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欧美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多元化、多样化的态势不断发展，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原因。史学的多元化发展首先是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反映和写照。理所当然地，针对西方中心的历史，就该有非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的历史。针对男人视角的历史，就有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性别史。针对只关注人类活动而忽视了自然的历史，就会有环境史。针对关注精英的、处于优越地位的人的历史，就会有让从前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历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历史学总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对话，置身越来越多元的现实世界中，历史学也会随之变得越来越多元。

另外，人类知识不断拓展，历史学要接纳来自不同学科的影响，接纳不同学科内部越来越花样繁多的不同学派和取向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历史学发生的变化和各种“转向”，就被不少人解释为，从前历史学家更多接受的是来自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候，历史学转而主要接受人类学的影响。总的说来，当代欧美史学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对于接纳来自别的学科的影响是否会危及历史学的自主性充满疑虑，而是更为主动、积极地吸纳来自不同学科的滋养。各个学科及其学科内部的多元的影响，对于造就历史学的多元化局面，也功不可没。如思想史和观念史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以英国史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思想史领域的剑桥学派，强调结合各种社会、政治、思想、语言的语境来考察思想观念。德国以科赛莱克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则注重考察诸如“国家”“主权”“人民”等概念在现代社会的出现及其演变，将概念演化史置于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变迁中来加以考察，结合了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取向。历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也有很现实的原因。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职业化史学的发展，有一种说法是，正在写作的历史学家比从希罗多德到汤因比加起来还要多。历史学从业者的增多，也是历史学日益走向多元的重要因素。

当前历史学的多元化，还体现在传统的史学研究路数在经历各种“转向”之后，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比如，量化史学的方法曾经一度被布罗代尔之后法国年鉴学派的中坚人物勒华拉杜里等人视作历史学唯一可行的发展方向，但量化史学不能满足人们原本过高的期望，反而成了“叙事的复兴”的一个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量化方法走到了终点。相反，在后来的社会史、经济史乃至书籍史等研究领域中，历史学家们在清晰地认识到量化方法有效性的范围之后，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变得更加复杂精致了。再有，我们前面提到，新文化史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转型的主流，并不意味着相对而言更为“传统”的社会史以及政治史研究不复存在。以历史社会学这一领域为例，美国学者迈克尔·曼对历史上人类社会各种权力类型的研究、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首先出现在欧洲的原因的探究，美国学者查尔斯·梯利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对于战争与民族国家兴起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这一领域影响重大的成果。

与多元化相伴随，相形之下却颇受人诟病的，则是史学研究的碎片化。19世纪后期，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专业化的学科之始，就出现了历史学家对于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的情形，研究古埃及土地制度与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完全可能出现隔行如隔山的情形。但那个时候“碎片化”并不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人们深信，人类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整体。历史学家们仿佛要一起完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每个人只能够各自在一个微小的角落努力工作，可是历史学家们前后相继的不懈工作，终究能够让我们一睹其全貌。在欧美史学界，“碎片化”在过去和现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历史学宏观的、整体综合的一极与微观的、高度专业化的另一极，终究能够整合成为一体。但是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这个前提被根本动摇了，碎片化式的研究如果不能整合成为其意义所在，才真正成了问题。在美国史家戴维斯的微观史名著《马丁·盖尔归来》风靡一时的时候，有人对马丁·盖尔变得比马丁·路德还有名而忧心忡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可是，欧美史学这几十年来在越来越专业化、碎片化的同时，也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和趋势发展，那就是人们要从整体上观察历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且取得了诸多值得重视的成就。全球史，包括所谓的“大历史”，都在做这样一种努力，要从更宏观的角度，从人与自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联来考察人类整体的历史。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把考察历史的时间参照系，拉回到130亿年前的宇宙创生，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他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这本书，花了极大的篇幅来讲宇宙演化。他认为，假如把整个宇宙130亿年的历史浓缩成13年，可以说，4年半以前才有了太阳系，才有地球；4年前出现了最初的生命；3星期前恐龙灭绝；50分钟前，智人在非洲进化；然后，5分钟之前出现了农业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各个古文明出现在1分钟之前；工业革命发生在6秒钟之前；两秒钟之前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秒钟之内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登月、信息革命。现代文明的历史与宇宙的、地球的、有生命以来的、人类的乃至于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的历史相比，如此短暂却又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惊人变化，的确会让人产生很不一样的感受。

参照系不一样，尺度不一样，人们所可能关注到的构成历史过程的要素，也就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历史学所不曾考虑到的或者并不大在意的各种要素，就可能被纳入对整体历史的关照中。大家所熟悉的，从长时段来考察气候对于历史过程的影响，就是一个例证。整体史的一个例证，来自一个完全不属于历史学家之列的学者，美国学者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要解释的是，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明，为什么在历史上经历了如此迥异的命运？他强调，不是人种之间的优劣，也不是文化间固有的差别，导致现代以来西方占有优势，非洲处于贫困混乱之中。被他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的，是那些对于特定文明或民族来说，仿佛是先天的因素，尤其是指发展起来的不同文明各个区域的生物禀赋。每块大陆具有的物种的禀赋不同，仿佛老天爷的赐予并不平等，有丰厚的，也有很吝啬的。再就是，每块大陆天然的形状不一样，有的跨越的经度很长而纬度相对较短，有的跨越的经度不长而纬度相对较长。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就分别是这样的情形。物种在相近的纬度上跨经度传播比较容易，而跨越较大的纬度的传播则比较困难。照这个思路，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的不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从生态学和地理学的因素来加以解释。不管我们对这样一些论点持有何种看法，一方面我们在感慨历史学的碎片化，但是另一方面，近年来又有诸多的论著，表明人们依旧希望对宏观而广泛的历史进程，达成有效的理解。

有关碎片化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一方面，成功的个案研究，如同戴维斯和另一位微观史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史家金兹堡等人的研究，在一个个小的个案里面，会触及那个时候的司法制度、社会观念、婚姻制度、财产关系等等。这些研究的入口确实很小，如果作者没有更广泛的兴趣、更宽阔的视野、更宏大的眼界，所能写就的只不过是一桩逸闻趣事。而出色的微观史著作，的确做到了像是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的那样，从一粒沙中见出整个世界。所以专业的、细致的研究，并不见得容不下一个宏大的视野。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终究还是要考虑到如何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的问题，如同英国史家彼得·伯克所说，“或许历史学家要像物理学家那样学会与别样的而显然不相容的概念共存，微观史家的粒子要与宏观史家的长波共存。在历史学中，我们还没能像玻尔那样将互补变成美德。无论这种情形是否能够发生，我们至少应该像某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一直在做的那样去追问自己，是否有可能将微观社会的与宏观社会的、经验与结构、面对面的关系与社会系统或者地方的与全球的连结起来。倘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郑重其事地对待，微观史学就会成为一种逃避主义，接纳了碎片化的世界而不是让它变得有意义。”

真正的历史综合要展现整体的历史视野，它不可能是工笔画，而只能是写意画。写意画可以是万里江河图，展示的是极其宏观的格局，工笔画则要把每个细部都画得极其细致。人们对于宏观的全球史、整体史和历史综合，总是期待着，它虽然未必能够囊括万物，其视野和解释框架却应该在足够宏阔的同时，而又能够包容广大。就仿佛万里江河图必定无法穷尽每一朵浪花，但峡谷湍流、水势巨变，却总是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历史综合与碎片化这两者之间，既不是后者的累积会自动达到前者，也不是前者终归可以涵盖后者。但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把二者对立起来。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Source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