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丧嫁娶、考学升迁、孩子满月、老人过寿……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天价彩礼、盲目攀比、薄养厚葬等不良风气。事越过越大，礼越随越多，正常的人情往来逐渐变味，成为群众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为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从2019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对婚丧陋习、孝道式微、铺张浪费等频频“点名”。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推进农村婚俗改革试点及殡葬习俗改革，开展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不仅如此，陕西也相继出台多项措施，促进乡风文明，为群众“松绑”解压。

水涨船高 人情之重难以承受

雷文家的抽屉里，有一个保存了多年的记账本。由于时间久远，本子封面已经褪色，内页也有点发黄，但字迹还能看清。

60岁的雷文是渭南市白水县城关街道西文化村人。30多年前日子艰难，为了多攒钱、少花钱，她准备了一个记账本，把每笔花销都清楚地记在上面。作为家里的“财务总管”，雷文的记账本每页都有支出明细和汇总数据。每到年底，她都会拿出本子，算一算账。这几年翻账本时，她惊讶地发现，除了生活开销外，家里的支出大头竟然是各种人情礼金。

白水县西文化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王杰（左二）在村民家中宣传文明乡风。

这些年，雷文家过了三次事。一次是老人去世，一次是女儿出嫁，还有一次是儿子结婚。“十多年前过事，关系好一点的人随50元，一般关系的20元就行。后来翻了几番，100元是低档，200元是大流，三五百元都很常见。”3月25日，说起人情礼金，雷文忍不住感慨，“现在一年到头光随礼少说也得上万元，这些‘人情债’啥时候才能还清？”

不止礼金。雷文称：“以前村里过事帮忙就得请200人。这些人提前两天入事，仅烟酒、饭菜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人还会互相攀比，你用10元的烟，他就用15元的，生怕谁家的事过得小气，遭人议论。”

名目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大、礼金越来越高……受生活条件及传统习俗等多种因素影响，近年来我省农村地区的“份子钱”水涨船高，人情之重就像套在群众身上的“枷锁”一样，令人不堪重负。欣慰的是，通过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各地制定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加上政府宣传引导，这股不良之风逐步被刹住。

参与过多次红白喜事的刘王杰，不仅是西文化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也是村民过事的“大拿”。这两年，他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村里不论过啥事，礼金少了，浪费小了，攀比现象也没有了。

“烟不超过10元，酒不超过50元，帮忙的人控制在七八十人。一桌饭菜也由原来的五六百元降至二三百元。”对于现在的过事标准，刘王杰感到很满意，“这样一算，一家最少能省2万元。”

作为志丹县移风易俗试点村，义正镇花石安村文明新风尚已深入人心。

润物无声 乡风文明入脑入心

曾经，为给老人迁坟，任凯和家人闹得不太美气。

在延安市志丹县义正镇花石安村，任凯家的光景是公认的好。2018年3月，在父母迁坟过事上，任凯和几个哥哥姐姐意见不一。当时，恰逢村上新时代乡贤会刚成立，就酒席价格、宴请人数、随礼金额等作了严格要求。虽然村民觉得这是好事，但在执行时谁都不愿从自家开始，怕丢了面子，让人笑话。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兼乡贤会会长的任凯想起个好头，却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一家出2万元，体体面面地过个事，咋个就不行？”

“人家光景不如咱，事也过得红火，咱也不能太寒碜了。”

“你就是不顾自个脸面，也得为我们考虑一下吧。”

……

任凯是家里的老小，这事他一个人说了不算。面对家人的轮番“批斗”，他不敢太过反驳，只是耐着性子反复解释：“我是党员，又是干部，不能从咱这坏了规矩。”但是无论他说啥，其他人都不买账。没办法，他就一家一家分开劝。软磨硬泡下，大家最终松了口。

宴请人数只有180人，不上羊肉饸饹，亲朋礼金最高100元，亲属礼金最高200元……这个事，过得让村民心服口服。从那以后，村里不管谁家过事，都会先向新时代乡贤会报备。不仅如此，乡贤会成员还会全程监督，一旦发现超标立马阻止，不听劝告的就在村里“黑榜”上予以曝光。

在志丹县义正镇花石安村，如今红白喜事饭菜精简，村民负担大大降低。

“转变村民观念，不是简单定个规矩那么简单。打铁先要自身硬，这事党员干部就该带头执行，以身示范。”在花石安村党支部书记刘飞看来，这种润物无声的宣传比任何办法都管用。

过去，为了讲排场、比阔气，就算背账也得把事过体面。现在的志丹县，这种现象已不复存在。在花石安村的带动下，义正镇统一了过事标准，村民各种人情负担下降了一半多。此外，志丹县还创新方式，将一辆辆倡导移风易俗的“文明大篷车”开进乡村，使群众在享受文化盛宴的同时，也受到了文明乡风的滋养和熏陶。

多管齐下 走出人情负担“怪圈”

去年以来，汉中市洋县喜结连理的新人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件内嵌朱鹮浮雕、外刻家风家训的心形水晶摆件。这是洋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喜事新办的村民特意定制的贺礼，深受好评。

相关调查显示，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人情消费支出增长较快，铺张浪费、炫耀攀比等人情消费现象屡见不鲜，村民陷入名目繁多的人情负担“怪圈”。为了倡导文明乡风，我省各地不断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简化过事程序，杜绝铺张浪费，群众经济负担明显减轻，社会风气得到极大改善。

喜事新办的新人展示洋县文明办赠送的心形水晶摆台。

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魏策策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关中农村，邻居家结婚随礼或5元钱，或一块布，一双袜子就很体面。到了90年代，给一床被子也很常见。而在当下，二三百元是正常行情。

“每个村落都是个小社会，在村民心中，‘做人’是第一位的，平时要搞好关系，不能有事用人才走动，所以添丁进口、上梁搬家、婚丧嫁娶中的人情往来有其现实性，说明大家的日子总体向好。”魏策策说，但是，上涨容易落下难。如今的人情负担不止人情往来，还体现在高价彩礼、薄养厚葬等方面。

攀比心理导致风气拜金化、情礼形式化，完全背离了人情礼金的初衷。魏策策坦言，农村人情之风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而且一些陈规陋习大多属于道德范畴，难以通过行政管控和法律法规加以约束。要想打破农村人情负担过重的恶性循环，村民自治和“外力干预”缺一不可。

“加强思想宣传引导，充分发挥村干部、新农人、新乡贤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及通过文化下乡等活动的开展，引领社会新风尚，扭转村民旧观念。”魏策策建议，同时要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利用电视、广播、微信、抖音等平台宣传一些喜闻乐见的移风易俗故事，倡导文明新风，帮助群众卸下“枷锁”。

“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对不良风气进行干预，加大乡村治理力度，建章立制硬性限制，进一步端正群众的价值观、民俗观和人情观。陈规陋习减少了，‘人情债’才会越背越少，社会风气才能更加健康。”魏策策表示。

本报记者 赖雅芬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