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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十年来的社会思潮 来源：东方早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变，各种各样的思潮也此消彼长。这些社会思潮与社会的变迁有怎样的纠结，其间是否有脉络可寻，各种思潮是否有共识可以分享？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徐友渔先生曾与闻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界的很多活动，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一段激情燃烧的理想主义岁月已渐行渐远，但徐友渔先生还是认为，只要消除偏见和伪装，共识依然能形成。近三十年的社会思潮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作为亲历者，您认为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能作为起点吗？徐友渔：八十年代发生了许多事情，促使人们去思考社会本身要解决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问题。这其中当然也有许多争论。至于标志性的起点，要做出一个选择

2、，挑选影响力最大的、标志性的事件，似乎比较困难，因为有诸多事情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我认为临近八十年代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算作一件大事。因为，自 1949 年以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谓是一件空前的事情。过去，人们对真理的理解十分教条，大讨论意味着，知识分子可以通过探讨自己动脑筋去发现真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另外还有一些事件不那么明显，但是可以作为例证。比如 1982 年 5 月，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宣告成立。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着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开端。在这之后还有“中国文化书院” 、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等团体的成立。因为社

3、会思潮需要有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形成有形的组织，才能进一步探讨、研究以及安排成果发表、思想传播之类的事宜。这些事件都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而要挑选当时特别突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还是比较困难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成立之前，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讨论都是比较松散、自发的，所谓的“组织化”其实还未成为主流模式？徐友渔：对，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纵观八十年代上半期，深度介入公共话题的知识分子还未出现，所有能够发表见解与看法的还都是些体制内的人。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出现算是一种萌芽状态，标志着知识分子并不依靠自己所在的单位，而是在社会上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形式

4、来从事思想文化活动。也许知识分子挣工资的地方还在体制内，但他们从事活动的空间一下子拓宽到社会,这意味着他们的社会意义将要开始显现。另外，这一类丛书编委会的出现意味着，知识分子能够根据自己对历史走向的判断，去把握社会的需求，以及对不同思潮的接纳程度。这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在八十年代这个阶段，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萌芽带有民间性的色彩，这一群体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生长发展。并且只有在这种带有某种组织形态的情况下，社会思潮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这比某个人的某本著作或是完全属于发表自我的观点来得更加有影响力。我们感觉到，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拥有一定的共识。但现在，知识分子内部的意见分歧非

5、常大。比如说，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几乎就没有共识可言。那么，八十年代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徐友渔：这个共识的产生可能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在八十年代初，社会思潮的大背景是中国刚刚度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过去大家吃尽了苦头，所以都痛定思痛。不仅仅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当时整个社会，不论高层还是底层，体制内还是民间都有很多反省。这就更不用说知识分子内部了。这些共识源于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感受，甚至可以说是共同的敌人文化专制主义。第二，在八十年代，大家并没有机会或者念头去赚钱发财。在从事社会活动时，普遍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绪。比如知识分子都希望能够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都自觉地保有

6、一种使命感，把自己的活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同起来，把自己当成是这前一场运动的传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想搞富国强兵，始终在寻求一条强国之道，要实现现代化和民主自由。八十年代那批知识分子的想法是和这一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处在相同的历史潮流之中，所以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能讲到一块儿。而现在，经过九十年代的下海、经商，大家产生了利益意识，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服务对象，利益产生了分化。其实，之前那么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善于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连要争取经济利益的这种意识都还没有产生。您觉得在九十年代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主要是由于利益的原因吗？徐友渔：思想的分化一定反映了社会的

7、分化，而社会的分化最主要地表现在贫富分化上。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权利和经济上也越来越不平等。知识分子为社会上哪一个群体说话，决定了他们的立场。所谓“屁股决定脑袋” ，思想自然产生分化。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要成为某个社会群体的代言者。但他们内部同样有分化，因为对相同的社会问题，每个人思考的出发点不同。这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在八十年代，大家都是穷书生，又都认为自己是在继承“五四”的传统，探讨一个社会理想问题。但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或者进入了体制内过得如鱼得水，经济状况、社会地位都非常之好；另外也有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自己的理想。就算是看重体制外的名声，有人追求得到西方的青睐，有人重视本国民众的认同。这是否可以说明，比起西方，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相对较弱,所秉持着的“信仰”也比较脆弱？徐友渔：对，我认为是这样的。中国的结构决定了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