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尚其实就是一定时期流行的社会价值观、追求取向、审美心态及其所表现社会的和生活的行为。简而言之就是社会风气、社会价值观。

中国历史上社会风尚转变最大的一次就是明朝中后期。明朝中后期社会风尚的变迁，大体经历这样的过程：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普遍逾制——消费方式更新——人情风俗改观。

明朝中后期，由于皇帝荒淫无道和不管事，社会松动，自由发展，结果诞生出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大量新富裕阶层的崛起。新富阶层成为明朝中后期社会变化的受益者，他们掌握大量的社会财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变化。

新富裕阶层掌握大量社会财富，虽然他们身份地位没怎么改变，但国家控制减弱，使得明朝初期各种身份等级制度慢慢松动。他们从服饰、饮食、出行上开始了全面违背礼制，也没人管。而且这些人有钱，可以花钱买官位，捐官。又有钱又有权，保证自己的违背礼制。他们的竞相消费带动了社会消费方式的更新，社会进入到了一种炫耀财富、炫耀消费欲望中，继而人情风俗也随之改变。

明朝中后期社会风尚主要有三个显著的变化：

价值观转变，炫耀心理，纵欲之风。

价值观转变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巨大的商业利润刺激了人们的欲望，社会下层人们将这种欲望变成了赤裸裸的公开的利益要求，在“义”和“利”的天平上，将砖码倾向了“利”的一方，“重利”的成分已经超过了“重义”的成分，重利轻义成了这一时代社会中下层人民的价值观。

人们发现经商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一时间经商成了人们谋生牟利的主要手段。

“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室家属，只看你归来所得利息多少轻重。得利多的，尽皆受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

“成弘以前，民间推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正嘉以后，“业贾者什七八”。

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甚至将夫妻、兄弟、朋友间的情义抛到了九霄云外。

《二刻拍案惊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话说有一个叫满生的人，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是焦大郎帮助了他。满生甚至还跟焦大郎的女儿偷情，焦大郎不但原谅了他，还将女儿许配给他。

但当他发达后，经叔父介绍，认识了名门闺秀朱氏。因朱氏家产丰厚，其父又作高官，满生觉得这一切都对他的前途有利。于是在财利的诱惑下，完全不念与焦氏往日的夫妻情义，毅然抛弃了妻子焦氏而选择了朱氏。

利益面前，什么亲情、爱情都是扯淡。

随着社会上重利、重商价值观念的形成，社会下层人民通过经商，经济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那些做大买卖的商人，拥有了巨万家产，原本属于社会下层的“贱人”的社会地位渐渐变得受人重视、尊敬和仰慕。

明代中后期的重利轻义、重农轻商、由富而贵的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直接影响了当时下层人民的社会心理的大转变。

炫耀、攀比、竞奢心理

在封建等级社会里，炫耀本来属于社会上层，也就是权贵们的资本，他们拥有高贵的身份，雄厚的财力和充分的闲暇时间等值得炫耀的资本。而对于社会下层人民来说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也不会有炫耀心理。

但明代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下层人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人身自由程度提高，人们选择行业的自由度加大。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新富裕阶层掌握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这让他们具备了炫耀的资本。所以，下层人民的炫耀心理渐渐形成并影响当时的社会风尚。

《客座赘语》上记载：

南京“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己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

纵欲之风

明朝中后期帝王相将、各级官吏、名流雅士，下至士农工商、普通百姓、市民，包括小商贩、农民、奴婢小厮、优人乐工，还有和尚道士尼姑、市井游民、流浪者等无一不卷入了性纵欲的风潮，都在人欲的膨胀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追求感官刺激的性文化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扩散，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背离传统伦理的轨道。

明朝中后期，有一个叫郝大卿的监生，长得风流俊美，落拓不羁。有一年清明节，出城外踏青，行至城外尼姑庵，记起风闻庵内有美貌女尼，色心即起，于是进庙勾引。原来庵内有两个妙龄女尼也有春心，两厢一拍即合两人与郝大卿不舍昼夜。一晃两个月过去了，郝大卿方思归家，两女尼却不干了。她们施法，使郝大卿无法归家。郝大卿无奈，只好继续留在庵中，最终油尽灯枯，丢了性命。

僧尼都卷入到了纵欲之风中，由此可见，纵欲之风的夸张。整个社会道德江河日下，世风颓败。人欲横流，不知廉耻、无所忌讳、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弥漫着纵情声色、及时享乐的气氛，一切被奉为神圣的礼法道德和理想信念被踏在了脚下。

没有理想引导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理想追求的民族，是可悲的生物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