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区分三组概念：伦理和道德、伦理话语和道德实践、私德和公德，其中伦理和道德又分底线和上线。我们的伦理话语常犯的错误是把上线当做刚性要求来衡量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话语和道德行为，由于陈义过高而导致二者之间严重脱节，讲一套做一套。其次，我简单介绍我用来判断道德变迁的四条标准，并据此而判断过去四十年来所发生的不是简单划一的道德滑坡或者道德危机，而是一个复杂的道德变革过程，其中既有诸多非道德行为甚至突破道德底线而伤天害理的个案也包括不少正面的道德行为和新道徳的突起。再次，从道德变革的视角，我认为以下三条主要轨迹特别值得注意，即：（1）由于个体欲望的合法化而导致的道德主体之重塑；（2）由于过去那种单一的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的消失而导致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行为之多样化；（3）由于社会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增加而日益凸显社会公德之重要。

道德危机抑或道德转型

我不同意较为流行的那种认为我们正经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道德滑坡的判断， 因为它过于简单化过去四十年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个道德危机的核心点，引发关于道德滑坡的讨论：例如，1980年代的三信危机（即，信仰、信任、信心）、1990年代的金钱崇拜和下海潮、1990年代后期的性产业以及静悄悄的性革命带来的冲击、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对社会公德、社会关怀的讨论等。但是，除了媒体报道之外，有关的学术研究却很少见。我感到有些困惑的是，如果这场道德危机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为什么经历四十年的改革发展仍然存在？而且，仅就有关呼声的日益强烈来看，这场危机似乎呈现愈加严重的趋势。如果真是这样，2018年的道德危机与1980年的道德危机有何不同？如果说前者更严重，那么当年的判断是否不太准确？如果1980年的判断不准确，有无可能在若干年之后我们又发现2018年关于道德危机的判断也不准确？从讨论本身看，过去四十年有一个层层递进的轨迹，这是值得称赞的、可喜的现象，说明我们越来越直面社会中的问题，讨论从宽泛的、传统的共产主义伦理话语进入到每个人深刻拷问自己的灵魂。而2011年小悦悦事件后关于道德滑坡的讨论，本身也是一种进步。

所有这些都说明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应该从道德滑坡或者道德危机这样的主观判断开始；相反，学术研究的起点是收集和分析道德变迁的种种事实，并在此基础之上得出尽可能客观完整的结论。最后，考虑到以年龄、性别、收入还有政治资源等界限所划分的不同社会群体对同一事物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评判，我们还要问道德危机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应该以谁的标准来判断全社会道德行为？个体或公众如何认知实践中发生的道德危机？我认为有三种关于道德认知的途径：第一，拿过去对比现在，过去永远比现在好，因为我们对过去没有直接的身同感受，就倾向于把过去理想化，用这个理想化的过去批判现在。第二，拿自己和别人比，说别人如何好。第三，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在道德判断上开始出现“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情况，即每个人依靠自己那套伦理观念来评判别人的行为，如果别人的行为不符合本人的判断标准，本人很容易得出“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感慨。

我的基本判断是道德转型或道德变革，而不是道德滑坡，判断标准有四条：第一，最低标准即伦理底线是不可有意地伤害他人。第二，过去四十年，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结构在转型，越来越以个体为基本单元，即开始个体化转型，因此只要新的伦理道德有助于增加个体自主性和尊严，我就认为它的出现值得称赞。

第三，同理心和社会信任也是一条重要标准。因为在整个个体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成为高度开放、高度流动的社会，我们越来越依赖于陌生人。换句话说，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而在与陌生人相处，善待陌生人过程中，社会信任，或者说公共信任最重要。但社会信任在过去几十年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增加，始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每个人都纠结的问题。除了社会信任，同理心也很重要，是每个人能发展出将自己设身处地放在另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中感同身受的能力，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情心。同理心和社会信任都是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事情，仅仅有个体主体性和尊严的增长，并不表明整个道德景观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加上同理心和社会信任。第四，还要有公德，包括文明礼貌，遵纪守法、参与公共生活，从事志愿者活动等。

别有意伤害他人，尽量发展自己的个体主体性和尊严，同时发展同理心和社会信任，在可能的情况下介入公共生活，即使不能积极的介入，也可以消极的遵守，用这四条标准来判断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在伦理话语和道德行为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扶助老人者反而被受助老人讹诈，无良商贩甚至大公司有意制造有毒食品以谋暴利，这些都是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并在过去几十年来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同时，我们的社会也见证了志愿者精神的兴起，环保主义的发展，和同理心的出现等令人振奋的新道德新气象。所以，我认为我们所经历的不是简单划一的道德危机或道德衰退，而是新旧交替，善恶兼有的道德变革的复杂过程。 这个变革过程是沿着以下三条主要轨迹而展开的。

个体欲望合法化而导致的道德主体性重塑

1980年，两个人匿名给《中国青年》写了两封信，编辑认为很重要，将两封信连在一起发表（潘晓公开信）。信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自我的利益重要吗？如果追求自我利益是否合乎道德？如果追求个体利益是正常的话，那么第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当时公开信的发表引起了全国讨论，大家都被组织起来去讨论公开信是否正确，因为共产主义伦理道德观、伦理规范最突出的是：大公无私，毫无利己专门利人。所以追求个人利益是完全不道德的。

《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唱道：“听罢奶奶说红灯，言语不多道理深，为什么爹爹表叔不怕担风险，为的是救中国穷人打败鬼子兵，我想到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虽然上述第二段话给个体发展留下了空间，但两段内容最后都殊途同归，说个体利益和价值只有通过实现集体利益才能实现。这样的背景能帮助我们理解潘晓公开信中两个问题的重要性。

到大辩论结束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是自私自利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实现人人为自己，客观为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客观上为大家做贡献。这其实是种半遮半掩的处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个体的欲望开始得到承认。

另一个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那就是如果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个体的欲望上，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们忙于追逐财富和改善生活，大约在10年前，整个社会对精神的追求开始变成一个新现象而浮现出来。

1970年代末北岛的名诗《回答》广为流传。随着时间的逝去，在整个社会层面，真正含义深刻的可能不是开头那两句我们都熟悉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是在诗中，诗人大声的说“我不相信……”。这是一种深刻的理性反思，而这种理性反思，若干年后，通过潘晓的公开信，通过那次公开信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到了1980年代，当崔健唱出“我一无所有”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在什么意义下我们一无所有？有位政治学家的解释一语中的，他说“我们在苦苦的寻求，寻求自我，不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我，而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自我，所以，我们一无所有”。

当类似疑问以各种不同形式提出的时候，伦理开始出现转型，大家开始反思过去强调自我牺牲、强调义务的伦理和整个自我发展之间的张力。如何解决这个张力？如何为自我的权利找到一个合理合法、合乎道德标准的基础，是整个八十年代探讨的一条主线。

随着这条主线的发展，出现另一个问题需要处理。过去在集体主义伦理体系中，所有的回报都是延迟到将来的回报。最简单的例子是父母养育孩子，在长期文化传统中是为了孩子将来的回报，并且这种回报，很可能是在你离开这个社会之后，作为祖先而永远地“活下去”。通过多子多孙而成为祖宗，是中国人追求永生的基本途径。当你相信这一点，你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地付出，因为有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在等待你，当那个世界坍塌之后，才会遇到上述这些疑问。

所以这种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我等不及那种延迟的集体主义的回报，我要的是现时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回报，而这种回报最容易得到实践的方式是消费主义。同时，在我们强调自我发展的权利和历时回报的时候，你不可避免考虑的是“我”，经过不断重复，我们开始在精神世界里具备一种把自我分离出来的能力，反过来关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寻找人生的意义。当你具备这种关照能力，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已经开始了。

除了能力，多样化的自我表达方式变成发展自我的一个主要途径。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在一个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表演”成为社会个体彰显自我、追求的重要途径。

欲望的合法化同时也导致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在缺乏适当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欲望和自我利益的过度膨胀则会导致破坏道德准则行为的出现。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报道和讨论，这里便不再赘述。

市场逻辑推动道德标准多样化

1988年，发生了第二次讨论——“蛇口风波”。曲啸、李燕杰等人到蛇口，与当地青年进行座谈，过程中对蛇口青年赞不绝口：有创业精神，为祖国奉献。但随后按照惯有逻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除了绝大多数好青年，还有一部分青年来到蛇口，不是为了创业，而是为了淘金。结果蛇口打工青年不干了，让他们解释创业是什么？淘金是什么？并问淘金有什么不好？争论之后专家连夜写报告向上递交，引起上面极大关注，同时也引来不同报纸的大讨论。1988年《人民日报》刊登《“蛇口风波”答问录》，引发的结果是：第一，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完全合法；第二，谁有伦理权威来判断和教育别人？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为更好地理解改革初期关于人生观和伦理道德的几次大讨论，我正在研究1949-1978年的道德体系以及在这个道德体系下培养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以20世纪60-70年代的私人信件为案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改革之前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伦理道德。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一般不会感到精神空虚和恐慌，因为那个道德权威体系把所有可能产生的怀疑都挤压出去。你觉得生活挺充实，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反省和反思的能力和空间，这对于个体体验来说未尝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但这种至高无上的体系被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击破了。这场讨论的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为实用主义开了后门，用结果衡量一切初衷、理想。那只有一条途径对我们的判断起作用，即市场逻辑。市场逻辑最终要做的一件事，是让每个人的欲望都得到充分满足。随着这个逻辑的递进，导致的结果一定是多样化的。因为这个逻辑让我们相信，每一个个体的需求都与其他人有些不同，必须生产出尽可能多样化的产品来满足多样化的个体需求。这样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才能达到最大化。所以市场逻辑是导致、推动多样化的最基本的因素。

公私道德高边的界限和增加公众道德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中儒家伦理讲的都是私德，说的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观，但是儒家伦理的规范是用私德代替公德。1950-1970年代强调共产主义伦理的时候，是用公德代替私德。梁启超在1900年试图区分“公德”和“私德”，他在1902年写的《论公德》一文中，强调中国人缺少“公德”。如何建立健康的正确的群己关系，他称之为“第六伦”的群己关系。

私德即那些处理个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话语和道德行为，而公德是同样的东西用于处理公共领域发生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划分是可以的，但二者之间的转换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问题的显著标志，如打老婆是公德还是私德？性取向从公德变为了私德？那开放的现代社会中的公德和私德，到底是萎缩还是扩张了？我更倾向于认为私德领域缩小了，而公德领域扩张了，但并不排除这二者之间的相互转换。

谈到公德，有一种是消极的，不需要做太多努力，只要随大流守规矩，你就是有德之人；另一种是积极的，要努力和奉献。但最基本的底线，即你不会有意地伤害他人。接下来就是最基本的文明礼貌。一定的文明礼貌创造出一定的距离感，有助于良性的社会互动。但因为我们在道德话语中陈义过高，一讲公德就提雷锋的无私奉献。雷锋能代表的毕竟是少数，以他为标准，多数能遵守基本文明礼貌的人就被排除在公德之外。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公德包括的两个方面，明确哪些方面是我们一定要恪守的，哪些方面是我们要努力争取的。

我认为，过去四十年以来公德的增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三条道德变迁轨迹。如果客观地把四十年作为一个时段分析期间各种个案，其实公德年年在增加，如戒烟、排队、对生命的尊重、慈善事业的发展、志愿者、环境保护、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同理心的讨论，都是公德缓慢而持续发展的标志。

（以上内容摘选自作者6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的题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演讲，由兰心整理，经作者审定。感谢微信公众号社会学吧提供的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