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三百年之前，女性并不被认为有“人”的权利。不仅是因为女性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她们并不能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其权利的丧失，更体现在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古代甚至延续到近代的几百年里（北宋至民国初年），“妇女缠足”成为社会主流文化观念，是一种默认的必要行为。缠足这一行为将女性束缚在家庭里面，一出生似乎就被赋予了难以改变的命运。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人权的概念已经出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这种人权中并不包含女权（法国大革命）。近代以来的世界妇女解放运动推动女人们争取她们的政治权利、受教育权等，使女权逐步纳入法律所承认的人权范畴。在随后的第二、第三波女权运动中，斗争的目标转向了超出基本政治权利以外的更为多样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诚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女权起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妇女和平民妇女都参加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斗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没有把法律上男子得到的权利给予妇女，这是早期西方妇女走上了独立争取平等权利和求得自身的解放和发展道路的直接原因和基本动力。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女权运动就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期发展壮大起来。它与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和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新兴的学术研究方向，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发展之路时也给女权运动赋予了新的经验和实践。但在被殖民者用坚船利炮强行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女权的发展之路不免带有不同于西方的色彩。因此，在讨论中国近代百年女权思潮的发展时，必然要针对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进行具体分析。

1840年，当英军的舰队到达珠江口岸时，中国社会还处于“安乐祥和”的秩序下，他们并未意识到中国的命运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的男性尤其是士大夫们又面临着怎样的处境。西方的炮火连同他们的文化一同“轰入”了中国内地，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先，清朝科举制的废除，颠覆了帝国的权力体系，使得与帝国知识体系紧密联系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难以找到出路。其次，殖民者的入侵让中国社会的男性陷入到了自信被戳破的自我怀疑之中，他们把这种自卑感转嫁到还未参与到政治生活的女性身上。他们在幻想中似乎看到了一种潜力——像个绅士走在宽阔繁华的街道上，身边的女士知书达理，优雅温柔。

因此，在中国，女权思想最早是由男性提出的。在士大夫阶层中，康有为和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社会性别问题。康有为认为女性应该参与政治和受教育，甚至幻想固化的夫妻关系应该解体，签订爱情合约。其理论在社会上并未受到什么响应。梁启超则以国家富强作为最终目的，企图改良女性的智力和体力。这就要求他将重点主要放在女性受教育和女性不缠足等方面。女性受教育增进智力；女性不缠足以强身健体。但梁启超对女性的看法不过是以救国为目的所设想的“附加条款”，其对于女性还是多以责备的口吻：“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女子二万万人,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也就是说，他希望女性受教育后能更好生出优良后代并且当一个贤妻良母，以此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这也是他作为一个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的士大夫心态上的某些写照。近代以来，士大夫阶层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的不确定，使得他们不是站在原来帝国框架下思考问题，而是站在西方帝国——诸如幻想在巴黎或是伦敦的街道上会是怎样的情形。这让他们会经常会将中国和西方的帝国们进行比较，在作品中把中国女子和西方女子进行对比，也不过是抱着想要寻找救国良方的心态。

中国第一部女权著作《女界钟》也是如此。《女界钟》看似通篇都在谈论女性，但作者勾勒女性图景时，无意中还是描绘了一幅男性自画像——近代男性欲望的写照。男性在无意识之中还是继承原来社会性别等级，站在一个制高点去审视和规定女性。一是梁启超等设想女性应当优生；二是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男女同为国民，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花木兰等女性形象让男性看到了新的希望。因而他们呼吁女性参军和歌颂女豪杰，例如罗兰夫人。

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男女同为国民，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女性的自身探索也让男性看到了新的希望。女人也可以像花木兰一样，参军救国。但实际上，花木兰底子里仍旧是男性角色。在近代女权实践中像花木兰那样扮演男性社会角色的代表人物就是秋瑾。她本人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穿男装等等。秋瑾认为女性应当脱离男性的依赖，自立起来，并且重视“天赋人权”——“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区别”。为此，她创立女报等呼吁更多的女性参与救国活动，也影响了许多革命的后继者。鲁迅曾经在1905年十二月参加了一次学生聚会，秋瑾在那次学生聚会中用具有戏剧性的表演和激昂的演说在鲁迅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群众欢呼声中的秋瑾扮演了一个近代女性的新形象，激励了无数奋斗中的中国同胞。但她最后拜倒在群众面前的悲壮结局不禁让人思考，“被掌声拍死”的秋瑾为革命牺牲是否是有必要。不管怎样，秋瑾的影响力和对女性解放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在抗日战争中，妇女和儿童的悲惨状况通常会让男人产生同情，进而激发他们的爱国之心。例如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玉墨等妓女与女学生们的对比，表现了玉墨等妓女为国而献身的悲壮以及后者的弱小，引起观者的同情心，从而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之情。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影片中真正帮助这些弱小女孩的是英勇牺牲的女性而并不是张艺谋突出表现的一个抽烟酗酒、自私胆小，却能突然变成英雄的欧洲白男人。当然也可以由此看出，张艺谋在拍摄时，无意识体现出的对白人男性的跪拜姿态以及内化的东方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女性是战士，也是革命的后援，她们是一个个被时代召唤出的革命参与者。某种程度上，女性革命主体的形成也首次展现了女性作为历史进程推动者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解放更多集中在女性通过劳动获得自身的解放。毛泽东是妇女发展的理论奠基者之一，他提出了“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等观点。正是在这些思想鼓舞下，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时候的妇女作为“劳动主体”和男性获得了平等的地位。这有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女权，有利于解放女性潜在的劳动力，也有助于去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和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但这种“妇女能顶半边天”实际上忽视了性别差异，是在要求“女人模仿男人”，暗含了某种女性作为男性的“残次品”凑合着用的不平等观念。

改革开放之后，女性一方面被要求作为劳动者有工作和经济自主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又赋予她们在家庭中担任“贤妻良母”的职责——需要承担生育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风险以及肩负好培育下一代的责任。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女性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缺失、女性就业遭到的歧视和职场性骚扰问题、生育强迫和家庭暴力问题等。然而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是反映了女性处境的冰山一角，问题尚未解决，女权主义就已经面对着污名化的风险。女权主义所真正关照的，是人的种种境况在女性身上的展开。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殊所导致的中国女权问题特有的复杂性不能被忽视。这些问题会在以后的系列文章中详细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