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主办的全国图书质量管理工作会议透露，今年中宣部和总局将联合出台关于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相关办法。这是继去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后，中央再次就提高、强调社会效益计划出台相关文件。为此，《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及有关专家，请他们介绍如何制定社会效益考核办法，在提高社会效益上有哪些好的做法和建议，以便为政府部门和其他出版单位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于社会效益的考核办法、考核指标，每家出版单位情况都不尽相同。《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7家出版集团、9家出版社后发现，社会效益权重、获奖图书、重点出版物等指标，是出版单位考察社会效益时一般都会设置的类别。只是各家会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在指标设置分类上、权重上有所区别。

标准高：考核权重不低于50%

※ 有些出版单位在社会效益考核上早就有了相关的办法，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

※ 有的出版单位则从今年开始，大力推进社会效益考核，如黑龙江出版集团、北京大学出版社、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 还有些出版单位正在提高社会效益指标权重，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化学工业出版社等。

《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中，明确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记者通过对多家出版单位调查发现，基本上考核权重都以此为标准，有的甚至提出了高于中央要求的标准，而且大多将社会效益考核与单位负责人薪酬直接挂钩。

有些出版单位在社会效益考核上早就有了相关的办法。比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伊始，即制定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办法》，制度颁布当年便对集团下属各出版社进行社会效益考核。据集团副总裁李远涛介绍，根据现行规定，社会效益考核占综合考评的权重为30%。2015年，《指导意见》印发后，世纪集团启动研究把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考核权重提升为综合考评的60%，并计划从2015年度开始实施。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开始实施《公司所属企业年度考核暂行管理办法》，其中，社会效益考核权重为30%。总经理田海明告诉记者，2015年年底，社会效益考核权重已调整为50%以上，重要的单项指标且有一票否决权，重大出版工程社会效益的权重则会更高。田海明说，考核的结果要与出版单位的年度效益挂钩，以此作为下一年度出版单位总薪酬、出版单位薪酬增长幅度、出版单位主要负责人薪酬上限的依据。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以重点出版物和产品线建设为主线，以扩大市场品种供给、提高社会影响、提升零售市场份额为考核主要目标。按照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每1分对应负责人岗位年薪的1%予以薪酬奖励。根据集团社会效益考核要求，2012年起不设社会效益加分上限。据董事长童健介绍，从几年的考核实践来看，社会效益指标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直属单位负责人绩效薪酬占比在30%左右。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在2014年集团融合组建后即制定了考核办法，董事长禹鸿斌告诉记者，2015年，集团对办法中社会效益指标考核进行了调整、细化，目前社会效益考核权重占到50%。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也从2015年开始，在企业负责人薪酬考核中，社会效益在分值权重中占50%。

有的出版单位则从今年开始，大力推进社会效益考核。据黑龙江出版集团董事长李久军介绍，自2016年起，在集团与各直属单位签订的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中，专门制定社会效益目标考核内容，要求社会效益目标考核占比不低于50%。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在2016年将社会效益纳入编辑部门年度考核指标，与经济指标各占50%的权重。2016年，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台了对各子出版社的考核办法，提高了社会效益的考核占比，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考核各占50%。

此外，还有些出版单位正在提高社会效益指标权重。比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来实行的绩效考核制度社会效益考核指标权重占45%，社长李学谦表示，最近正在对办法做进一步的修订，提高、细化社会效益指标。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岩介绍，该集团也正在调整双效考核指标体系，尤其要加大社会效益的考核比重。化学工业出版社多年以来对编辑部门的考核一直采取社会效益考核和经济效益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总编辑潘正安介绍，今年还将加大社会效益考核所占的权重，质量、核心业务、重大项目完成情况都作为社会效益考核的关键指标。

指标细：综合考量各个方面

※ 时代出版传媒对出版主业从10个方面进行社会效益考核，包括出版物内容质量、专业特色、重点出版物出版等，将集团旗下9家出版单位业务板块和资源壁垒打通，形成教育少儿、社科文艺、艺术品3个产业集群，尝试分板块进行社会效益考核。

※ 广西人民出版社对承担主题出版及重大项目的“理论读物出版中心”等编辑部门不设经济考核指标。

调查中记者发现，根据本集团、本社发展特色，每家出版集团、出版社的考核指标重点不尽相同。

部分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指标考核图表

图表1：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图表2：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王佳欣/制图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考核包括获奖图书、重点出版物、重点出版工作、走出去、对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和技术创新的企业奖励等7方面的内容，每个方面都有加分或扣分设置。比如对获得国家三大奖的出版物每种加3－5分，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经集团认定的各类国家级获奖图书每种加1－2分。童健特别提到，针对集团新书品种少、市场动销品种不足的薄弱环节，集团把新书品种、市场图书销售收入等反映产品生产和市场覆盖能力的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按照每年增长10%的目标进行考核。

时代出版传媒对出版主业从10个方面进行社会效益考核，包括出版物内容质量、专业特色、重点出版物出版、获奖出版物、选题实现率和出版物再版重印率、出版物市场影响（包括畅销书）、走出去、出版物质量、出版物宣传、数字出版。每一方面均有明确的分值设置、考核评价体系和赏罚标准。此外，根据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要求，将集团旗下9家出版单位业务板块和资源壁垒打通，形成教育少儿、社科文艺、艺术品3个复合型、集约型、专业化产业集群，尝试分板块进行社会效益考核。

黑龙江出版集团考核指标包括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情况、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责任、科技创新和管理、文化走出去、党建与干部队伍廉政建设五方面。每项基本分数为10分，总分为50分。李久军告诉记者，2016年，集团在社会效益方面制定了“双十”目标，即10种图书获国家级奖励和进入国家重点支持项目，完成10家县区级新华书店改造升级。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的考核指标包括内容导向、产品研发、受众反应、制度建设、提升管理5个大项，权重分别占10%、13%、6%、6%、15%。禹鸿斌告诉记者，在对集团下属的发行企业进行社会效益考核时，根据发行企业特点，五大项指标又有一定区别，主要是内容导向考核重点为“发行的图书导向正确”，取消了“产品研发”，设置了“课前到书”“经营结构优化”等方面内容，社会效益指标权重同样达到50%。

青岛出版集团社会效益考核主要包括三方面，副总编辑高继民告诉记者，一是要求每年的重点图书出版必须占到集团总出版量的1/10以上；二是确保一级版权资产图书的立项、投资和生产进度；三是要对图书坚持政治导向和内容质量实行一票否决制。

2016年3月，广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制定了社会效益考核办法。社长卢培钊告诉记者，办法结合人民社的专业定位，分设主题出版、重大项目、获奖图书、社会影响、媒体宣传等5个类别进行考核。同时，加大对精品项目的投入，加强重点项目的资金安排，对承担主题出版及重大项目的“理论读物出版中心”等编辑部门，配备精干编辑力量，不设经济考核指标。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主要考核4个“力”，即引导力、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副社长柯尊文向记者一一解析，引导力是方向，占20%权重；传播力是企业硬实力的体现，占50%权重；公信力是保证，占20%权重；影响力是延伸，占10%权重。

实操篇

提高社会效益靠什么

如何提高社会效益？出版单位的做法非常多，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后进行归纳时发现，对于出版单位来说，好书是根本，人才是保证，制度是重点，这三者缺一不可。

资金扶持重点图书

对重点图书、原创图书进行真金白银的扶持，这是在受访的出版单位中普遍会采取的做法。

自2011年以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每年都投入1000万元扶持传统出版，按照“扶强扶优”原则，形成做双效俱佳品种、做有效市场品种的主业发展导向。2015年，集团新设融合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再投入1000万元扶持新兴出版项目。

时代出版传媒设立了出版专项基金，每年拿出1000万元，支持各出版社打造专业强社，从财力上支持一线编辑出精品，推动各出版单位一心抓项目、专心抓精品。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沈元勤告诉记者，该社从2014年起设立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每年拿出200万元用于资助社会效益好、学术价值高的出版物。江西高校出版社每年拿出100余万元资金对重点图书和项目进行资助，解决做重点图书、创造社会效益在具体实践中的一些矛盾。社长邱少华介绍，在重点图书等项目的成本结算方面还给予特别优惠的支持，解决年度结算可能容易导致编辑部门追求短期效益的问题。

“法治”提升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对提高社会效益包括双效俱佳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出版单位对于质量管理强调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靠“法治”提高质量。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近年来不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据副总裁李岩介绍，集团完善规章制度，出台了《出版物质量检查办法》《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出版物审读实施办法》《关于加强出版导向管理的若干意见》等。明确四级责任，分别为集团、各单位、编辑室（分社、分公司）、责任编辑，一级管一级，层层抓落实。建立6项机制，包括建立总裁办公会、党组会专议导向和内容质量的机制，确立“十二种机制”确保内容质量优良，建立两级审读机制，建立约谈机制，建立总编辑例会制度，建立质量预警和上报机制。

为了把好图书质量第一关，人民出版社在选题论证环节成立了由20多名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在网上对选题实行“双盲投票”，就是编委投票时不知道选题的责任编辑，责任编辑也不知道是谁投的票。编辑提交的选题只有获得2/3的票数，才能顺利通过。

人才带来示范作用

名编辑出好书，好书才能带来社会效益。为此，出版单位在人才培养上也是不遗余力。

2010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建立首席编辑和青年领军人才制度，充分发挥优秀编辑人才对集团编辑队伍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促进内容策划与编辑能力提升，促进主业可持续发展。

黑龙江出版集团也从2012年起，对集团所属出版社实行首席编辑制。各出版社可根据自己的情况，每年推选一位骨干编辑为首席编辑，在选题策划、人员调配、资金使用和宣传营销方面给予优先支持，从而真正发挥首席编辑的引领示范作用，为提高社会效益提供人才保证。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则向社会效益突出的编辑进行倾斜，比如，年终社长奖励基金对社会效益突出的编辑予以奖励，年度“十佳”优秀员工评选时对社会效益突出的编辑予以倾斜，在职称评审时优先推举社会效益突出的编辑。

观点篇

考核指标制定要因地制宜

——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

对于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此前曾做过专题调研，并在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开展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评估的思考》一文。近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魏玉山，请他谈谈目前出版单位在社会效益考核中出现的一些变化，同时给出具体的考核指标制定建议。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后，各出版单位积极落实。据你观察和了解，目前出版单位在制定社会效益考核办法上普遍表现如何？

魏玉山：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不是一个新的说法。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央领导就已经提出这个观点。现在中央制定文件是一以贯之的。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一些出版社已经探索和制定了一些社会效益考核的办法，我在2013年、2014年去上海、浙江、陕西等地做过一些调研，很多出版单位都制定了本单位的考核办法。很多单位在《指导意见》出台前已经有相关的考核办法了，文件出台后，又根据要求进行重新修订。而过去没有制定考核办法的单位，也在积极着手制定。普遍来看，出版单位对于《指导意见》都主动思考，积极落实。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办法中，你认为目前有没有好的做法，其中又存在怎样的问题？

魏玉山：据我了解，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很早就制定了对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办法，而且考核指标较为全面、具体，包括图书出版结构、学术图书、再版率、走出去、获奖等多项指标。浙江省委宣传部和财政厅对全省文化集团也制定了考核办法，尤其注重宣传舆论导向。

目前来看，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不同的，经济效益主要从产业角度对经济规模、经济运行质量进行考核，社会效益主要是根据出版物内容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影响来评判的。还有对于那些负能量、负影响的图书，或者内容上有问题、违反《出版管理条例》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图书，肯定社会效益不合格，可以一票否决。

还存在分歧的是，社会效益的指标权重。比如获奖图书，获得哪些奖算是社会效益体现，或者获得各种奖的社会效益权重又如何来确定。因为有的领域经常评奖，有的领域很少评奖。又如，一般来说，中央出版单位获奖多，地方的出版单位获奖少，如果这部分权重大，可能有的地方出版单位就一直社会效益不好。再如进入国家五年规划的图书、年度重点主题出版的图书、不同类型基金支持的图书，这类图书应该社会效益比较好，但分值应该占多少，这也需要细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今年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在研究制定社会效益考核办法，对此你有哪些建议？

魏玉山：中央可能要出台一个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由各个出版单位进一步细化。这里面需要考虑很多不同的情况，比如因为出版水平的不同，不同地区的社会效益考核办法应该是有差异的。各个地区每个类型出版社的考核办法也应该不同，比如科技、少儿、古籍、教育等，可能都要有所区分。这也提醒出版单位，制定考核办法时，要因本单位具体情况而定，不能够照搬别的出版单位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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