当前社会主义运动数字化的趋势及其必要性，并发挥社会主义公共性在政党构建中的作用，把政党与民众联系的重要工具——互联网转化为建立联系、吸纳成员的方式，如美国共产党的党纲规定，居住在美国、年满18岁的公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写信的方式，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同时，网络也是左翼政治组织开展活动甚至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

政党政治数字化的发展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政党在组织架构等方面提供了便捷。互联网终端的普及降低了政治技术门槛，减少了政治参与成本，增加了组织灵活性和多样性，因此机遇总体大于挑战。

（二）扩大社会动员

数字社会主义是与数字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理论范式，它试图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上，利用数字化实现工人阶级的自主生产、休闲增加和从工资劳动的限制中得到解放。福克斯将这种类型的数字社会主义也称为“交往社会主义”。“交往社会主义”理论尊重通信领域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主张通信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和合作社式的公共服务媒体管理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运用于社会主义的变革路径中，努力克服社会主义传播政治中“反动改良主义”和“乌托邦式的革命浪漫主义”缺陷，用“关爱伦理”促进工人团结，发展社会动员。

“交往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起点是社会动员，即通过网络动员来促成社会运动，并日益发挥其强大的联络、抗议等功能。2011年发生在西班牙、希腊的“愤怒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类似使用推特等数字媒体和网络交流方式成为政治交流、激励人们采取行动、现场组织社会运动的实际系列行动“套路”。2014年4月，美国从事公共关系研究的机构万博宣伟所进行的一项新的开创性研究揭示了数字和社交媒体时代引发的一种新兴的工人社会运动的高涨。该研究报告称：50%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其雇主的信息、图片或视频，16%的人在网上分享了对其雇主的批评或负面评论。现代数字网络平台在社会运动的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脸书、推特等自媒体平台成为人们抗议、发表意见、推动政治议程非常有效的手段。朱利安•菲雅克等人根据巴西左翼团体在数字平台所使用的词汇分析所做的研究显示，在抗议活动中，通过脸书进行对话和信息共享这种形式发挥了核心作用。

（三）促进社会变革

数字社会主义产品的共享成为社会主义属性的象征。在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中，它塑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富人向穷人施舍的社会慈善或救济模式。自21世纪以来，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推行公共物品的商品化和私有化的大背景下，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斗争需要把实现财产公有与共享放在核心地位，坚持把全部运输业、教育、传播等社会资源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的观点。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传播领域的政治变革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交往社会主义”把“传播”从文化领域纳入到政治领域，在“公共服务和公民社会”领域中发掘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建立“激进的改革主义”的传播政治，甚至通过推行数字基础设施的国有化的革命主张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萧条，造成了数亿人失业，全球劳动力中大量劳动者流离失所。在资本主义政府懈怠的抗疫政策中，社会底层民众通过互联网建立起资源共享机制，成立线下实体机构。英国疫情期间，通过互联网方式在全国组建了至少1500个地方新冠肺炎疫情互助团体，总共注册人数超250万人。为了扩大宣传，让更多无法使用互联网的民众参与到活动中来，新冠肺炎疫情互助团体还通过印制宣传材料进行线下动员。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后，通过网络形成互助团体的情况开始涌现，尤其是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全国出现了1000多个互助网络团体以及社区巡逻和必需品分发的网络团体。

另外，数字基础设施国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针对谷歌、亚马逊、推特等互联网巨头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公共平台这一现象，美国纽约大学的瓦森特•达哈、美国作家理查德•艾斯科等左翼人士提出需要将社交媒体平台“国有化”以实现其作为舆论广场的公共属性。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倡导者莫拉佐夫，反对新古典主义把价格体系作为资本主义市场信息唯一的“传送器”，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数据基础设施，利用数字时代的科技能力提供未来计划经济的反馈体系。詹姆斯•马尔登主张，数字平台的规模和实力不断增长，促使人们呼吁将这些平台巨头转型为公用事业公司,即通过被平台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和平台用户的集体行动，建立反击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从数字平台资本家手中夺取平台控制权，实现数字时代的平台社会主义。

03

数字社会主义的局限

在理论方面，数字社会主义的局限在于，西方学者在阐述相关概念、理论内涵时，并没有对三者之间进行严格且清晰的区分。但根据相关学者对数字时代社会主义思潮论述的逻辑线索、价值旨趣和所涉及论域等方面的综合，不难发现数字时代社会主义思潮理论体系呈现出多重维度、多重路径、多重逻辑的多维性特点。“赛博共产主义”尝试从网络信息的多渠道和覆盖面，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强大算力，来探讨弥补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曾出现的数据收集和算力不足问题。“数字社会主义”则是以数字劳动为基础，诠释了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形成“非物质产品”共享的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非现实世界。“交往社会主义”从价值属性层次描绘了网络通信领域中，以“关爱伦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性社会景观。

数字社会主义的多维性，一方面展现了左翼学者对数字时代社会主义关系的乐观，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多维性”破坏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合力效应与整体性。因此，左翼学者就数字社会主义是否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否实现资本主义制度替代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论。争议背后的逻辑也反映出了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思潮本身缺乏说服力。尤其在异化问题方面，大多参与数字社会主义探讨的学者否定了数字社会主义与扬弃异化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现实层面，数字社会主义也存在着困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是在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描绘。正如列宁所说：“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避免的。”三种数字社会主义形态皆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现实环境，尝试在数字科技进步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数字革命背景下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理论勇气，它们借鉴共产主义理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模型，辅之以数字技术的历史进步意义，构建出新科技革命下的新型社会主义未来景象。但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基础所决定，数字社会主义的三种理论形态尚未有效转变为制度化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更没有实现社会的变革与真正转型。

以“交往社会主义”反抗“交流资本主义”为例。当前“交往社会主义”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应有的目标承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背景决定了硅谷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理想依旧需要依赖“硅谷私有制”现实基础。“数字社会主义”概念化投射出的景观，如果需要在实践中转变为革命的物质力量，那么就需要对“数字社会主义”反馈机制进行重置：按照“硅谷私有制——反馈基础设施重建”的变革路径，为建设“交往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反馈基础设施”建设的逻辑起点是被巴洛所否定了的“身体生活的地方”——物质世界。莫拉左夫清醒地认识到“产生‘反馈数据’手段的所有权和操控至少与谁拥有数据本身一样重要”，他明确了科技巨头拥有科技资产、“反馈基础设施”被私人资本掌控的基本事实，明确私有财产制度是社会主义变革的最大障碍，其关于“交往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已经深入到制度变革本身，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交往社会主义”尝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物质基础条件下变革“反馈基础设施”的生产关系类型极具革命色彩和资本主义批判性特征。然而，就激进的革命思想的社会动员效果而言，其尚未形成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力量。数字社会主义定位于超越资本主义新型场域，拥有新的合作形式、新的集体所有制、公共产品共享等一系列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潜力，是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当中社会主义萌发和成长的绝佳土壤。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造成了共有物品渐渐被商品形式、阶级关系以及资本所侵蚀，甚至造成了共产主义潜力发挥障碍重重的可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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