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曾经在大学期间参与和发起了众多公益和慈善活动，也与众多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慈善组织和基金会打过交道。近些年和他们接触下来的感触是，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越发逼仄。我猜想这可能是导致第三方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在各大社会灾难面前严重缺失的重要原因。一个健康的社会存在多种维度的秩序，一方面是政府所主导的管理秩序，其以提供公共物品克服外部性实现社会最优为目标，另一方面是社会个体的自发秩序，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一定的外在秩序下自发形成了市场以及其他个体性行为。这两种秩序各有其优缺点，自发秩序常常存在混乱以及偏离集体最优，而集体秩序通常忽视了本地性的偏好，在信息获取方面也不具备优势。

在这两股力量之外，基于民众自发形成并同时具有一定规模，能够在政府和个体之间扮演联系纽带的社会组织，应该成为一种新的弥补剂存在。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本地信息优势和较好的诉求反馈机制，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原子化的个体直接面对社会和国家所带来的混乱。社会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公益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等，其核心是个体自发选择并组成的介于政府和个体之间的第三方组织，由于其不盈利的特性导致其主要是基于价值或情感认同而成立，而非基于利益诉求。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重大灾难事件的救援始于2008年，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众多公益慈善机构都是在这一年，在抗震救灾中建立起来的，比如我们熟知的壹基金。由于无法进行反事实的比较，即没有社会组织时抗震救灾会是怎样？是更好还是更差？可能无法定量推算社会组织的效果。但我作为2008年汶川地震的亲历者，直观的感受是社会力量的参与是政府力量的有力补充，大大缓解了官方力量的压力。例如我所在的四川省绵阳市，当时接受到的大量帐篷、食品等物资捐赠都是通过壹基金以及其他明星个人基金会的渠道进来的。彼时另一个有意思的点是，政府在刚刚疏通的通往各个灾区道路入口，除了给官方救援留了通道，也给众多社会组织留了通道，仅劝退了很多试图单独进入灾区的个人志愿者或规模较小的机构。

2008年的灾难激发了公民意识、慈善观念的大发展，大批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和慈善基金会建立，民间慈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是天灾留给后来社会不多的遗产。但很快这股浪潮就慢慢退出，其原因很多，一方面，草根组织的无序管理和丑闻频出耗尽了公众的耐心，另一方面，社会机构从注册到业务，都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监管。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组织为求生存自发开始了“国有化”浪潮，要么都选择加入官方背景，要么选择吃皇粮以维持生存，通过行政发包制赚政府的钱，而从根本意义上丧失了社会属性。

社会属性丧失的后果在武汉疫情中开始充分体现，社会组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参与社会治理中进来。武汉疫情期间，面对全国大量的现金和物资捐赠，政府并未大面积放开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渠道，而统一由政府主管的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负责，造成了物流的淤积和治理失效。武汉疫情时期我曾发文讨论这一问题，指出政府应该做好平台型组织的工作，由民政部门核准具有资质的专业社会机构进入，放开除官方外的慈善基金会的物资捐赠和接受通道，在保障秩序情况下，让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到灾难救治中。这是社会化治理的本意。令人遗憾的是，两年后，在一个经济更加发达，政府更加高效（或许吧），民众素养更高，也是拥有更多社会组织的城市，第三方力量在本轮上海疫情中的参与仍然十分有效。现代官僚管理体系自上到下一直深入到社区居委会，虽然在名义上居委会是基层自治组织，具有本文所谈的社会组织的特性，但在实践中其更多扮演了政府神经末梢的角色，而在反映组织内部民意方面明显不足。导致在官方被堵塞途径之后（例如12345打不通），民众需求无法得到及时反馈，带来了基层治理的许多疏漏。

试想如果政府批准一些有专业资质的民间救援队在疫情期间如同外卖小哥和骑手一样，也能在封城期间活动，并部分扮演起医疗救治的工作，在医疗资源不足，信息无法及时反馈的同时，依靠民间的呼救和社会组织的及时响应，我想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死亡。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我想也不会缺乏足够多的有能力有意愿参与其中的志愿者，缺乏的是参与通道和机会。即便对于医疗这样的专业服务，尚且存在社会组织所无法覆盖的地方，但例如信息搜集、物资配送等工作，是完全可以由社会力量进行有效补充的，再不济，扮演下12345的接线员和记录员，总是可以的。

现代社会组织的发展，背后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由杜威开创而由迈克尔桑德尔发扬的社群主义和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空间理论。这些近现代哲学大师们提出这一观念的背景是在割裂纷争的时代，由强调公平正义的罗尔斯和强调最小国家的诺齐克界定了现代政治光谱的左右两极。哈贝马斯和桑德尔们试图跳出这两个极端从人与人的互动中寻找第三种可能。他们摒弃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个体主义视角，而将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深入到社会互动中，强调个体的社会属性，强调拥有共同利益、历史文化、居住地理区域的不同人群的互动。他们最终希望，通过社会性互动重塑关于个体性的定义的同时，也能够在实践层面通过公共空间的建立、公共对话的产生，形成新的组织，在克服个体自发秩序的混乱和避免多数暴政之中寻找平衡。这一哲学理论催生了现代社会组织的发展，甚至推动了政治观念的发展，如罗伯特达尔关于多元政体的表述就参考了社群主义的理念。

现代化治理体系应该是宽广的，多元的，也是多方妥协的。基于此，我特别想呼吁社会力量重塑和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倡导不同价值认同的个体基于各种途径组成中间共同体，在合理的范围内开展公共对话和公民自救，这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体系和政府体系的有力补充，也是现代化治理的真正进步。

事实上，这一观念并不新潮，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就提出，法国大革命前夕，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群体已经消失了，原子化的个体以赤裸裸的方式面对中央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