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下层普通民众，提倡社会教育，以开启民智，培养人民“认识国际情况，了解民族意识，并具备近代农村生活之常识，家庭经济改善之技能，公民自治必备之资格，保护公共事业及森林园地之习惯，养老恤贫，防灾互助之美德”。所谓的社会教育，就是指普通学校以外的一切文化设施对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近代中国实施社会教育的机构有民众学校、民众识字处、职业补习学校、盲聋哑学校等，其中最重要的机构就是民众教育馆。这一机构汇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音乐厅等各种社会教育事业，采取组织参观、阅读报刊、看戏、办壁报、讲演等方式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

图1 1935年，中山县首届集体婚礼在民众教育馆举办。

清末时期，政府已经在积极推行民众教育，设立宣讲所、图书馆和阅报社，教授民众文字、生计、健康、公民常识及科学常识。尽管这时的社会教育机构规模较小，分布零散，但活动非常丰富，为后来民众教育馆的兴起准备了组织条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社会上的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应当以提高民智为首要任务。鉴于此，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大力提倡社会教育，在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同时规定“通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此后，江苏、四川、浙江、湖南、湖北等省份陆续出现了通俗教育馆或与之类似的机构。其中，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成绩较突出，其内设有博物、图书、体育、音乐、讲演、出版、友谊、事物八个部门，各部门都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战事不断，通俗教育馆还处在起步阶段，发展状况参差不齐。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局势相对稳定，教育事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环境。1928年，江苏省通俗教育馆联合会鉴于本省民众教育事业“名称不一，殊失教育统一之精神”，请求教育部统一教育馆的名称，认为“不如直接命名民众，使民众一目了然，知用意之所在，较为妥当”。1929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将“通俗教育馆”改为“民众教育馆”，以其为教育民众的中心机构。此后，中央政府两次颁布民众教育馆规程：1932年2月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和1935年2月的《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两个规程将民众教育馆定性为“集中各种教育设施，运用各种社会教育方法以达到民众所需要各种教育的综合社会教育事业”，其教育事业有健康、文字、公民、生计、家事、社交、休闲等。20世纪30年代前期，无论从数量、从业人员还是政府投入经费来看，民众教育馆都是发展最迅猛的社会教育机构。从1931年到1936年，全国民众教育馆从900所增至1509所，其从业人员从3820人增至6627人，经费从190多万增至近340万。需要指出的是，这时民众教育馆在全国的分布仍然不均衡，在贵州、青海、新疆等边远省份均未设立。

图2 湖南省立民众教育馆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众教育馆的主要使命转向为抗战服务，其数量也急剧减少至800多所。由于1935年公布的《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已不能适应抗战时期民众教育的需要，教育部于1939年重新制定了《民众教育馆规程》，同时在重庆青木关关口（教育部所在地）设立各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重点培训西北、西南地区的馆长。尽管教育部做了很多努力，但受到战争影响，民众教育馆的经费不甚充裕，设备也很简陋，发展状况大不如前。抗日战争结束后，很快又爆发了内战，民众教育馆最终没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近代民众教育馆的设立及其活动，满足了普通民众多层次的需要，使民众更易获得现代社会的信息与常识，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它虽并未达到“唤醒民众”的预期效果，但在提高民众文化素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