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文字狱、株连九族是中国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特有产物之一，是中国封建暴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腐朽，这种封建的禁锢、镇压、杀戮手段也愈来愈厉害，愈来愈骇人听闻。

避讳

在封建专制时代，避讳的形式有多种多样。

其一，晚辈的名字中不能用长辈名字中使用的字，同音、同义都不行，否则就是小儿犯上，忤逆不孝。所以，名字又称名讳。

其二，晚辈不能对长辈其呼其名，也不能在行文中直书其名，长辈行文则多用“父讳不具”的款式。

其三，庶民百姓不能直呼皇帝之名。皇帝死了有名目繁多的忌讳，譬如死就用晏驾、驾崩、山林崩等字眼。

唐代为避讳太宗李世民讳，凡是书写行文有“民”字的地方一律改用“人”。在唐代还有因避父讳而不参加科举考试的例子。如著名诗人李贺其父叫晋肃，他因避父讳而一生不去考进士，因“进”、“晋”同音。对于这种愚腐不堪的行为，有人曾经进行过辛辣的讽刺，说如他的名字中有“仁”，则他的子孙不要做人吗？如果他老子的名字中有“范”，他便不应吃饭，而应吃草，如果说吃饭，那不是会认为是吃老子的肉吗？

清王朝时，避讳之风更盛，甚至在校勘古籍时，也要十分留神避清皇帝名讳。例如，清末胡克家在校勘重印《昭明文选》时，为避皇帝名，蓄意玩弄文字减笔，竟使书中出现了近三十处缺胳膊少腿的字。如书中为避清圣祖（康熙）玄烨讳，将“玄”字最后一点去掉，将“烨”字的“十”字去掉；为避清世宗（雍正）胤禛讳，将“禛”字最后一点去掉等等。

文字狱

后来，文字避讳进而发展成为“文字狱”，成了封建统治者镇压具有反抗倾向或触犯其忌讳的文人的手段，故意从他们的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禁锢、杀戮。

“文字狱”在明代以前的历代王朝不同程度的出现过，尚不严重。到了清代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日趋腐朽反动，“文字狱”也愈来愈严厉，愈来愈骇人听闻，惨不忍睹。在清王朝统治的二百六十七年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维护满州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对于统治集团内部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都采取了严格的镇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期，清朝统治者曾大兴“文字狱”，前后见于记载的约有七、八十起。

据《痛史·庄氏史案》载，康熙二年，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印刷出版了朱国祯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事，其中多有诋毁满州文句，被人告发，清王朝将已死的庄廷鑨开棺戮尸。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等被杀七十二人，流放充军者有几百人。

又据《清代文字狱档》载，康熙五十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所著《南山集》一书中，叙述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史实，而触怒了康熙帝，清王朝将戴名世满门抄斩，还处死了许多有牵连的人。

另据《清世宗实录》载，世宗雍正四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江西试题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嗣庭奉派主持江西举人乡试，所出试题中有“维民所止”四字，被人诬告“维”、“止”二字，是有意砍掉“雍正”的头，怀有要将当今皇上雍正斩首之意。于是，清王朝兴师问罪，大加杀戮。除宣布这次考试无效外，查嗣庭下狱论死，被酷刑折磨死于狱中后又下令戮其尸，夷三族，株连数百人。

还据《清高宗实录》载，高宗乾隆五十三年，湖南来阳生员贺世盛作《笃国策抄》，书中论及清代的政事，认为当时用金钱捐官制度流弊极多，因而得罪了乾隆皇帝，贺世盛被处死，妻子皆充军。

还有个叫徐骏的人，因所作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被人诬告为是讽骂清王朝是异族入主中原，不识汉字，不懂礼教，徐骏被下狱处死。

正因为如此，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在《咏史》诗中曾写了这样两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株连九族

“株连九族”始自上古“三族连坐”，后由隋炀帝发展而成，历史已久。远在战国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有“族诛”、“连坐”的刑律。商鞅变法时加以扩大，更加具体化了。《商君书·赏刑》篇说：“守法守职之吏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据《隋书·刑法志》载，隋炀帝统治时期，由于对人民苦役百端，征敛无底，致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为了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于是就大肆酷刑峻法。他规定，凡是起来反抗的，“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后来规定反抗者籍没其家，地方官因而“各专威福，生杀任情”。到杨玄感起兵后，又规定诛九族之法，“其尤重者，行轘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

据《隋书》卷六十七《裴蕴传》记载：暴君隋炀帝对裴蕴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蕴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

又如刽子手于士澄，一次就逮捕二千余人，其中查实有反抗暴隋斗争的只有五人，但这个刽子手却将二千余人全部杀掉。

就这样，“三族连坐”被暴君隋炀帝发展成“株连九族”，甚而破棺鞭尸，无所不用其极。

后世之所谓“九族”有三种说法：一是以直系自高祖至玄孙为四族，旁系，自己身横推三从兄弟，共为九族。二是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九族。三是指本身以上的父、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为九族。甚至包括老师、同学、朋友、同情者等等，其实远不止“九族”。

株连灭族的酷刑在唐代武则天时有了进一步发展。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神功元年有一个相面术士，诳骗一个洛州七品小官，给其观相算命说，相有帝王之貌，命有“九五”之位。这个愚腐不堪，想过当皇帝坐天下瘾的七品芝麻官，竟然利令智昏，希图谋反，不久被人告密于酷吏来俊臣，上报武则天，女皇武则天派其亲信，侄儿武懿宗去审理此案。这本来是一桩一般的迷信案件，而依仗女皇武则天扩大权势，飞扬跋扈的武懿宗为要扩大案情多杀人报功，借以排除异己，唆使被告胡乱咬人，以致牵连到宰相李元素等三十六家，一时京师震动，人人自危。最后，李元素等三十六家皆夷族，惨杀无辜数百人，亲友及门生故吏流放充军者千人以上。

武则天阴谋篡权以后，为巩固女皇宝座，铲除名臣宿将，诛杀唐宗室子弟，利用酷吏索元礼（胡人）、来俊臣、周兴等人，大兴特务、告密、诬陷之风，凭空捏造罪名，为此而发明的《罗织经》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许多案件都是“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

这种“株连九族”的镇压杀戮手段发展到宋朝更有了新的名堂，典型的就是卖国贼秦桧及其帮凶给抗金名将岳飞等民族英雄的罪名—“莫须有”。

在农民起义中因小生产者的狭隘落后性，由互不信任，到用株连杀戮手段清除异己，发生火拚，导致失败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如震撼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推翻清王朝统一全国的事业八字还没有一撇，只占有江南数省之地，就互相猜疑，引起内讧。洪秀全密诏野心家韦昌辉从千里之外的战场上，率轻骑千余骑星夜兼程奔回天京，于一八五六年九月一日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暴乱，杀了杨秀清一家，几天之内搜杀了杨秀清的部下、士兵两三万人。

洪秀全利用野心家韦昌辉除了异己杨秀清后，又对翼王石达开很不放心，最后逼走了石达开，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大伤了太平天国的政治、组织、军事元气，导致了太平天国的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