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以突飞猛进之势，跨入近代社会。而中国在农耕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却备受挫折，步履蹒跚，出现迟滞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态势？其实，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中国的社会经济既早熟但又不成熟

与西欧社会相比，许多到西欧中世纪末期才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却很早就出现。如，中国的商品经济，繁荣于古代的各个时期；土地买卖出现在战国秦汉之际，使得土地财产权很不稳定，经常一片田，几年时间能换好几个主人。

千年田，八百主——《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到宋元明清时，土地买卖更加频繁,出现了“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的现象，有的连佃农也分享有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并在法律条文上有所规定。

除此以外，中国农民较早就有相对的离土自由，中国历史上多次从北到南的大迁徙，促进了南北大融合，也促进了周边地区的迅速开发。即使是缺乏土地的佃农，也有退佃、迁移的自由。

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早熟”。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早熟却未能促成它的成熟发展，相反却凝重了传统农耕经济的保守性和坚固性。

从西欧历史的发展来看，商品经济、土地买卖、农民离土自由、货币地租的出现以及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不仅要等到封建社会后期才出现，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本身与封建庄园制度格格不入。

它们的出现，对西欧形成巨大冲击力量，迅速瓦解着西欧中世纪封闭式的庄园封建社会。而反观中国，这些早熟的因素，不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补充出现。

但是，中国早熟的发展使得人们迷恋于现有成就，夜郎自大，天朝上国的思想，拒绝新的思想和社会变革，使资本主义停滞不前。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耕社会，而农耕的多元化结构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既早熟又不成熟的特征，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产生。

其二，王朝的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周期失调

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继任者的整体趋势是一代不如一代，行政效率的衰退和政治腐败，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严重。王朝周而复始，盛衰变换，稳定与战乱相互交替成了周而复始的规律。而王朝更替的变化周期，又是与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兴衰周期同步。

一个新王朝建立初始，政治大都比较清明，安定的社会环境极大促进了农耕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都有转显著的增长。但是和平美好的社会，也会带来政治腐败，随着政治腐败的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再次爆发新的动乱，社会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的破坏。

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农耕经济经过五千余年的磨炼，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农业生产技术足以夸示世界。但是从生产力纵向的发展来考察，中国农业的黄金时代是战国至汉唐之间，铁器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精耕细作的田间管理，奠定了中国农耕技术的基本格局。

唐代以后，中国的农业技大并无明显的突破，农业生产总产量的的增长，不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提高，而主要依靠扩大山区及周边地区的耕地面积和粗粮品种如玉米，番薯的引进推广，以及扩大劳动量的投入来维持。

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如赋役、流民、边防等更加尖锐，终于使社会再次进人长达十余年、数十年的战乱时期，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从而自发地调节了人口与物质生产的比例。

然而这种以战乱灾荒等为手段的自发调节的社会循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到次又一次的惨重损失，周期性的破坏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双重失调，对于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尤为明显。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社会相比，尚无太明显的差距。

但是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使明代后期繁荣的社会经济大幅度衰退，明中叶以后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而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小农经济得以恢复，社会经济渐次繁荣，但人口的增长却以空前的速度前进，至乾隆嘉庆间，中国人口已逾四亿。

不过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不足，而户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卷施阁文甲集》卷一

这种恶性的周期性破坏，严重地扼制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难产的状态中。

上层建筑对社会经历发展的束缚

除此之外，古代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这种上层建筑对于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保障农耕经济的长期持续性，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中国早熟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

又由于官僚体系是由千千万万个拥有某种特权的个体私有者(官或吏)组成的，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又具有剥削下层民众和腐蚀国家政治的双重性格。这种自我矛盾的政治结构，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的“百里之内， 精者三官，一货之来，植者数税"；清代更有“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的剥削。

再者，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布局也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及新因素的成长。西欧中世纪末期的城市经济，是摧毁庄园封建制的有力武器，而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大多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国家政治出于财政的需求，对盐、铁等军需商品，采取专卖的政策，致使许多商业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庸。例如明清两代最负盛名的徽州商人，是以经营官盐著称的。商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导致了商人性格的封建依附性。

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原有的格局中“成长”,根本不可能出现以后。于是，从17世纪开始，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渐渐拉开了差距，中国逐步陷入落后挨打的困难境地。

参考资料:《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卷施阁文甲集》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

#MCN百夫长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