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2年8月7日中国同盟会退出历史舞台，七年时间竟分裂为四块：孙中山将南洋、美洲等地的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二；1910年光复会重建，中国同盟会一分为三；1911年夏宋教仁等在上海组建中部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一分为四。中国同盟会分裂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其内部发生了什么矛盾？表象后面的内因是什么？

同盟会内部的矛盾表现为孙黄争论与两次倒孙风潮。

刘揆一（刘揆一与辛亥革命）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纲领，与会代表欣然接受。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华兴会宋教仁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同盟会第一次较大的冲突发生在1907年2月28日。中国同盟会决定设计革命军旗帜图式，孙中山设计了青天白日旗，而黄兴主张设计井字旗。章太炎记：“逸仙自南洋还东京，作青天白日旗，张之壁上。克强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见逸仙壁上物，争之曰：‘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逸仙厉声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几，复还。”从章太炎记载看，当时两人言辞十分激烈，黄兴甚至提出要脱离中国同盟会。

关于孙黄之间的激烈争论，宋教仁分析了争论背后的原因。他说，是日“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

关于革命军国旗图式问题的争论，宫崎寅藏从中进行调和，最后的结果是“黄兴为顾全大局，屈从先生”。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行前接受日方赠款，因款项使用问题，引起党内纠纷”，同盟会掀起第一次倒孙风潮。

1907年初，孙中山在东京演说，阐发三民主义，提出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清朝政府，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日本政府提出，如果孙中山自行离开日本，日本政府可以馈赠离开费7000元。当时有一个日本股票商自动表示向孙中山捐款10000元，孙中山共收款17000元。孙中山从中拨款2000元给《民报》作为维持费用，以1000元招集60余名同盟会员开告别会，余款14000元由孙中山携带往南洋。同盟会同仁知道日本股票商捐款10000元，但多数人不知道日本政府的馈赠。

孙中山离开日本后，章太炎、宋教仁等知道了日本政府的馈赠，认为孙中山此举属于“受贿”。章太炎提议同盟会召开会议，解除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推举黄兴担任总理，张继等表示赞同。

黄兴获悉同盟会内部发生分裂消息，抛弃前嫌，致信刘揆一，为孙中山辩白，称孙中山并没有被日本政府收买，“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黄兴的来信结束了同盟会内部第一次倒孙风潮。

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下令《民报》停刊。《民报》停刊后，同盟会计划将其迁移至第三国，章太炎致函孙中山，向他求助。孙中山这时在越南，正在策划起义等诸事宜，原来筹集的经费捉襟见肘，此刻无力也无暇顾及《民报》，因此没有立即回复。在一次谋求《民报》生存的会上，众人长吁短叹，议不出一个好办法。章太炎因为对孙中山不满，竟当众突然宣布辞职，并声言从此再不过问《民报》一切事务。

陶成章抵南洋，为在长江中部策动起义募集资金，但是进展不顺利。陶成章致函孙中山，“要求先生拨三千元以作《人民报》经费。先生无款可拨，将自用手表等物变卖，给陶以支持。陶又要求筹五万元回浙江办事，先生不能办到，但允写信其赴各处筹措。”陶因此对孙中山不满，开始攻击孙中山。陶散布孙中山将各地捐款攫为己有，用于起义经费仅一千余元。

1909年9至10月间，陶成章发动第二次倒孙风潮。陶成章赴槟港，以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名义，起草《孙文罪状》凡三种十二项以及善后办法九条。陶成章给孙中山罗列的罪名有“谎骗营私”“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称孙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存款20万，助孙眉在九龙造屋，等等。陶提出“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陶致李燮和称：“公函（按指《孙文罪状》）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陶成章亲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他起草的《孙文罪状》，遭到黄兴拒绝，“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

第二次倒孙风潮发微于陶成章，但随着章太炎的加盟，中国同盟会的内部矛盾被推向了社会，一时间风声鹤唳。

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的争论，以黄兴让步结束。两次倒孙风潮的主角章太炎与陶成章，而以章太炎为最。面对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攻击，孙中山觉得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他致函吴稚晖，叙述《民报》前后情况并列收入开支情况，请吴出面撰写文章，驳斥陶、章二人。

陶成章与章太炎对孙中山发动人身攻击，黄兴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立场十分明确。黄兴认为章太炎对孙中山的攻击言过其实，决定公布章太炎于1907年底致刘师培夫妇的5封信，称章太炎已经成为清政府的“侦探”。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的5封信其实不是给刘师培夫妇，而是托他们转交给张之洞，目的是向张之洞借钱。至于借钱的目的，章太炎没有说明。

黄兴的文章发表后，事态更加混乱。刘师培的妻子何震与章太炎有隙，见章孙交恶，决定给章太炎致命一击。何震致信吴稚晖，揭露章太炎“去岁曾受铁良二百金”。吴稚晖一直被章太炎认定为《苏报》案的告密者，与章太炎关系恶劣。吴稚晖接何震信，如获至宝，立即刊载于《美洲少年报》。

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章太炎是清政府的“侦探”、同盟会的奸细。有人在香港《中国日报》上发表文章，称章太炎是“满洲鹰犬”，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不仅章太炎的革命经历遭到否定，连同他主编的《民报》也一并遭到否定。

对峙的双方已经没有办法坐下来进行心平气和的沟通和协商，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陶成章对章太炎说，既然与孙逸仙“难与图事”，“曷分设光复会？”章太炎与陶成章决定脱离中国同盟会，重新建立光复会。

1910年2月，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宣告重新成立。光复会起初成立于1904年11月，又称复古会，会长为蔡元培，总部设上海。光复会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的多数成员加入同盟会，但有少数光复会会员仍保持独立活动，如徐锡麟、秋瑾等。

新成立的光复会决定总部设在东京，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光复会实际上操控在副会长陶成章手中。陶成章的本意是借章太炎的影响力联络各方，待光复会稳定后，让他担任教育会会长。光复会创办了一份杂志，名《教育今语杂志》，作为机关刊物。光复会是中国同盟会的组成部分，占有三分之一江山。光复会重建，标志中国同盟会公开分裂。

中国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合并而成。有学者提出“同盟会决不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团体联合而成，也不是几个革命团体组成的联盟，而是孙中山继兴中会之后，‘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

笔者认为此说成立。辛亥革命前，全国各地陆续有许多革命团体成立，这些革命团体或分或合，前赴后继，大多昙花一现。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同盟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在这个联合体中，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无疑是主体和骨干。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辛亥革命的三大领袖分别出自于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

号称资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中国同盟会，其分裂内因有四：

其一，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虽然加入中国同盟会，但3会与中国同盟会共同的宗旨只有民族主义。因为宗旨不完全相同，所以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内部摩擦不断。

3个团体与中国同盟会的共同点只有民族主义，中国同盟会的“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没有被华兴会和光复会接受。中国同盟会的宗旨是三民主义，而华兴会和光复会的宗旨是一民主义。

其二，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代表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对革命宗旨和革命手段有不同的认识和解读。

中国同盟会内部的3个主要团体，从地域上看，兴中会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派，华兴会是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为代表的两湖派，光复会是以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为首的江浙派。章开沅将同盟会成员分成左、中、右三派，即以孙中山、朱执信为首的左派，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中派和以章太炎、吴稚晖、汪精卫为首的右翼，他认为各派之间的政见纷争，并不代表“路线斗争”。

其三，中国同盟会经费一直捉襟见肘，是导致分裂的原因之一。

经济问题直接关系到同盟会的政治活动与军事行动。同盟会两次倒孙风潮均与经济有关。章太炎倒孙，认为孙中山拨《民报》2000元太少；陶成章倒孙，要求孙中山拨3000元作《人民报》经费不可得，后又要求孙筹5万元让他回浙江办事，孙中山不能办到。

其四，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对孙中山有成见。

章太炎为《民报》经费问题向孙中山发难，发展到宣布退出《民报》。在此情况下，黄兴指派汪精卫恢复《民报》，章太炎无可指责。章太炎将复刊后的《民报》称为“伪民报”，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民报》不是章太炎的私人报纸，更不是章太炎的私人财产。章太炎借题发挥，是因为对孙中山有成见。

杨天石、王学庄总结中国同盟会分裂的内因说：“同盟会的分裂源于思想分歧，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思想分歧逐渐被掩盖起来，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行会主义和山头主义逐渐上升，旧的感情上的裂痕和新的摩擦、猜忌、怨憎结合在一起，引发出新的攻击。终于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其9个成员中，只有3个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中国同盟会在武昌起义以后继续分裂。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人赞同其一，有人赞同其二，所以出现一民主义、二民主义，一民主义者和二民主义者主要反对民生主义，即平均土地。

中华民国成立后，章太炎等与黎元洪组建共和党。1912年1月3日，章太炎宣布正式脱离同盟会。4日，他创办《大共和立报》，章在发刊辞中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

中国同盟会分裂，孙中山为此作了多方努力，但终未见成效，渐渐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派，即孙、黄等为一方，章、陶等为另一方。中国同盟会分裂的责任严格来说，两派都负有一定责任，章太炎、陶成章应负主要责任。

章太炎、陶成章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曾经大力鼓吹过无政府主义。他们对孙中山经济方面的指责，经过南洋同盟会的调查，证明是不实之词。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章太炎一度消沉，甚至要远走印度当和尚，并且向革命党人的敌人谋求资斧。

孙、黄等一方对中国同盟会的分裂负次要责任。宋教仁曾经批评孙中山“专制跋扈”“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代表了同盟会内部一部分会员的意见。孙、黄等虽为一方，但孙、黄之间不是铁板一块。中华革命党成立，孙中山提出凡入会者必须履行打手模，对他的画像宣誓等手续，遭到黄兴的严词拒绝，孙中山连最亲密的战友黄兴也未能紧密团结。

宋教仁就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的争论说：“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余心，以致籍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又思□会自去年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宋教仁对孙黄之间争论的分析实际上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孙中山的看法。

宋教仁断定同盟会“将来之不能有所为”，表示自己也准备退出同盟会。黄兴、宋教仁是华兴会正副会长，是中国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同盟会成立才1年多，二人便萌生退意，可见中国同盟会组织机构之松散。

《论语·卫灵公》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同大道不同小道，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种种政见分歧，但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还算得上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作者华强，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